2017年10月31日 星期二

省港罷工定然變味,中史淪為政治工具

新修訂的初中中史科課程無「六七暴動」、「六四」,卻有「省港大罷工」,可以預料,「兩地華人勞工大團結對抗英帝國主義」將成為教師們講授是次罷工的主調。

「省港大罷工」,就客觀史實論,乃中共摧毀香港繁榮穩定的首次嘗試!

儘管背後組織工人離港者似是國民黨,「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委員長蘇兆征、委員鄧中夏李森黃平等全是中共黨員。在已公開的共黨秘密文件中有以下一段:「在省港罷工初發生時,我們主張這次罷工完全由我們來領袖,並且要由我們領袖到底。從反面說,就是不要民黨 (國民黨) 來做這次運動的領袖......」足以證明中共是罷工之始作俑者 (參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

是次罷工令香港經濟出現蕭條,大量商戶倒閉,政府收入大減,幸得倫敦借款三百萬英鎊,方可渡過難關。潘東凱先生新作《今昔維城》卷二「與魔同眠」,指出中共在維城初試啼聲早於 1925 年「省港大罷工」始,合符史實。敢問上述一切,教科書會記載麼?教師們敢教麼?

又港督司徒拔本來打算顛覆廣州國民政府,藉此遏止罷工浪潮。東院總理及華人精英們也對罷工持否定態度。所謂主調,實際是立場有偏、經過篩選的論述,有洗腦之嫌,無益於客觀了解。

假如「省港大罷工」的處理有偏頗,「香港淪陷及抗日活動」只教東江縱隊打游擊、不教香港保衛戰和詹遜成立臨時政府,大概能夠推知。「雞毛蒜皮」是遁辭,有大量檔案、文獻、在世者口述歷史、影像片段存在,難以歪曲篡改,才是「六七暴動」、「六四」不被納入課程的真正原因。

有網民批評用兩年教畢古史根本荒謬,對教師亦是一大考驗,建議:先秦至魏晉南北朝,教一年。隋唐宋盛世,教一年。元明清,教一年。奈何港共最終目的在政治,不在純粹教育 (彼不見官立學校要求學生於課堂上觀看李飛講解《基本法》麼),任坊間建議再多、不滿呼聲再大,恐怕其都聽不入耳。

現今資訊發達,互聯網搜尋簡便,年青人,是時候學會自行解毒,靠個人努力找出歷史真相。


2017年10月30日 星期一

漫談朱子哲學

要談朱子哲學,可以寫上一部專書。坊間普遍分「理氣論」、「心性論」、「工夫論」三部份條分縷析,詳備有餘,理解略嫌未透。竊以為欲明元晦 (朱子的字) 哲思,「理拗不轉氣」的感嘆實屬一大關鍵。

朱子曾說:「理不能有造作,拗不過氣,但氣亦管不得理」、「氣強理弱。理拗不轉氣。」(見《語類》)

世上萬物皆由氣構成,氣卻不一定依照理 (指正當、應然的規範) 而行,它自成一套機括,歧出墮落,理竟無從挽救。舉個例子,自然界很多可愛的小動物本來不應被兇殘的獅子老虎獵殺,血腥吞噬偏偏天天發生。又地震、海嘯、風災時常令無辜生物枉送性命。難道牠們注定不應生存?非也,乃氣自身沉淪而理管攝不得。這是世上一大無可奈何之事,唐君毅稱之為「橫梗」,去不掉的。

宇宙界的永恆缺陷,下落到人生界,即變成性、情之不連貫,心一時向上揚 (成就道德) 一時向下墮 (陷溺於物欲私利而不自知)。

朱子早年雖從學於李延平,但他對延平之學 (用靜坐方法覓得道德本心,作為日常行事的把柄) 其實不了解。他從苦參中和問題 (中和是就喜怒哀樂之已發未發上說) 入手,先奠立「中和舊說」,以未發為性 (以仁義禮智為內容),已發為心,把修養工夫一律用於對治「已發之心」上,及後藉親身體驗發現,「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於是盡棄舊見,改以未發屬性,已發屬情,心統性情,修養工夫也因應此一更改變得更細密、完滿,同時對治「未發之心」、「已發之心」。

喜怒哀樂等情感未向外表露,我們需要用嚴肅收斂的態度涵養。喜怒哀樂等情感表露出來了,我們要看看它們有沒有道理,表露得過不過份 (謂之「省察」)。二者皆須用莊敬的態度進行,故「敬貫動靜」。

又道理非我們主觀偏執,俱客觀載於聖賢書內者。只要放下心浮氣躁,虛心咀嚼,定能看見。朱子「格物致知」,實際是為了輔助「省察」,增長知識不過衍生產物,與清儒「為知識而知識」是兩碼子事。

朱子又「涵養」又「省察」又「致知」(非王陽明的「致良知」) 說一大堆,無非信不過「已發之心」能夠完全無雜質 (即情完全體現性)。理尚且拗不轉氣,情遑論完全受性規範。從單靠「省察」到「涵養」、「省察」、「致知」三頭並進,朱子對人心之醜陋、可一墮到底不能自拔明顯有越來越深的體會。人可憑一善念做仁人義士,但也可憑一惡念成歹徒奸佞,兩者勢力不分軒輊,沒有誰足以壓倒誰,此乃人生界之無可奈何,人生界之「橫梗」。朱子坦白告訴世人這個殘酷事實,並想方設法令人有具體可循的途徑做一個君子,和江西陸象山因而有著根本分歧。

陸象山「因讀孟子而自得之」,其見解基本上是孟子學,無原創意味。孟子信「四端之心」為人內在固有之性,一切罪惡皆由外物引誘所致,象山認同,主張「心即理」,強調「發明本心」以成德。然而,朱子根據個人修身體會,覺得心不是那麼簡單,心有非常可怖的陰暗面 (陷溺於物欲、無止境追逐名利權),令人活得不像人,象山竟將之忽略,未免失於粗疏。

「鵝湖之會」二人的不咬弦,實源於此,雙方矛盾甚至到朱陸去世都未獲消解。

牟宗三質疑朱子無法提供一完滿具足的成德動力,彼偏偏不知朱子之偉大在於斯。我們不妨反省自己的人生,做過好事,未幾變壞,再因緣際會改過自新,可謂時有發生。沒有一了百了的覺悟,只有持續不斷、跌跌撞撞的改過修正 (猶如薛西弗斯推石頭。一再滑落,一再上推)。朱子立足於事實說話,不求人成聖成賢,僅盼人踏踏實實做個好人,那種平易近人,唯孔子《論語》可與之匹配 (錢穆《朱子學提綱》說:「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把孔朱並稱,在哲學義理上是能夠成立的)。

牟氏續批朱子以知識態度講道德,這個講法有一定道理。可是,從另一角度觀,不相信有全善的本心,直面人心醜陋,比較容易契接張灝所說的「幽暗意識」,有利民主制度建設,開出「外王」。人人在公正制度裡提升道德情操,進而採取不同措施防範自然災害,且保護弱小動物和植物,即參贊天地之化育矣!

順帶一提,後來的朱子學者,大多無法領會朱子提「理拗不轉氣」、「氣強理弱」之苦心,汲汲於把理氣打併歸一,朱子哲學自此變質。

2017年10月29日 星期日

十月革命一百周年

俄國十月革命距今快將一百周年。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講法其實不太準確。

馬克思認為,革命只會在一個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發展到相當水平的國家爆發,而且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偏偏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是以農業經濟為主體,革命僅由布爾什維克組織策動,明顯有違馬氏原意。

又國民黨廖仲愷曾說:「列寧談不到主義,列寧是一個政治家,革命家,他簡直是一個縱橫家。他的共產主義,不是一種主義,是一種政策。」列寧主義的稱呼,某程度上是一種虛妄。

十月革命顛覆了以克倫斯基為首的臨時政府,揭櫫「和平、土地、麵包」大旗,建立全球第一個共產政權。可是,列寧死後,先有史太林、托洛斯基的權力鬥爭,再有史太林一人獨裁。1932 - 33 年發生的大饑荒,約 240 萬至 750 萬烏克蘭人不正常死亡。大清洗更使政治審查無處不在,不少無辜者枉死。歐威爾說:「共產主義是戴著社會主義面具的法西斯主義」,可謂觀察入微。

史太林在世,蘇聯到處掛滿他的肖像。他死了,繼任人赫魯曉夫上台,昔日領袖旋即被清算、批判 (指斥史搞個人崇拜),不留半點情面。總之掌握權力的永遠就是對,十月革命實際未有令俄國變得更好。


文臣武官內鬥,郭威慘遭滅門

自從長子魏王劉承訓死後,後漢高祖悲傷過甚,竟致患病。臨終前,他安排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擔任顧命大臣,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高祖未幾去世,由年僅 18 歲的劉承祐即皇帝位,是為隱帝。

蘇逢吉屬文臣 (一般深受儒學薰陶) 系統,其為宰相,多遷補官吏,虛費國用,被屬武官系統的楊邠上奏批評,逢吉不悅。乾祐元年 (公元 948 年) 三月,李濤上疏「今關西紛擾,外御為急。二樞密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 (指蘇禹珪,頗通儒學,以五經中第) 自先帝時任事,皆可委也。」濤亦是文臣,其所言無異於要求隱帝趕一眾武官出中央權力核心,非常嚴重。楊邠、郭威知悉,向李太后泣訴,稱「臣等從先帝起艱難中,今天子取人言,欲棄之於外。況關西方有事,臣等何忍自取安逸,不顧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職,乞留過山陵。」太后介入,李濤被罷政事,勒歸私第。

隱帝想向母親證明對付武官系統非自己意思,於是「制以樞密使楊邠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為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凡中書除官,諸司奏事,帝皆委邠斟酌。」文臣們失勢,「自是三相拱手,政事盡決於邠。」用人、授官等權力皆受到很大限制,「三相每進擬用人,苟不出邠意,雖簿、尉亦不之與......既恨二蘇排己,又以其除官 (授官) 太濫,為眾所非,欲矯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沾一命者。凡門蔭及百司入仕悉罷之。」

楊邠素來不喜歡儒生,曾說:「國家府廩實,甲兵強,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跡近法家,一味側重富國強兵。鬥爭勝利無疑加深他的成見,帶來的負面效果是隱帝不復親近儒臣,「隱帝乾祐二年,三叛既平,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太后屢戒之,帝不以為意。七月,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不聽。」

文臣於政治、經濟方面的建議容或有迂腐不知變通處,他們也愛結黨營私,排斥異己。可是,從提醒檢點君主修身立德、謹言慎行、勤於政務上,文臣仍有其作用,不可棄之如敝屣。

契丹入寇,橫行河北,朝廷商議用郭威鎮鄴都,史弘肇希望郭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過往並無先例反對 (此見文官之迂腐不知變)。隱帝最後聽從弘肇建議。弘肇獲主上撐腰,變得目空一切,與郭威祝酒期間,竟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舊五代史》:「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焉足用哉!」) 文臣飽受排擠,彷彿到了窮途末路。

適逢武官們為後漢帶來初步安定:「帝自即位以來,樞密使、右僕射、同平章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弘肇典宿衛,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不卻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公私困竭,章招摭遺利,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衡,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餘積,以是國家粗安。」

前路茫茫,滿腔鬱悶,無處宣洩,遂有蘇逢吉譏笑史弘肇妻子閻氏為酒妓的鬧劇:「未幾,三司使王章於其第張酒樂,時弘肇與宰相、樞密使及內客省使閻晉卿等俱會。酒酣,為手勢令,弘肇不熟其事,而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弘肇曰:『近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妓也,弘肇謂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毆逢吉,逢吉策馬而去,弘肇遽起索劍,意欲追逢吉。楊邠曰:『蘇公是宰相,公若害之,致天子何地,公細思之!』邠泣下。弘肇索馬急馳而去,邠慮有非常,連鑣而進,送至第而還。自是將相不協如水火矣。」(《舊五代史》)

值得注意是郭威的態度。從他對隱帝說:「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徇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至於疆之事,臣願竭其愚駑,庶不負驅策。」,其雖屬武官系統,卻似未排斥文臣。惜乎他被外調。

史弘肇、楊邠之氣燄囂張不久為自身招致殺身之禍。李太后有故人之子求補軍職,弘肇怒而斬之。李太后之弟李業求補宣徽使,邠、弘肇予以阻撓。閻晉卿、聶文進、郭允明等有寵於隱帝,久不遷官,漸對二人心生怨恨。加上弘肇不滿隱帝「賜伶人錦袍、玉帶」、邠反對隱帝立所愛耿夫人為后 (耿夫人死,帝欲以后禮葬之,邠都以為不可),隨著隱帝年齡漸長,「厭為大臣所制」,卒之萌生除去二人的念頭。

蘇逢吉知李業等怨弘肇、邠,暗中煽動挑撥。隱帝於是與業、文進、允明密謀誅弘肇、邠。李太后得知,無力勸止 (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閨合所知。」拂衣而出)。乾祐三年 (公元 950 年) 十一月,隱帝在朝上以謀反罪殺楊邠、史弘肇、王章,接著又盡殺其親人、黨羽、侍從。武官系統遭整肅。

身為武官系統之一員,郭威自然不能免禍,李業命劉銖誅郭威全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郭威收到被滅門的消息,命其養子柴榮鎮鄴都,親自領兵南下。

[主要參考資料]

1.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2. 薛居正,《舊五代史》。

2017年10月28日 星期六

金督之治

金文泰上任後,積極重建貧民區,改善環境衛生。1929 年 9 月,九龍醫院 (位於何文田亞皆老街) 落成啟用,這是九龍區首間公立醫院,由金督本人親自主持揭幕儀式。

為應付龐大醫療服務需求,港府又計劃在薄扶林興建瑪麗醫院,代替服務逾半世紀、位於西營盤的國家醫院。醫務衛生局 (1938 年改稱醫務衛生署) 成立,旨在進一步推動醫務工作的發展。經過一番努力,鼠疫幾乎絕跡,瘧疾一類熱帶傳染病也受到有效控制。

針對食水供應不足,金文泰下令擴建城門水塘。城門水塘位於今荃灣區城門谷一帶,為第一個把所儲存的水由新界區輸往港島區使用的水塘。1923 年動工興建時,港府特意聘請英國工程顧問阿歷山大‧賓尼及迪勤公司 (Sir Alexander Binnie Son & Deacon) 的技術人員,以及曾協助興建星洲山頂水塘的南洋工人參與,人數一度高達 2000 多人。工程時間緊迫,加上未完全掌握使用炸藥的技術,致使多宗意外發生,很多工人更感染風土病。

水塘擴建,奈何大旱未幾襲來 (全年雨量只有 69.82 寸,人口卻接近 80 萬)。1929 年 4 月,全港實施 7 級制水,6 月,所有樓宇水喉停止供水,居民須到食水供應站領水使用。食水供應站每天供水 2 小時,80 萬居民僅能靠街上 306 個水龍頭取水過活,水荒異常嚴重。各團體紛紛舉行集會要求改善,有關當局遂採取應急措施,從中國大陸調食水南下。

食水短缺觸發 20 萬居民離港返鄉。金文泰後來接納以海底水管輸水建議,1930 年建成全港第一條海底輸水管,藉此解決食水供應緊張問題。

「啟德濱」原本是「啟德營業有限公司」(何啟和區德合資經營) 用作發展花園城市住宅區的新填海地段。1924 年 2 月,美國人哈利‧亞弼 (Harry Abbott) 租用部份填海土地開辦飛行學校,飛行學校不久停辦。適逢「啟德營業有限公司」缺乏資金繼續進行計劃,港府於是在 1927 年 12 月用港幣 1,007,250 元購入地皮,將之改建成「啟德機場」(民用機場)。英國皇家空軍的飛機亦駐紮於該處。

1928 年,混凝土下水滑道建成,可供水上飛機在九龍灣升降之用。港府 1930 年聘請了首位機場監督,同時由船政廳 (Harbour Department) 管轄各種航空活動,船政廳長豪輅 (George Francis Hole) 兼任航空事務處處長。

「啟德機場」每有航班升降,客機必定飛越九龍城區樓房上空,被譽為「全球十大最危險機場」之一。不過,有趣的是,同屬英國殖民地的直布羅陀,其機場的危險程度與香港的不遑多讓。跑道兩旁不時有警察截停車輛路人,方便飛機升降。

教育方面,金文泰鼓勵香港大學增設中文系,邀請前清翰林賴際熙、區大典教授傳統經籍,為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激進思潮降溫 (魯迅等反對封建禮教的文人學者大力抨擊)。另外,他響應周壽臣、羅旭龢、曹善允、馮平山等倡議,成立首間中文官立學校,名為官立漢文中學 (即金文泰中學)。

今天,港共政權不懂急市民所急,我城失去英國做靠山,連昔日地標都不復見,只有屏風樓、大媽舞。反觀直布羅陀,飛機依舊穿越人群鬧市,還有類似廉租屋的樓房,那面米字旗真的很重要!

[主要參考資料]

1. Russell Spurr,《Excellency: The Governors of Hong Kong》。

2.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3. 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

4. 魯迅,<略談香港>。

5. 毛來由,<在直布羅陀尋找「香港」>。

2017年10月27日 星期五

淺談西方哲學演變

希臘哲學始於運用理性建立一套套本體論和宇宙論,發皇於以知識態度談道德、價值。蘇格拉底認為,知識即道德,一個人無法成為好人,源於他在某些方面無知。故此,「真知」對成就德性、活出有意義人生非常重要,嚴格邏輯思考因而被看重。

基督教神學與希臘哲學合流後,哲學家開始把理性用於思考上帝存在、罪惡與全善能否並存。最有名莫過於聖多瑪斯的「五路證明」,以及聖奧古斯丁「惡不是上帝的責任,乃人運用自由意志犯罪的結果,而自由意志彌足珍貴,不得不給予」。

歷文藝復興而至啟蒙時代,重心雖返回人類世界,但邏輯思辯、純粹求知的態度始終未被放棄。斯賓諾莎撰《倫理學》,全書用歐幾里得幾何學方式書寫,一開始就給出一組公理和各種公式,把人的思維、情感、欲望等當作幾何學上的點、線、面來研究,從中產生命題、證明、推論、解釋。黑格爾甚至說:「世界歷史是合於理性的自由進程」。

唯獨康德,清楚知道理性有其界限。理性無法回答人成就道德的問題,也無法回答形上本體和物自身的問題。人欲做好人,必須充分彰顯其自由意志,謹言慎行,且為自己言行負責。拋開理性、思辯來談成德,可謂西方哲學一大轉捩點,泛知識主義道德觀遭摔破,倒契接中國宋儒陸象山「堯舜以前曾讀何書來?」「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

上世紀流行的存在主義 (肇始於齊克果,齊克果是十九世紀人),覺得人生價值、意義非透過理性發現,而是存在者親自賦予。西哲面貌再度為之一新。勞思光說:「存在主義的全盤理論,都緊綰在『情意我』這一個中心上。」(《存在主義哲學新編》) 看得很準確。

2017年10月26日 星期四

廖仲愷形左實右

廖仲愷向來被視為國民黨內偏袒共黨分子者。然而,李雲漢教授對此不以為然。在《從容共到清黨》一書中,他提出了很多歷史證據證明廖形左實右。

1924 年 6 月 12 日,廖接任廣東省長,有見當時社會滿佈政府即將實行共產的謠言,廖以省長名義發表公告闢謠:

「近日有人散佈謠言,謂政府將實行共產。查共產主義,雖以俄國革命成功之後,尚不能實行,而以新經濟政策為救時要劑,可知謀國之道,端在按切時宜,對症發藥。況中國現處產業落後之境遇,方當為國民謀發達實業之不暇,而欲主張共產,此其人非愚即狂。本省長為國民黨黨人,非共產黨黨人,對於國民黨之宗旨主義,二十年來未之有改。伏讀大元帥手著建國方略,於實業計劃條列至詳。依實業之性質,分為國家經營與個人經營兩種,對於個人企業,由國家獎勵,兼以法律保護之。且近數月來,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公佈,與機關報之言論,及中央執行委員之演講,彰彰在人耳目,無可疑者。故不察是非而貿然附和此種傳說者,實為不智。藉以為構誣造謠之用,以冀淆惑人心者,實為不仁。為此特行佈告各界人等,一體知悉。對於此等謠言,切勿輕信;如有造謠生事者,定行嚴懲不貸。」

廖不贊成共產主義的清晰立場,尚見於其私人談話中有「中國決不能共產」一語。

胡漢民回憶:

「民國十二年,總理一心要改組中華革命黨,廖先生首先贊成。但是廖先生對於共產主義始終不以為然,大家千萬不要誤會。兄弟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或許有幾分贊成,但決不贊成蘇俄共產黨。當我們二人談起主義時,兄弟問他:『你以為馬克思主義如何?』他便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不當,持論比兄弟還要透闢。後來又問他:『你既不贊成馬克思主義,是否贊成列寧共產主義呢?』他說:『列寧談不到主義,列寧是一個政治家,革命家,他簡直是一個縱橫家。他的共產主義,不是一種主義,是一種政策。』由此可見廖先生對於共產主義是如何的懷疑不信任。」(<廖仲愷先生精神不死>,見《革命理論與革命工作》第七輯)

不只批評馬克思主張不當,更指出列寧主義之虛妄,好一句「列寧談不到主義」,試問共黨分子情何以堪?廖非「親共」顯而易見。

廖起用共黨馮菊坡、彭湃分任工、農兩部秘書,多少有點迫於無奈,因「國民黨人有的不願做,有的不屑做,有的不能做」。

陳公博說:

「廖 (仲愷) 先生拿著農工廳徵求我的同意。我為履行我的主張,堅決不就。廖先生說:你不幹,只有 CP (指共黨) 來幹,我實不願意交 CP。革命黨單只顧個人意見,而不顧黨的利益嗎?我受了廖先生的責備,不得不幹。」(<覆疑始函 - 陳公博與實際政治>,刊《革命評論》第七期)

黃仁宇認為,國民黨僅能為現代中國建立「高層機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政府),卻無法有效建立「低層機構」(正視農工低下層生活需要,爭取他們支持),正好印證陳所言非虛。

國民黨人無心注重農工運動,廖則覺得:

「我國農工佔十分之九,農工階級受經濟壓迫,無路謀生,他一天做十數小時的工,且不得兩餐飽食,何有餘力教育子女呢?全國國民十之九無受教育機會,知識當然落後,國何能強:若要中國強,必須提高農工地位,引導他有政治知識、方有希望。且農工俱為我同胞,當有互助義務,農夫耕田,秋寒盛暑風雨飄搖之時,辛苦作工,每日充饑者不過薯芋,以穀米供給他人,養蠶繅絲者祇穿布衣,建造工人,僅住棚廠,農工辛苦供給我們衣食住,飲水思源,我們不當助他嗎?挽救農工即所以挽救中國。」(《廖仲愷先生哀思錄》)

一部份國民黨老黨員為了反共,不惜與北方軍閥接近,廖尤其看不過眼:

「現在吾黨中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詡為老革命黨,擺出革命的老招牌,以為做過一回革命黨以後,無論如何勾結官僚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及極力壓抑我國最大多數之農工界,也可以稱為革命黨,以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發生清血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個虛名,那個人無論從前於何時何地立過何種功績,苟一時不續行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時有反革命的行為,便立刻變成反革命派。」(胡漢民前引文)

儘管廖表示「我們不能讓共產黨這樣肆無忌憚,應該想方法來糾正一下」、「俄國有第三國際,我們可否養成力量,也另外號召一個國際?如果我們的力量不夠,至少應打通第三國際不做俄國的工具才好」(同上),黨內老同志仍舊痛罵他「喪心病狂,獻媚共黨」。廖未幾遇刺身亡。

何香凝於共黨 1949 年建政後替其服務,前港澳辦主任廖暉的祖父即是廖仲愷,假如廖泉下有知,心裡必定有氣,猶如孫中山知道妻子宋慶齡「投共」的話,內心必定抑鬱難平。


2017年10月25日 星期三

三叛連兵

王景崇奉命入關中剿討,卻未有把侯益殺害,侯益後來利用豐厚家財賄賂史弘肇、楊邠等人,史楊為其說好話,隱帝遂以侯益任開封尹兼中書令。

侯益進入中央權力核心,經常在朝中毀謗景崇。景崇內不自安,心懷怨望,適逢趙思綰 (原本是趙在禮部下,後依附趙延壽之子趙匡贊) 於長安發動兵變,景崇於是加入反叛行列。有一李守貞 (曾與杜重威投降契丹),為護國節度使 (即河中節度使) 兼中書令,亦「與永興 (即長安)、鳳翔 (指景崇) 同反」,自稱秦王。三鎮聯合作亂,史稱「三叛連兵」。

李守貞之所以作反,源於「聞杜重威死而懼」。他「自以晉世嘗為上將,有戰功,素好施,得士卒心」,「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不臣之心早已萌生。

朝廷派郭從義、白文珂、王峻等領兵討伐 (乾祐元年,即公元 948 年,四月),豈知從義、峻交惡如水火,隱帝最後以郭威為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規定諸軍皆要受其節度。臨行前,郭威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郭威聽從,由是眾人皆歸附之。

扈彥珂建議把李守貞視為首要敵人:「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掎吾後,此危道也。」郭威予以採納,兵分三路進攻 (從陝州、同州、潼關分道進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士兵們因而歸心。

郭威嚴陣以待 (和李守貞輕敵成一對比。守貞輕敵見於「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坐而待之。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己亥,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噪,守貞視之失色」),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挖長壕,築連城,列隊伍,把李守貞重重包圍。守貞屢次出兵突圍,皆大敗而回。

城內糧食耗盡,餓死者日眾,守貞一邊憂慮,一邊仍相信國師總倫 (為一僧人) 妄言:「大王當為天子,人不能奪。但此分野有災,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之時也。」愚昧至極。

乾祐二年 (公元 949 年) 四月,河中城中食盡,死者過半。七月,郭威攻陷河中,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總倫等被送往汴京受磔刑 (凌遲處死)。

趙思綰五月「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為軍糧」(趙思綰好食人肝,嘗面剖而膾之,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膽,謂人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七月出降,未幾被殺,及其父兄、部曲三百多人。

王景崇「盡殺侯益家屬七十餘人」,趙暉 (奉隱帝命討伐) 進攻鳳翔,景崇向蜀主孟昶告急,孟昶命安思謙出兵救援。隨著李守貞、趙思綰死去,河中、長安相繼平定,僅剩下景崇困守危城。十二月,景崇舉族自焚死,部下公孫輦、張思諫等投降。

[主要參考資料]

1.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2017年10月24日 星期二

強國崛起?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式寫入黨章。「新時代」的「新」字非常有意思,暗示「舊時代」已經過去,舊一套意識形態亦應該退位讓賢。「舊時代」者,鄧小平所身處的七、八、九十年代也。而舊一套意識形態,指:(1) 外交上盡量「韜光養晦不出頭」(2) 內政上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務實地令「一部份人先富起來」(3) 於港澳落實「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以之作為兩岸和平統一的示範單位。

種種跡象顯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以下內容:(a) 外交上要「走出去」,宣揚中國「好聲音」、「好故事」,積極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 (b) 內政上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21 年 (即中共建黨一百周年) 徹底滅貧 (c) 牢牢掌握對港澳全面管治權,使「高度自治」與之有機結合。不排除 2021 年前武力統一台灣。

為免傳出「壞聲音」、「壞故事」,習高調要求「黨媒姓黨」,且打壓多份批評時政的自由派刊物,收窄言論出版空間。「一帶一路」,中央財經大學教授王福重直指,「在這裏投錢我覺得就是『打水漂』(即有去無回)!」「有線電視」新聞部訪問甘肅省定西市臨洮縣一鄉民,其全家每月僅獲得政府 300 多元補助,全中國脫貧無異於毛澤東 1958 年高呼「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癡人說夢。「有機結合」云云則更是「一國」取代「兩制」之遁辭,壓力倍增,反中意識及分離主義注定滋長。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果真對中共管治有益?筆者只見它將中共帶入絕境!

新的意識形態有問題,中央政治局常委據聞有可能由趙樂際、汪洋、韓正、粟戰書、胡春華、陳敏爾、王滬寧擔任。假如屬實,幾乎清一色是習親信心腹。一旦習施政出錯,誰能糾正?委實啟人疑竇。

汪洋、胡春華屬於「(共青) 團派」,胡曾向習輸誠表忠。「大內總管」粟戰書向來是習左右手,地位與王岐山相若。王滬寧是習理論智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即出自他手筆。陳敏爾是習主政浙江期間,替他於《浙江日報》「之江新語」專欄發表文章的「槍手」、文膽。趙樂際和習同為陝西人,其祖父與習仲勛是西北軍政同僚,因把習插隊當知青時的延安梁家河村弄成革命聖地,令習龍顏大悅。韓正帶有「上海幫」色彩,可能是妥協底下的常委人選,但畢竟勢孤力弱。

如斯形勢,猶如回到一人專制的時代。寄望習做「戈爾巴喬夫第二」的固然會失望,對中國民主化、現代化有期待者也未免要痛心疾首。

《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說:「中國已經完全復辟成為一個擁有現代手段的封建帝國,其專制能力已極大化於歷朝,破曉之周期不容低估,我們不能不忍耐一段歷史的裁決。」無獨有偶,英國牛津一位來自挪威的社會學家 Stein Ringen 用「完美的獨裁」來形容今日中共。

強國崛起,香港苦了!

2017年10月23日 星期一

後漢建立

劉知遠入汴京,各地藩鎮相繼來降。知遠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同時改國號「漢」,用「天福」為年號,以示未忘後晉。

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奉表歸順,知遠徙他為歸德節度使,以高行周代之。重威依附契丹出賣晉室,內心時常疑懼不安,遂遣其子杜弘璲向麻答 (耶律德光堂弟) 求援,麻答遣將領楊袞率幽州兵 (指揮使為張璉) 赴魏州。知遠聞訊,詔削奪重威官爵,下令高行周和慕容彥超領兵討伐。

彥超欲急攻城,行周反對,二將由是不咬弦。知遠恐生變故,決定御駕親征。天福十二年 (公元 947 年) 十月,知遠抵達鄴都。重威閉門死守。城內糧食逐漸耗盡,將士出降者越來越多。彥超請攻城,知遠同意,豈知中伏,「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賠了夫人又折兵。

原來知遠入汴京時,曾把契丹留下的幽州兵一千五百人盡殺於繁台之下,還誣告他們有心叛變。張璉知道投降後漢不會有好下場,於是把心一橫,漠視知遠「許以不死」的招諭,率二千幽州兵協助重威進行堅壁清野。「繁台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耳。」幽州兵視死如歸,一時竟令知遠束手無策,鄴都久攻不下。

有一王敏,自重威反叛後,多次涕泣進諫。鄴都「食竭力盡」,守不下去,重威遣敏奉表出降,重威子弘璉、妻子石氏 (晉之宋國長公主) 亦來見。「城中餒死者什七八,存者皆尪瘠無人狀」。張璉要求知遠信守承諾,批准兵士返歸鄉里,怎料重威一出降,張璉等數十名將校全被殺害 (此見知遠不講信用,心狠手辣)。知遠聽從郭威建議,去除重威軍事及經濟實力,復以之為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 (「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可見重威於民間不受歡迎)。

重威謀叛甫平息,關中即發生鳳翔節度使侯益被後蜀招降事件。

蜀主孟昶遣樞密使王處回來招降,又遣綿州刺史吳崇惲厚贈禮幣,侯益最終答應。知遠擔心他和趙匡贊 (趙延壽子,恐不為漢室所容,遣使降蜀)、蜀軍有勾結,詔右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率領禁軍數千前往剿討。

隨著匡贊附漢 (李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曰:「燕王入胡,豈所願哉。今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蹄涔不容尺鯉,公必悔之。」匡贊乃遣恕奉表請入朝......帝問恕:「匡贊何為附蜀。」對曰:「匡贊自以身受虜官,父在虜廷,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臣以為國家必應存撫,故遣臣來祈哀。」帝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虜。今延壽方墜檻穽,吾何忍更害匡贊乎。」)、王景崇屢敗後蜀部隊,侯益態度有所轉變,「閉壁拒蜀兵」。

關中有望恢復穩定,知遠卻於天福十三年 (乾祐元年,公元 948 年) 正月病逝,臨死前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眾,並其子弘璋、弘璉、弘璨皆斬之。」二月,皇子劉承祐即皇帝位,是為隱帝 (知遠是後漢高祖)。

[主要參考資料]

1.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2017年10月22日 星期日

蓄婢爭議平息

因兩名妹仔被綁架案件開審,致使蓄婢問題再次備受熱議。

早於 1918 年 8 月,梅含理曾經解釋,蓄婢制並非奴隸制,幾乎每個有能力的華人家庭都會蓄婢。殖民地部也反對過份干涉本地風俗。

不過,希士路活夫人接連撰文批評蓄婢,她後來更在英國號召國會議員起來反對,輕描淡寫式的冷處理似乎不易做到。殖民地部不斷接到反奴隸制及保護土著協會、費邊社、國際婦女選舉權同盟等投訴,反對蓄婢會甚至在 1921 年成立,劉鑄伯、葉蘭泉有見及此,於是組織防範虐婢會 (保護妹仔協會),提倡管制而非根本廢除蓄婢。

雙方展開角力。反對蓄婢會得到本地宗教團體如基督教女青年會支持,許多勞工工會也贊成廢除妹仔。防範虐婢會則主要有東華醫院董事局、保良局等為之撐腰。

1922 年 2 月,殖民地大臣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向英國下議院說:蓄婢制應當廢除,替反蓄婢運動打下一支強心針。時任港督的司徒拔認為時機不合適 (剛經歷「海員大罷工」,元氣未恢復),而且指出華商們必定反對。邱吉爾未予理會,向下議院承諾一年內禁婢。

劉鑄伯等紛紛發表言論合理化蓄婢制,司徒拔亦揚言「過於干涉本地風俗可能令華人對英國統治者產生異心」。然而,這無阻《家庭女役條例》(又名《女性家居服務條例》) 在 1923 年通過。

法例實施後,新的妹仔不准被轉讓,十歲以下女孩不能當家傭,其餘卻成效不彰。適值廣東政府 1927 年 3 月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奴隸制,並收繳買賣婢女契約註銷,反對蓄婢會遂去信反奴隸制及保護土著協會投訴,協會致函《曼徹斯特衛報》(自由派報章),殖民地部旋即備受千夫所指 (未有履行邱吉爾向國會許下的承諾)。

金文泰辯解:沒有證據顯示妹仔數目上升,廢止蓄婢不能操之過急 (免得華人離心),中國大陸的廢婢法律沒有貫徹執行。可是,英國輿論界已有<英國旗下的黃種童奴>一類聳人聽聞的文章出現,歷史學家蘇珊‧佩德森 (Susan Pedersen) 還表示這個問題「關乎英國統治的廣大聲譽和責任」。隸屬工黨的下議院議員愛倫‧威爾金森 (Ellen Wilkinson) 向保守黨殖民地大臣里奧‧艾默里 (Leo Amery) 要求重新審視港府對妹仔的政策,尤其為金文泰增添壓力。

1929 年,《家庭女役條例》修正案在立法局獲得通過,港府勒令所有妹仔必須在 1930 年 5 月 31 日前接受登記,並由當日起停止接受登記,以及嚴禁販賣妹仔。同時,派出專責人員探訪妹仔,確保她們得到人道對待,定期獲發薪金 (韋爾許覺得,金文泰做法與工黨 1929 年勝出大選、新任殖民地大臣帕斯菲爾德勳爵是費邊社成員有關)。

儘管華人 (包括立法局議員曹善允) 為修正案醜化抹黑蓄婢忿忿不平,殖民地部對此大致滿意。妹仔存廢爭議,總算順利平息。

但蓄婢風俗畢竟未能完全根絕,坊間仍有秘密販賣妹仔的情況 (用「養女」名義進行販賣)。一直到 1938 年 4 月立法局立法強制所有「養女」都須向華民政務司登記,蓄婢才逐漸式微。

利用英國言論及新聞自由製造輿論,再和當地相關團體合作,爭取下議員支持,向殖民地部施壓,改善香港有問題狀況。這是香港過去能夠致治、邁向現代化的關鍵 (為蓄婢爭議所昭示)。缺少英國豐富深厚的民主傳統,華夏文化污垢絕對無法被蕩滌,香港不會擁有現在摩登、文明的模樣。

[主要參考資料]

1.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2. 韋爾許 (Frank Welsh),《香港史 - 從鴉片戰爭到殖民終結》。

2017年10月21日 星期六

花園城市

香港自開埠以來,一直未有具體房屋政策。直至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全球經濟起飛,加上大陸政局混亂,無數難民和富商帶同資金和技術來港,令房屋需求大增。「海員大罷工」更令大量工人北返,導致勞工短缺,港府為吸引他們回流,於是著手解決房屋不足的問題。

1923 年,港府與房屋委員會 (由民間代表、承建商等組成) 共同商議。有人主張用低價將土地撥給志願團體或承建商,興建簡單房屋,為工人提供租金低廉的住所。有私人財團則向政府建議發展「花園城市」,讓居民可於市區享受到郊外的大自然生活。

「花園城市」(Garden City) 概念最早由英國城市規劃師賀維 (又譯霍華德,Sir Ebenezer Howard) 提出,是一種「將人類社區包圍於田地或花園的區域之中,以平衡住宅、工業和農業區域比例的都市計劃概念」。1911 年,九廣鐵路香港段通車,葡籍立法局議員布力架 (J. P. Braga) 搶先倡議把九龍塘發展為「花園城市」(港島維多利亞城發展接近飽和,土地不敷應用,居港外籍的中、上層階級因此把目光投向筆架山腳的九龍塘。不少葡人亦從港島移居至新開發的何文田、九龍塘一帶居住)。

後來英國商人義德 (C. Montague Ede,也是立法局議員) 以「九龍塘及新界發展公司」名義,將約 25 公頃土地發展為低密度的大型住宅區「九龍塘村」(Kowloon Tong Estate),西靠九廣鐵路,東至窩打老道,南至界限街,北至歌和老街。平整土地及處理排水系統一律由港府負責,「發展公司」主要向預先認購的業主集資 (透過售賣樓花)。

計劃進行得如火如荼,義德偏偏於 1925 年病逝,適逢「省港大罷工」爆發,項目一再拖延,「發展公司」陷入嚴重的財政困難 (1929 年清盤)。幸好港府及時注資接管,完成 250 幢洋房,「花園城市」概念才得以在香港落實。

「九龍塘村」極富英國鄉村小鎮特色,許多街道都是用英國的郡 / 城鎮命名,如雅息士道 (Essex)、羅福道 (Norfolk)、舒梨道 (Surrey) 等 (藉以緩和英人思鄉之情,跟東晉王導採用「僑寄法」安撫北方移民性質類似)。兩層有迴廊騎樓獨立式洋房,具備前後花園,加上使用電燈及抽水馬桶,且設有多個休憩公園及會所,委實是居住的絕佳地方!

可惜當時低下層無福消受,不久經濟大蕭條、香港淪陷接踵而來,改善基層市民居住環境始終「只聞樓梯響」。

二戰結束後,國共兩黨未幾展開內戰,大量難民湧至。1953 年聖誕夜發生的石硤尾大火,直接觸發港府介入發展公營房屋。從徙置大廈到廉租屋、居屋,基層住屋問題總算獲得妥善解決,時值麥理浩在任。新加坡房屋政策甚至以香港為濫觴。

近年,住屋再度成為問題,港共竟引入貨櫃屋、「良心劏房」(協助社福機構把空置舊樓單位改建成符合安全衛生標準的合法劏房,廉價出租給基層家庭),年青人怎能不戀 (英) 殖?

[主要參考資料]

1. 《香港歷史系列 III - 安居屋簷下》,http://hkhistory.etvonline.hk/2015/ep8.php。

2. 曾肇弘,<九龍塘品味花園城市>,http://www.orangenews.hk/topic/system/2015/10/06/010022004.shtml。

3. <香港僅存花園城市 - 九龍塘村>,《蘋果日報》(2015 年 8 月 27 日)。


遼世宗即位

遼太宗耶律德光在北歸途中病逝,契丹將領們擁立耶律阮做新皇帝,是為遼世宗。

耶律阮原名耶律兀欲,是人皇王、東丹國王耶律倍的長子。耶律倍於皇位繼承鬥爭中失利,憤而投奔後唐,最後客死異鄉 (卒於滑州)。耶律阮當時留在國內,未幾跟隨叔父南征後晉。

太宗死,趙延壽恨其負約 (太宗答應,滅後晉事成,延壽可成為新任中國君主),領兵入恆州,耶律阮也跟著率兵進入。諸將密議,奉耶律阮為宗主,延壽不知,「自稱受太宗遺詔』,對耶律阮的供饋與諸將相同,耶律阮由是心生怨恨。

會同十一年 (公元 948 年),耶律阮召趙延壽、張礪、李崧、馮道到住所飲酒,席間利用妻子和延壽的「兄妹關係」,誘鎖延壽 (「帝妻素以兄事延壽,酒數行,帝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食頃,帝出坐,笑謂張礪等曰:『燕王謀反,已鎖之矣,諸君可無慮矣。』」)。去除大患後,耶律阮以兄子身份襲位,不過,無述律太后之命,復有太宗子作為潛在競爭對手,耶律阮內不自安。

諸將支持耶律阮亦非偶然。且說耶律阿保機於扶餘城駕崩,述律太后曾殺酋長及諸將數百人 (大部份贊成耶律倍做皇帝)。為免歷史重演、慘遭屠戮,遂藉著支持耶律阮以求自保。

述律太后知悉耶律阮被立為帝,且勒兵北歸,大為震怒,曰:「我兒南征東討,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汝父棄我,走投外國,乃大逆人也,豈得立逆人之子為帝乎?」派耶律李胡 (阿保機第三子) 率軍抵拒。雙方交戰於泰德泉,李胡為耶律劉哥、耶律安端 (阿保機弟弟) 所敗。

有一耶律屋質,不忍見內亂發生,嘗試遊說述律太后和耶律阮各讓一步,締結和議:

「時屋質從太后,世宗以屋質善籌,欲行間,乃設事奉書,以試太后。太后得書,以示屋質。屋質讀竟,言曰:『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願竭死力。若太后見疑,臣雖欲盡忠,得乎?為今之計,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即宜速戰,以決勝負。然人心一搖,國禍不淺,惟太后裁察。』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書示汝?』屋質對曰:『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長策,與永康王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后不疑臣,臣請往。萬一永康王見聽,廟社之福。』太后乃遣屋質授書於帝。帝遣宣徽使耶律海思復書,辭多不遜。屋質諫曰:『書意如此,國家之憂未艾也。能釋怨以安社稷,則臣以為莫若和好。』帝曰:『彼眾烏合,安能敵我?』屋質曰:『即不敵,奈骨肉何!況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臣之族執於李胡者,無噍類矣。以此計之,惟和為善。』左右聞者失色。帝良久,問曰:『若何而和?』屋質對曰:『與太后相見,各紓忿恚,和之不難;不然,決戰非晚。』帝然之,遂遣海思詣太后約和。往返數日,議乃定。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太后謂屋質曰:『汝當為我畫之。』屋質進曰:『太后與大王若能釋怨,臣乃敢進說。』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質借謁者籌執之,謂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太后曰:『立嗣聖者,太祖遺旨。』又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稟尊親?』帝曰:『人皇王當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舍父母之國而奔唐,子道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惟怨是尋。太后牽於偏愛,托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速交戰!』擲籌而退。太后泣曰:『向太祖遭諸弟亂,天下荼毒,瘡痍未復,庸可再乎!』乃索籌一。帝曰:『父不為而子為,又誰咎也!』亦取籌而執。左右感激,大慟。太后復謂屋質曰:『議既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永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疑?』李胡厲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禮有世嫡,不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尚以為非,況公暴戾殘忍,人多怨讟。萬口一辭,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太后顧李胡曰:『汝亦聞此言乎?汝實自為之!』乃許立永康。帝謂屋質曰:『汝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質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付,故如是耳。』上喜其忠。」(《遼史》)

太后終於首肯耶律阮做皇帝。

耶律阮進行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將南面官、北面官合併成南北樞密院 (後南北樞密院合併成一個樞密院)。自此,遼國逐漸從部落聯盟形式邁向中央集權。

耶律李胡和述律太后不久意圖謀反,耶律阮把二人軟禁在祖州。「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於酒色,侮諸宰執」,致使「國人不附,諸部數叛」。天祿四年 (公元 951 年),耶律阮被耶律察割殺死,年僅 34 歲,在位 4 年。

[主要參考資料]

1. 葉隆禮,《契丹國志》。

2017年10月18日 星期三

習匪牢牢扼斃香港

中共十九大開幕,習近平有關港澳工作的報告惹人注目。

習提到:「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中央對香港、澳門全面管治權......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

「港人治港」一轉而為中央牢牢掌握對香港全面管治權,「港人治港」等於被宣告死亡!利用舐共港奴在香港推行一面倒親共政策,「高度自治」有多高度,頗成疑問。加上行李門、DQ 案、一批批政治犯早已證明「兩制」不復存在。當「一國」消融「兩制」、港奴起勁賣港、自治僅屬低度,香港特別行政區實際即是中共一個二線城市,行政長官則是二線城市市長 (地位還不如深圳市市長、廣州市市長)。

2014 年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首次指出「中央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高度自治」是「中央給多少,香港就有多少」。習現在再三強調,新意雖欠奉,卻可令一眾對他仍存有幻想的人心息。原來習一直知情,無「江派」從中作梗,無張德江、張曉明、689 擅作威福,乃中共自上而下一支竹竿直插到底的強硬路線的體現。

香港被習匪摧毀,連唯一希望也失去,「港人日後如何自處?」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遙想南越國被漢武帝滅亡 (假借統一之名),嶺南地區不時有起義發生,差不多每十數年就有一次叛亂。又原住民持續抗拒漢化,下迄宋代。

不要動輒輕生,傳頌我城有過的輝煌歲月,保存好歷史,伺機效法波蘭共和國流亡政府 (二戰時,波蘭被德國與蘇聯佔領後所成立的流亡政府,常駐倫敦,領導境外波蘭人進行抗戰),反共復國。一時難受不代表永遠,勝利最終會站在我們這一邊。

2017年10月17日 星期二

毛時代的幽靈未曾遠離

毛澤東 1976 年病逝,距今已經四十一年。然而,習近平近五年的施政作風,無不帶有毛時代的影子,值得加倍警惕。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20 年徹底消滅貧困、掀起「草根創業」新浪潮......全部流於口號式,誇張失實。很多人仍處於赤貧狀態,無數創業失敗者負債累累,官方一律不對外公佈,有欠人本關懷。

「一帶一路」惠益中東諸國而非境內人民,時常提防外國勢力更令幫助貧困戶的海外慈善團體束手。

「依法治國」實際是加強對老百姓的箝制,「反貪」則屬於打擊政敵、剷除異己的另一種方式。

上世紀五十年代,全國各地大放「小麥衛星」、「水稻衛星」,虛報農產量,形成浮誇風。三年饑荒造成千百萬人不正常死亡,中共從沒公開箇中內情細節。

「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進行抗美援朝,源自史太林暗中囑託,受益者乃蘇聯及其共產陣營,苦了人民志願軍的陣亡將士 (不少是在內戰投降的國軍戰俘)。獨立走自己的路,結果釀成一波波人道災難,七十年代能夠走出陰霾,主要靠和美國「乒乓外交」。

《讀〈封建論〉呈郭老》有「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百代都行秦政法」,高度褒揚秦始皇,始皇即採用法家「法管」(rule by law) 精神治國。「文革」劉少奇遭扣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長期以來執行的是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帽子,他黯然離世,某程度上是毛設法防止黨內腐敗所致。

毛時代的幽靈附身在習管治的中國。據傳「習近平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擬被寫入黨章,一人獨裁正式回朝。魯迅說:「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刻下依舊適用。

2017年10月16日 星期一

政治嚴冬

回顧習近平五年施政,可謂乏善足陳。

「反貪」、「打老虎」雖能緩和黨內腐敗情況,其背後卻有另一番用心:剷除前朝異己。假如周永康、薄熙來、令計劃罪有應得,中規中矩的孫政才突然落馬似是習有意去走潛在政敵,打破鄧小平立下「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潛規則。又中紀委乃專門負責「反貪」之機構,但重要事務一律由王岐山拍板,人治色彩濃厚,無法建立一個程序的、具體的、監督的持之以恆的制度,一時受益委實不代表什麼。

社會民生方面,習近平誇下海口要令 7,000 多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可是,有住在甘肅省定西市臨洮縣的鄉民表示,全家每月只獲得政府 300 多元補助,脫貧根本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尤其甚者,本年 1 月推出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令一直幫助貧困戶的境外慈善組織舉步為艱。滅貧不成,唯有改口,非沒有貧困人口,僅沒有絕對貧困人口。語言偽術加上浮誇風,跟毛澤東年代有幾分相似。

經濟上,有股市有樓市,惜乎通通擺脫不了中央插手干預、刺激,經濟自由欠奉。官方呼籲借改革創新的「東風」,掀起「大眾創業」、「草根創業」新浪潮,結果導致很多缺乏創業能力及才幹的人都一窩蜂投身,得不償失,連帶以創業作招徠的咖啡店 (原意讓創業人士坐下交流) 生意亦大減。

揭櫫「依憲治國」大旗,《百年憲政》製片人沈勇平被判監禁一年;高舉「依法治國」,多名維權律師先後被捕。自由派政論雜誌《炎黃春秋》還遭到整肅。「七不講」等於否定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和司法獨立,代之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強軍夢」、「核心」、「統帥」(2008 年金融海嘯下的經濟高速增長及京奧成功,使中國大陸民族自豪感高漲)。

「十九大」即將召開,嚴冬會否變得更寒更冷,倒車會否開得更後,教人憂慮!

2017年10月14日 星期六

劉知遠稱帝

劉知遠 (沙陀人,太原出生) 原是李嗣源部下。「鄴都之變」後,嗣源登基成為後唐明宗,知遠在石敬瑭帳下任牙門都校。清泰三年 (公元 936 年),李從珂改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知遠勸敬瑭起兵,卻不贊成用割讓燕雲十六州向契丹借援。敬瑭滅後唐,建立後晉,知遠出任鄴都留守、侍衛馬步都指揮使。

安重榮越趨跋扈,天福四年 (公元 939 年) 七月,後晉高祖 (即石敬瑭) 起用知遠為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予以防制。知遠遣親信將領郭威遊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勸其離開安重榮,投降晉室,承福答允,韃靼、契苾等族聞訊,紛紛倒戈,重榮聲勢大削。

安重榮未幾被平定,高祖已病入膏肓。知遠奉詔入朝輔政,匡扶齊王石重貴,齊王面帶輕蔑,「知遠由是怨齊王」。景延廣因擁立之功得寵,時常慫恿晉出帝 (即石重貴) 與契丹為敵,知遠深知延廣做法必招致契丹南侵,但人微言輕,不敢胡亂說話 (此見知遠謹言慎行),只好未雨綢繆,積極防備,加緊招兵買馬。

契丹卒之入寇,攻打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可是,出帝為人多疑,見「知遠會兵山東,皆後期不至」,覺得「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設法架空知遠。「雖為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心知不妙,唯有慎事自守,郭威鼓勵知遠奪取江山:「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土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知遠以為然。

出帝派大軍北上,知遠對此有保留,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強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白承福統率的部落多犯法,「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知遠為免日後多事,聽從郭威意見,「誣承福等五族謀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貲」。吐谷渾由是衰微。

契丹三萬兵馬寇掠河東,知遠敗之於楊武谷,斬首七千級。強大可靠的軍事力量,終於令出帝明白知遠重要,張彥澤領兵攻汴京,出帝「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可惜已經太遲,遠水不能救近火。

知遠廣招士卒,又得吐谷渾財畜,一時之間,經濟軍事實力俱屬諸兵鎮之冠。契丹入汴,知遠一方面分兵加強防守,一方面遣王峻奉三表詣見耶律德光。三表態度友善,德光賜詔褒獎,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賜以木拐 (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知遠還遣白文珂入獻奇繪、名馬,但德光似乎疑心他採取觀望態度,一句「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猶如發出警告。

郭威建議知遠舉兵進取,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知遠基本上同意,回答:「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果然謹慎細心,有辦大事的風範。

昭義節度使張從恩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知遠戲之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其機智狡黠,可見一斑。

劉知遠借何重建降蜀一事,故作感嘆:「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為方伯,良可愧也!」將士們乘機勸他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知遠不許。及後,他聲言迎晉出帝歸晉陽 (即太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雖命左右遏止,但汲汲於做皇帝之心,再難掩埋。

郭威等人進言:「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知遠從之,不久「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詔「諸道為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為使者勿問,令詣行在。其餘契丹,所在誅之。」

劉知遠稱帝,王晏、趙暉、侯章率先響應,斬殺劉願及契丹監軍 (「今契丹亂華,乃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着,吾輩若殺願舉陝城歸之,為天下唱,取富貴如反掌耳。」) 德光聞知遠不臣,馬上派兵 (以耿崇美為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為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為河陽節度使) 控扼要害,奈何中原氣候炎熱,德光難以適應,下令北返,其最後在殺胡林病逝。

知遠妻子李氏 (民間稱她為「李三娘」,出身農家。知遠年少時,家境貧困,充軍當馬奴,於晉陽牧馬時邂逅李氏,二人互生愛慕之情。知遠求親,不果,遂請幾位朋友,連夜到李家搶親。元人劉唐卿把二人的愛情故事改編成《白兔記》,李三娘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秀外慧中,勸諫夫君「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說:「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自此深受將士擁戴。

德光新死,契丹鎮壓之勢仍盛,就著如何奪取汴京,「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次取鎮、魏,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郭威力排眾議:「虜主雖死,黨眾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旁無應援,若群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澀,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獲知遠首肯。

知遠順利從晉陽入洛、汴,兵不血刃,史弘肇出力最多。「弘肇為人,沉毅寡言,御眾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撾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

[主要參考資料]

1.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華資工業

早於 1881 年,港督軒尼詩便在報告中指出,本地華資工業林林總總,包括:造船、製玻璃和製繩。1900 年代初,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於香港設廠製造香煙,與英美煙草公司平分秋色。華商馮福田 1898 年創辦廣生行,1912 年於灣仔增設廠房,專門生產化妝品、香水和肥皂。

一戰結束,九龍某些區域變成工廠區,生產小電筒、電池和內衣。成立於 1920 年代初的製藥廠,亦開始出口產品。其他重要工業還有漂染、針織和煙火。到了 1930 年代,本地出口貨在國際市場佔有一席之地,由汽車零件至食鹽、大麻布、粗麻布等,一律行銷到中國大陸和東南亞。

華資工業發展蓬勃,官方記述卻甚少談及 (只著眼於英商進行的對華貿易,視之為經濟成就),原因有三:

(1) 港府刻意無視任何「非由統治當局批准的活動」;

(2) 倫敦政府擔心殖民地貨品會與英國本土貨競爭,處處阻撓殖民地經營工業;

(3) 在行政、立法兩局和英國國會擁有極大影響力的大型英資公司,對工業缺乏興趣。

「香港保衛戰」前夕,香港製造的化妝品和皮革製品已取代進口貨,本地生產的手電筒也成功攻佔東南亞市場 (往昔被英資及日資公司把持)。價廉物美,競爭力大,促使英國和加拿大政府急忙開徵進口關稅。

不少學者認為,香港工業起飛,始於 1940 年代末 (大陸企業家為逃避國共內戰及共黨管治來到香港)。然而,弗蘭克‧利明 (Frank Leeming) 對此不敢苟同,說:「(香港工業的) 轉型並非發生在四十年代末一兩年間,而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已為轉型準備就緒,而其基礎是此前一百年來在勞工技術和資金方面的工業傳承。」

弗蘭克氏所言非虛!

工業穩步上揚,連帶推動華資銀行創辦。

1919 年開設的東亞銀行,董事俱為具社會威望的華人,它更是首家在香港股票市場上市的華人銀行。跟舊式銀號有別,銀行提供支票戶口、押匯、信用證,利息低,借貸期相對較長,深受華商歡迎。東亞銀行後來於中國、日本、印尼各地都有龐大商業利益。

廣州實行「聯俄容共」,令大量華人南徙香港,遷入從前以洋人為主的住宅區 (此見當時香港乃恐共人士的避難所)。華資百貨公司、餐廳和茶樓數目增加,反映華人社會及經濟地位正在上升。周壽臣因而於 1926 年 5 月獲委任為行政局議員,1936 年卸任後,議席由羅旭龢接替。羅為帕西華人混血兒,年少肄業於皇仁書院及拔萃男書院。「省港大罷工」平息,他曾向倫敦痛陳利害,爭取借款協助香港解困,恢復元氣。

鄧小平改革開放,廠商受大陸人力、土地成本低廉吸引,紛紛將生產線北移,致使工廠數目銳減。第三產業代之而興,Made in Hong Kong 不再,一旦經濟不景氣,無法支撐,被迫飲鴆止渴,接受「自由行」,香港命危,迄於今日!

[主要參考資料]

1.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2017年10月13日 星期五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宋亡三傑」之一文天祥曾經作《過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理宗朝狀元,《困學紀聞》作者王應麟如是評價其答卷:「古誼若龜鑒,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元兵 (蒙古軍) 攻鄂州 (今湖北武昌),他反對遷都,主張加強防禦,未被採納。元兵渡江,文天祥散盡家財,招募豪傑,起兵勤王,組織義軍三萬。可惜孤立無援,功敗垂成。恭帝被俘,陳宜中等擁立 7 歲的趙昰 (即宋端宗) 在福州即皇帝位。文天祥與陳宜中等不和,離開海上行朝,積極反元。奈何好景不常,文天祥寡不敵眾,為張弘範所虜。

張弘範要求文天祥寫信招降張世傑,文天祥竟留下傳頌後世的七律。《過零丁洋》的「零丁洋」位於今廣東珠江口之外,珠海、澳門與香港新界一帶之海面,其南面為九洲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指自己遭遇艱辛痛苦,始於明經入仕。「干戈寥落四周星」形容蒙古南下,朝廷徵天下兵,唯自己高舉義旗,奮起抵抗,苟且偷生者眾,力挽狂瀾者少。「山河破碎風飄絮」透過蒼涼的自然景象喻國事衰微,「身世浮沉雨打萍」乃主觀感懷,亡國孤臣猶如無根浮萍於水上漂泊,無所依附,還要飽受雨打。「惶恐灘」對「零丁洋」,同屬地名。「說」對「嘆」,俱為表達的動作。「惶恐」對「零丁」,皆是無助顫慄之情感。到結尾兩句藉人生命畢竟有限,突顯出一片赤誠惻怛才能永垂史冊,示意自己不會委曲求全。

文天祥寧死不屈,慷慨就義似乎注定。臨死前,他向南宋首都臨安方向跪拜,妻子歐陽氏替其收屍,發現衣帶中有:「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一代忠臣,享年僅 47 歲,教人惋惜!

他尚有《正氣歌》一首,迄今仍為人稱道。

2017年10月12日 星期四

頑強活著就是最佳報復

一日之內至少有四宗自殺案發生,香港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當事人尋死原因各有不同 (就讀油塘天主教普照中學的 17 歲中六學生因抵受不住學業及朋輩壓力跳樓,27 歲姓譚的男子疑工作問題不開心跳樓,39 歲英籍人士擔心母親病情吊頸,11 歲小六學生疑父母感情生變及憶念年初自殺的祖母輕生)。然而,種種不幸交織堆疊,彷彿組成一普遍絕望及失落的圖景,教人唏噓。

香港死矣,在這裡土生土長的新生代也跟著殉葬,上天很殘忍。

勇敢了結自己生命從來不是一件易事,由衷佩服及避免苛責實屬必須。人死如燈滅,但願去世者安息,放下生前諸多鬱結悲傷,不復懷有怨恨。要怨恨,請由在生者接棒。

老子《道德經》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人自張開口呼吸第一口氣,上天即不斷肆意作弄,未曾留情。根據存在主義者 (如海德格、沙特) 見解,人不過被投擲到世界中,所謂「被投擲」,實際等於被丟棄。人生在世,全無任何偉大目的 / 使命可言,卻要承擔著身體之欲望、倫常之責任、各方之期望。偶爾有一兩個人闖進我們生命,給予我們陽光般的溫暖,和我們靈魂有親密交流,上天偏偏把他們帶走,或令他們先死去,或令他們變得跟我們冷淡、陌生。如此反反覆覆,循環不止。上天根本嫉妒人生存,時時刻刻希望人自戕。

上天想我們死,中共及其傀儡政權尤其想我們香港人死!

試觀林鄭「我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我每一日都會為香港嘅年輕人祈禱,希望他們可以有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視野」,那份冷血涼薄、惺惺作態、矯情造作,該死的是這群假愛國、賣港賊,不是我們。

當敵人想方設法要將我們打個粉碎,我們越要挺立自己,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卡謬說:「人們有權享有的幸福,靠反抗才能獲得;轉身反抗不公不義,你才由奴隸變成自己!」《國際歌》:「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頑強活下去,不自殺,就是最佳報復。生存並非為著什麼意義、價值,只是為一絲仇恨、一口怨氣。

魯迅於雜文集《墳》題記講過以下一番話:「有些人們卻一心一意在造專給自己舒服的世界。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給他們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眼前,使他有時小不舒服,知道原來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滿。蒼蠅的飛鳴,是不知道人們在憎惡他的;我卻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飛鳴就偏要飛鳴。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即如我的戒酒,喫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盡是為了我的愛人,大大半乃是為了我的敵人,——給他們說得體面一點,就是敵人罷——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年青人,好好領悟參透,唔好死!

2017年10月11日 星期三

中國香港,底氣十足

對林鄭發表《施政報告》,一直不存任何期望。香港在她和一眾高官心目中,不過是謀取個人最大利益的場所,子女親人都在外地,其真會急港人所急嗎?莫癡心妄想了。有朝一日我城步入末路途窮的境地,第一批搶先離港者必定是這群妖孽!妖孽只會累死香港,不見得能帶來益處,從她說「香港坐擁大筆儲備,十多年沒赤字,無理由是我說服大家花錢」,把曾俊華歷年來的積谷防饑狠狠打跨,就可以略窺一二。

《施政報告》提到「港人首置上車盤」、興建更多「綠置居」、補貼市民每月車費最多三百元、放寬「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申領資格等,清一色偏重民生。梁振英 2013 年表示「房屋問題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今年 1 月發表的《施政報告》更以「用好機遇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諧共融」為主題。林鄭不是走 CY 老路?競選特首時言之鑿鑿,現在即自打嘴巴。「換人不換路線」方是中共對港管治的實相!

關於「首置上車盤」,不少人批評入息限額太高,幫不到年輕人置業,且將來利息變動隨時為買家帶來沉重經濟負擔。有人甚至絕望地說:「我諗要買樓要靠屋企幫助 (成功靠父幹) 冇錯」。補貼市民每月車費,有住在天水圍往黃竹坑工作的人慨嘆:「好過冇啦。」改善民生,多少民生被改善?多少人真的受惠?

民生政策挽留不住民心,政治上的措置還要惹人厭惡。

加深學生認識中華文化,敢問教育局會否要求學校硬性規定學生閱讀唐君毅<與青年談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味灌輸沒有衰亂只有盛世的中國歷史,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焉會深入?此乃國教洗腦教育的死灰復燃!

鼓勵青年議政,招聘他們加入改組後的「中央政策組」,屬「行政吸納」手段之運用,旨在消弭年青一代反政府呼聲。新建公務員學院,著重加深公務員對國家發展和中央與特區關係的認識,「維持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優良傳統恐怕快將蕩然無存。

最無恥是「有朝一日如果我可以好平靜入到立法會,得到立法會整體議員最基本尊重,或許就係一個時候啟動返呢啲咁有爭議嘅事 (指政改)」,背後的含意等於說:建制派全面控制立法會,行政、立法充分合作,制衡不再時,政改才會重啟。如斯狀況重啟政改,結果一定是「袋住先」變「袋一世」,重啟又有何意思?

四萬九千字,看不出香港有什麼生氣活力,處處盡是絕望呻吟,無奈待死。原來感受國家的底氣是這麼一回事,難怪僅 3.1% 年青人自認中國人。

《施政報告》發表同時,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Benedict Rogers 被拒入境,「現時香港是否實行『一國一制』?」他問得很好,答案大家心裡有數。

契丹退兵

晉出帝石重貴被耶律德光封為「負義侯」,置於黃龍府。黃龍府位於今東北三省境內,屬苦寒之地。德光聞知出帝母親李太后曾勸兒子勿與契丹為敵,可惜出帝不聽,格外開恩批准她毋須北上,李太后以「母不隨子,欲何所歸」拒絕。

離汴在即,出帝一家被遷至封禪寺。雨雪不斷,外面無人提供衣食,竟致「上下凍餒」。李太后遣人問寺內僧人:「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人答得妙:「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沒辦法,昔日君主淪為階下囚,「急難何曾見一人」的困窘,在所難免。

德光聽從趙延壽、張礪建議,起用李崧和馮道,待大局已定,又賜詔書給後晉原來管轄的地方兵鎮,要求他們向契丹稱臣。有一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拒不受命。另外,雄武節度使何重建亦斬契丹使者,以秦、成、階三州降蜀。

出帝 (包括李太后、安太妃、弟弟石重睿、兒子石延煦和石延寶) 在路上糧食不繼,舊臣無人敢進謁,唯磁州刺史李穀願意傾貲以獻。飽嚐人情冷暖、勢態炎涼,看見杜重威 (從「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可見重威背叛晉室,下場並不好) 駐紮的營寨,不免心生感慨:「天乎!我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哭而去。

德光不給將士們糧草,卻批准將士們「打草穀」。一時之間,「胡騎四出,以牧馬為名,分番剽掠」。「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

尤有進者,德光要求劉昫厚賜「契丹兵三十萬」,但「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於是大肆搜括征借汴京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前往各州搜括,導致民不聊生。內外怨憤,擔憂契丹會帶來惡政,遂開始思考將之驅逐。

由德光仿傚中原王朝傳統,建國號遼,大赦天下,「服赭袍,坐崇元殿」,他確實有意長久經營。

不過,劉知遠未幾稱帝,王晏、趙暉等斬契丹將領劉願 (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 且殺其監軍,復添上「東方群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德光如意算盤似乎不易打響 (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

中原氣候也較炎熱,而契丹人畏暑。德光不久召後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熱,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為節度使。」領兵自汴京北返。

北返途中,「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牓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德光至此恍然大悟,深感後悔,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悒悒 (悒悒,憂愁不得志也)。今得歸,死無恨矣。」

武行德反叛,入據河陽,德光聞之,萬分感歎:「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榖,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至臨城,德光得病 (適應不到中原天熱所致),及欒城,病情更加急轉直下 (「苦熱,聚冰於胸腹手足,且啖之」)。他最後病逝於殺胡林。「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謂之「帝羓」(乾屍皇帝)。

[主要參考資料]

1.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2017年10月9日 星期一

民國史兩個具爭議性的問題

今天是雙十節,中華民國國慶。趁著這個機會,不妨談談民國史兩個具爭議性的問題。

第一個是目前的中華民國究竟與 1911 誕生的中華民國有沒有傳承關係。

主流史觀告訴我們,「辛亥革命」後的民國政府被北洋軍閥控制,而軍閥們普遍受列強扶植,賣國求榮,據地自雄。孫中山先生有見革命成果遭竊奪,遂提出「討袁護法」,後來更孤注一擲和蘇俄合作,改組國民黨,建立效忠「三民主義」的革命武裝 (即成立黃埔軍校)。終於,蔣介石帶領黃埔師生完成北伐,把吳佩孚、孫傳芳等人掃蕩,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此乃民國一次更新。日本侵華日亟,國府無奈應戰,主力軍盡失。戰後,國府疲憊,共軍乘機南下,蔣介石遷台。到了七、八十年代,一連串街頭抗爭,迫使中華民國走上民主化,台灣卒之變成現在的模樣。

不過,旅美作家余杰似乎對以上論述不以為然。在其近著《1927:民國之死》,他開宗明義說:「1927 年是誕生了十六年的中華民國的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甚至是其滅亡之時」。為何余杰會有這種看法?他指出「南京政權仍亦步亦趨仿效蘇俄體制,以黨國一體化、黨軍一體化、黨政一體化為旨歸。在其冠冕堂皇的五院制當中,具有獨立立法權的國會和具有獨立司法權的最高法院,是不存在的;民選各級官員、代議士的制度和程序,也是不存在的。南京政權實質上是一黨獨裁,卻以『軍政、訓政、憲政』之『三部曲』欺世盜名。」相比之下,「北京政府畢竟有三權分立之結構、多黨競爭之格局、各級選舉之實踐、地方自治之嘗試,以及公民自由之保障」。北洋軍閥如吳佩孚、張作霖,皆非賣國媚外,文化欠奉,他們很多個人修為及愛國情操極高。

「辛亥革命」所建立的民國死於 1927 年北伐完成,刻下的中華民國則是被換上新酒的舊瓶,猶如賴清德所言:「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跟台灣共和國沒有實質分別,僅有名號差異。不時傳出蔣介石、孫中山銅像被破壞,益見現在的中華民國與 1911 年誕生的有根本分別。

第二個是孫中山究竟為「國父」抑或獨裁者。

從提出「五權 (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考試) 憲法」、主張「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等,孫似是為中國開太平的政治家、革命家。

可是,堅持使用武力發動「二次革命」,不接受黃興建議用法律解決;一心一意用武力統一,反對陳炯明爭取「聯省自治」;疑心廣州商團受英國指使顛覆自己,大開殺戒,連汪精衛、胡漢民的勸阻都聽不入耳。凡此種種,謂其有獨裁一面也未嘗不當。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便有這樣的判斷:「在孫、袁、蔣、毛四人之中,大家的最後志願都是搞個人獨裁的最高形式 (皇帝)」無獨有偶,易勞逸 (Lloyd E. Eastman)《流產的革命》評價晚年孫中山「無論在思想和行動上,都變得日趨獨裁」。

青天白日滿地紅背後,藏有多少謊言,多少矯飾,多少無知,實在值得深思。

2017年10月8日 星期日

建國號遼

張彥澤領兵攻入汴京,後晉出帝石重貴「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 (契丹主命),左右皆掩泣」。他希望與彥澤商討對策,被拒。

孟承誨素來以佞巧得寵,出帝召承誨,承誨伏匿不至,彥澤不久把他捕殺。

桑維翰未有出逃,彥澤以出帝命召之,「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 (胡三省注:揖赴侍衛司,示將囚繫之也)。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 (胡三省注:李崧官侍中),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踞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

張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機趁火打劫,爭入富戶家裡,殺人取貨,二日方止,都城為之一空。彥澤居住的地方,寶貨堆積如山,自謂有功於契丹,日夜飲酒作樂。隨從數百人,高舉寫有「赤心為主」四字的旗幟,見者失笑。他又不問情由,動輒把軍士擒獲的人殺死,包括高勳的叔父和弟弟,士民不寒而慄。

堂堂一國之君,今朝淪為階下囚,只有任人魚肉。出帝被遷至開封府,「頃刻不得留」,「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亦不許可。「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夕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以他故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韜亦辭不往。帝惆悵久之。」胡三省的注語下得妙,他說:「當是時,晉朝之臣,已視出帝為路人,雖惆悵亦何及矣。」

馮玉向張彥澤獻媚,「求自送傳國寶」,冀望契丹任用自己。彥澤則向耶律德光獻媚,把桑維翰縊殺,尚要訛稱其自縊,德光一句「吾無意殺維翰,何為如是!」充分突顯彥澤的奴才本色。

亂世之下,多少人身不由己。楚國夫人丁氏有美貌,馬上被張彥澤奪走。高行周、符彥卿忠心為國,最後卻換來向敵人卑躬屈膝,被敵人詰難 (「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牙帳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為彥卿所敗,詰之。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為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立笑而釋之。」)

耶律德光都算友善,既欣賞符彥卿的正直,未有將之殺害,又優厚撫恤桑維翰家眷。他還答應出帝:「孫勿憂,必使汝有啖飯之所。」

出帝和太后打算在道上迎接德光,德光不許。官員們要求出帝做一連串出降儀式,德光也說:「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未予批准。

盡量不打擾、破壞汴京的日常運作,似乎是德光的大原則,他因此「詔晉文武群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且對汴京老百姓說:「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 (胡三省注:氣絕而復息曰蘇;氣一出入為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黃昏時分,德光甚至離開汴京,改屯赤岡,避免刺激城內人民。

景延廣被捕,德光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延廣無言以對。「召喬榮,使相辯證,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輒授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延廣不久自殺身亡。

張彥澤殺高勳家人兼大肆剽掠,德光對此異常忿怒,將其斬殺。

德光封出帝為負義侯,置於黃龍府,旋即「引兵入宮,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衛,晝夜不釋兵仗。磔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為厭勝」。德光謂晉群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下令廢東京,降開封府為汴州,尹為防禦使。他又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

凡此種種,俱見他有意長久經營中原,無心北返。

德光建國號「大遼」。用李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馮道為太傅,於樞密院祗候,以備顧問。他曾揚言:「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 (後晉遺臣) 弗知也。」可謂自信十足。

不過,一個「打草榖」,把德光苦心經營盡數付諸東流:「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為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榖』。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 (指汴京和洛陽) 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主要參考資料]

1.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2017年10月7日 星期六

華人仇英根源

上世紀二十年代,華洋隔閡依然嚴重。

英國人組織各式各樣的俱樂部、派對、舞會 (如每年一度的聖喬治舞會和聖安德魯斯舞會),華人 (包括歐亞混血兒) 一律不准參與。匯豐銀行贊助木球活動,僅供公司內的英國男性報名。華人於港府及歐資公司任職,到達某一職級即無法再晉升,只能在低下層崗位打轉,且無法左右種種決策。顯而易見的種族歧視,使接受過英式學校及大學教育的華人心心不忿。

通婚方面,匯豐銀行不贊成洋人主管娶華人為妻。港府雖沒有明文禁止,但歐籍公務員與華人結婚始終不獲鼓勵。有些工務司署職員需簽署協議,如娶華人為妻 / 納華人為妾,就會被解僱,不准住在政府宿舍。娶華人為妻的歐籍警察,在合約到期後將不獲續聘。

儘管 1921 年葡裔立法局議員布力架和歐亞混血裔律師羅文錦等曾成立「聯誼會」(League of Fellowship) 倡議「不分種族、階級和信仰,促進此殖民地內的和睦友好」,許多洋人總是恐懼華人會起來造反,帶「圍城心態」。華人飽受白眼,不免抑鬱難平,伺機報復,1934 年 6 月五名歐籍幼童被一名華人擲下山溝,導致一人死亡,便是長期華洋不平等的產物。

政治學家米爾斯 (Lennox A. Mills) 根據二戰前香港未有如印度般出現「麻煩不斷的種族摩擦」,說:「也許有人會大膽猜測,華人十分滿足於自己種族所組成的社會,對於自己被排除在歐籍人圈子之外不以為忤。他們的優越感很強,完全沒有許多印度人那種神經過敏和自卑感......」未免把事情看得太表面,太簡單。

華人不滿、憤怒、介意肯定有,只是未曾表露而已 (不表露原因有二:a. 香港為一英國殖民地,寄人籬下,唯有逆來順受;b. 中國文化向來有知足常樂、樂天知命的傳統)。時機一到,仇英情緒浮面,這正是今天中老年人 (可能不乏年青人) 不願承認過去英國對建設香港有正面貢獻、拒絕相信英國會仗義幫助香港對抗中共的根源。

平情而論,英國人歧視 (至少是區隔) 華人,未嘗不可被諒解。以少數外來異族的姿態進入華人佔多數的香港施行管治,根本與金人入主中原、蒙古及滿洲人管治全中國性質類似。如果不汲汲於維持自身血統純正,建立自己族群獨有的社交圈子,英國人隨時被消融同化亦未可知,此絕非殖民宗主所樂見。學習華人文化風俗語言不打緊,但必須和華人保持距離,河水不犯井水,維護自身身份,這是一個典型的「征服王朝」(魏特夫語) 格局。

金文泰熱愛中華文化,懂得講廣東話和北方官話,寫得一手好書法,可謂異數。他還提出將新界由租借變為永久割讓,可惜遭外交部反對。

主權移交前夕,一些華人能夠和洋人翩翩起舞,港府高官也開始有華人面孔,多麼難能可貴。

[主要參考資料]

1.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第二位官學生出身的港督

第十七任港督金文泰 1875 年 9 月 1 日出生於英屬印度。他早年在英國長大,於倫敦聖保羅公學接受教育,後升讀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主修西洋古典學與梵文。

大學畢業,金文泰不甘做象牙塔學者,毅然投考公務員。有趣的是,他竟以到香港政府任職為首選。1899 年,獲港府聘任為官學生,旋即被安排到廣州學習廣東話,適值「八國聯軍之役」爆發,未幾被迫返港。

憑藉自己的語言天賦和努力,金文泰用最短時間通過廣東話考試,1906 年更通過官話 (北方方言,類似今天的普通話) 考試。與此同時,他先後 (1) 署任助理輔政司兼行政立法兩局秘書;(2) 出任助理總登記官 (協助輔政司駱克於新界展開人口登記);(3) 署任土地法庭法官;(4) 出任新界助理田土官兼巡理府 (主理新界土地丈量、土地登記和一般案件審理);(5) 出任助理輔政司兼兩局秘書。

九廣鐵路開通,金文泰有份參與籌備工作。盧吉到廣州拜會兩廣總督張鳴岐,他用助理輔政司身份伴隨在側。施勳 1912 年 5 月於港督府接見孫中山,金亦在場陪同。竊以為辦事能力高是其備受賞識的主因,卜力甚至稱讚金是「殖民地部東方司最有才幹的人......他日必有所成」。

香港大學創校,金文泰大力支持,還親自撰寫拉丁文校歌、捐贈大批中國典籍、積極籌款。1913 年,他改派到英屬圭亞那出任政府秘書 (相當於輔政司),兼當地行政局、政策院及合議院當然官守議員,期間三度署任總督。金特別關注華僑事務,撰有《英屬圭亞那華人》(The Chinese in British Guiana) 一書。1922 年,調往錫蘭任輔政司,兼當地兩局當然官守議員,任內積極倡議設立錫蘭大學,推動教育。

1925 年,「省港大罷工」爆發,時任港督的司徒拔作風強硬,對工人拒不讓步,令情況越來越惡化。倫敦政府有見金文泰熟知中國文化,且對華態度友善,遂委任其為香港總督,設法緩和粵港局勢。11 月 1 日,金抵港履新,他是首位在皇后碼頭登岸的港督 (司徒拔則是首位使用皇后碼頭離港的港督)。自他以後,從皇后碼頭登岸履新,成為歷任港督傳統。

皇后碼頭前身是皇后像停泊處 (Queen's Statue Wharf),為一個以木搭成的簡單停泊位,位於皇后像廣場前,「皇后」指維多利亞女王。1921 年,停泊處重建成碼頭,改名「皇后碼頭」。碼頭 1925 年 10 月落成,建有拱門及圓柱,上蓋以鋼鐵鑄造,並採用混凝土樁柱,耗資約二十萬港元。碼頭懸掛英國國旗,不開放給公眾使用,專門供港督及英國主要官員往返香港。

金文泰出任港督,據聞施勳深感不滿,覺得自己更加適合 (任香港輔政司長達十五年),對有關任命「感到十分驚訝」。

金臨危受命,一改嚴打為爭取和平談判。「要維繫香港的安寧,就有必要和國民政府保持良好關係」,正是這份心態,致使僵持難解的局面得到紓緩。「省港大罷工」結束,1928 年 3 月,金代表英國政府赴粵展開官式訪問,正式承認國民政府的合法地位,兩地外交恢復正常。

金文泰是梅含理之後第二位官學生出身的香港總督。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 1928 年訪問香港,如此形容他:「我在東方遇過最有修養的歐洲人」,非常有意思。

[主要參考資料]

1. Frank Welsh,《A History of Hong Kong》。

2. Russell Spurr,《Excellency: The Governors of Hong Kong》。

2017年10月6日 星期五

不自量力

即將召開的十九大,習近平有意和中共祖師爺毛澤東看齊。

「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擬被寫入黨章,「主席」稱呼可能改為「領袖」,凡此種種,皆反映習希望越過鄧江胡,直接傳承老毛衣缽。

中央政治局七常委,預計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張高麗會下台,代之以栗戰書、胡春華、陳敏爾等。栗是習的「大內總管」、「肱骨之臣」,胡曾在黨報撰文「擁護習近平」,陳敏爾則是習舊部屬。假如七常委內大半是習派系的人 / 習的支持者,所謂中共寡頭獨裁,實際等於一人領導。從中共六十多年的建國史看,這是一個倒退,絕非進步。

或許是紅二代心理作遂,或許是文革遺毒,習汲汲於要和老毛比肩,多少有點不自量力。

毛澤東是何等人物,一介書生、小學教師,竟組織發動湘贛邊界秋收暴動,呼應八一南昌暴動。暴動失敗,他帶領部隊向江西萍鄉退卻,期間進行「三灣改編」,確立「黨指揮槍」、「黨支部建在連上」、「官兵平等」一套治軍方略,並革除紅軍將士不少陋習。井岡山得以成為紅軍會師之地,全賴毛和賀敏學友好,娶其妹賀子珍為妻。敏學有一同窗袁文才,文才和王佐是結拜兄弟,王佐即井岡山上的土匪、「山大王」。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提出,游擊戰「十六字訣」的歸納 (經驗來自朱德),俱有助紅軍建立比國軍良好的形象,且令紅軍避過國府一次又一次的圍剿。1927 年 3 月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就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對敵人的同情,就是對革命事業的犯罪」,一語道破革命是什麼一回事。《矛盾論》、《實踐論》哲學水平不高,但總算嘗試闡釋馬列的唯物辯證法,具思想內涵。

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有何獨見創獲?難聽點說,這些講稿果真一字一句由習本人親手撰寫?抑或其御用文人幕後代筆?文采遠遠不及,還要在武功上一事無成,試問如斯人物怎能和老毛並列?「核心」稱號不過有名無實!

徒靠恐嚇威迫手段打擊政敵,杜絕批評意見,民間 Whatsapp 通訊遭封殺,看見五星紅旗要流淚,《義勇軍進行曲》容不下半點噓聲......矮仔鄧「我們不怕他們罵,因為共產黨是罵不倒的」那份霸氣都維持不住,老毛第二?習近平做不來。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是南宋詞人辛棄疾《青玉案》的名句。

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居士。祖父長期述說抗金故事,令年紀輕輕的他對金國無好感。辛後來南歸宋土,將殺死耿京 (北方抗金部隊領袖) 的張安國押到建康斬首。可惜其一直得不到重用,「一腔忠憤,無處發泄」,「自詭放浪林泉,從老農學稼」。朱子逝世,適值「慶元黨禁」,舊友、門生無一送葬,獨辛棄疾親自前往,並寫祭文哀悼,「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晚年辛含恨辭世,「大呼殺賊殺賊數聲而止」。

「眾里尋他千百度」,「他」可以指涉某心儀對象。到處尋覓都找不到,一個漫不經心的回頭,那人卻在暗角出現了,寓意緣份毋須刻意經營,苦苦追求,時候一至,你的王子公主就會和你碰個正著,那人以前或許是你的同學、朋友、同事、旅伴......但現在他 / 她就成為你生命中的唯一。

「他」也可以指涉有意義的人生。為求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有人專注於事功,有人修養自己的品德,有人琢磨天賦才華。然而,耗盡半生力氣、時間,家人相繼離世,愛侶跟他人成婚,不再等那一句「我愛你」,忽然明白知足常樂、珍惜眼前人非常可貴,這也是另一種「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覺悟。

網上有這麼一段話:「真正值得我們追求與珍惜的往往並非閃爍耀眼的那一瓢水,常常反而是身邊或者背後暗影裡痴痴守候的身影......只是人們經常關注的是在水一方的亮麗伊人,往往忽略身邊最美最好的守護者。這是人們的盲點,也是許多可哀可嘆的故事的源頭。」

想起謝安琪的《鍾無艷》,「他」亦可指諸位男神、女神,「那人」則是苦苦守候在旁、渴望有朝一日被發現被欣賞的兵仔兵女的化身。

2017年10月5日 星期四

杜重威降敵

戰爭往往是兩國綜合實力的較勁。所謂綜合實力,非由純粹軍事力量決定,而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實力的集結。述律太后希望罷兵媾和,反映對後晉的軍事行動已令契丹元氣大傷,得不償失。強大的契丹尚且忍受不住,遑論不如它的後晉了。

桑維翰和馮玉、李彥韜之爭,其實是後唐文官、武臣之爭的延續。自安重誨出任樞密使、置端明殿學士 (和武臣合作的文人)、和宰相任圜對著幹,文官、武臣之間的矛盾已經浮現。任圜得不到明宗撐腰而失勢,標誌著文官於軍頭做皇帝的時代裡永遠地位低微,無法爭贏武臣。偶有像秦王李從榮一類人物,輕武臣重文人,武臣必覺自己利益受威脅,欲除之而後快 (「秦王之亂」發生之原因)。進入後晉,格局大體未變,故此彥韜才會說:「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

武臣學問、品行、識見皆不如文官,加上晉出帝用人唯親,先信景延廣,後信杜重威 (後晉高祖妹夫),朝廷奸佞充斥,終把國運斷送。

杜重威損害後晉抗擊契丹實力,首當數其部將劉延翰誣衊孫方簡 (方簡曾帥眾邀擊契丹,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後因向晉室求酬報不成,被迫投降契丹。延翰誣曰:「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為之備」)。

李彥韜看不起李守貞 (奉命討平契丹),「守貞外雖敬奉而內恨之」。未幾,守貞與杜重威親善,兩人一同負責北征 (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南歸,馮玉信之。瀛州刺史劉延祚請舉城內附,王巒與杜重威屢奏可乘機取瀛、莫二州,馮玉亦深信不疑。大軍於是北上迎趙延壽及劉延祚)。偏偏杜重威「性懦怯」、「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他奏請增兵,出帝「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詣軍前」,更導致京師「宿衛空虛」,人民叫苦連天。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出帝竟辭而不見 (桑維翰跟親友慨嘆:「晉氏不血食矣。」血食指宗廟得享祭品,不血食,即後晉將被滅)。

有一洺州人王清,欲「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好讓大軍攻入恆州。杜重威同意,卻於王清屢次請求援兵時,拒絕遣一騎相助。王清卒之戰死,臨終留下遺言「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有異志。」杜重威、李守貞不久果然密謀投降契丹,耶律德光誘之以利:「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杜重威馬上答應。

晉軍 (共十萬) 因杜重威等人降敵而遭解甲,有將士失聲慟哭,聲振原野。杜重威、李守貞還要合理化自身反叛行徑:「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已。」認真無恥!

隨著杜重威投降契丹,後晉喪失主力,僅餘下少數軍隊守衛京師。大勢已去,王周、李殷相繼投降,唯郭璘、皇甫遇義不帝秦。

出帝聞知杜重威投降時,契丹已然兵臨汴梁城下。他「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但遠水如何能夠救近火?張彥澤領二千騎兵攻入城中,「帝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後晉正式滅亡,享祚十二年。

[主要參考資料]

1.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後晉自取滅亡

後晉不乏勇敢為國的將領,如皇甫遇、慕容彥超 (吐谷渾人,與劉知遠同母)、沈斌。

契丹一時無計可施。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敵眾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舉徑襲幽州。」出帝於是大舉在各地徵兵,且下詔親征。

不過,劉知遠對主動出擊有保留,傾向以逸待勞,以守為攻,他說:「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強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

朝廷內部亦充滿隱憂,馮玉、李彥韜挾恩用事,屢次中傷中書令桑維翰,出帝竟信之,「以玉為戶部尚書、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彥韜自高祖從太原南下即侍奉出帝,出帝視之為心腹。其為人「性纖巧,與嬖倖相結,以蔽帝耳目」。出帝升黜將相,他都能夠預議。從他說:「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可窺其屬武臣系統一員。

晉軍反攻契丹,初時頗見成效,及至白團衛村,遭契丹騎兵重重包圍,奇兵更出寨斷其糧道。加上東北風起,破屋折樹,晉軍「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耶律德光見晉軍困窘,遂下令發動猛攻 (「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

晉軍就應戰與否起爭論,最後,藥元福、符彥卿、皇甫遇等堅決引精銳騎兵出動。戰場上風沙紛飛,「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

契丹滅後晉不得,反而導致人畜多死,國人厭苦,述律太后對德光說:「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向群臣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其實已有意休戰講和。

後晉方面,府庫空竭,邊疆人民傷亡者眾,桑維翰因此屢勸出帝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出帝派使者往外探索求和可能,豈知德光一句「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令出帝認定其無和意,竟中止媾和 (事後證明出帝誤解德光意思。「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向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戰爭狀態被迫持續,出帝卻用人唯親,如信任杜重威 (「桑維翰言於帝曰:『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居常憑恃勳親,邀求姑息,及疆場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帝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廢之,宜授以近京小鎮,勿復委以雄藩。』帝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宋國長公主切欲相見耳,公勿以為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

他又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度。」

桑維翰予以苦諫:「曏者陛下親御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觖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出帝皆不聽,只聽馮玉 (與李彥韜一夥,端明殿學士出身,端明殿學士由安重誨主張設立,該屬武臣系統) 阿諛逢迎,朝政由是益壞。

桑維翰後來甚至為馮玉所譖告有陰謀廢立之志,被罷政事,為開封府尹。以下一段對話特別值得注意:「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今既解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五代武臣跟文官針鋒相對的主因)

後晉自身潰爛,被契丹消滅,乃遲早的事。

[主要參考資料]

1.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嘆息知人真未易,流芳遺臭盡書生

「嘆息知人真未易,流芳遺臭盡書生」出自南宋陸游<過廣安吊張才叔諫議>。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 (今浙江紹興) 人。他在「靖康之難」期間出生,矢志殺胡 (金兵) 救國。

「年十二能詩文」,學劍,並鑽研兵書。29 歲赴臨安省試,名列第一。次年參加禮部複試,因名次居於主和派權臣秦檜孫子之前,加上不忘國恥「喜論恢復」,遂為秦檜所黜。

檜死,陸游出任福州寧德縣主簿。孝宗即位,賜進士出身。因力主北伐,屢受主和派排擠打擊,他卒之被外調。

主戰將領王炎用陸游襄理幕府軍務,軍旅生活令陸游大開眼界,寫出許多熱情奔放的愛國詩篇。

范成大聘陸游為幕僚,陸與范年歲相近,且素有詩文之交,他不甚拘守官場禮數,引起同僚譏諷。

另外,復國抱負和個人功名長久無法伸展,令陸游漸趨放縱輕佻,所謂「不拘禮法,恃酒頹放」。面對詆毀,陸游不但沒有介懷,反而自號「放翁」。

他晚年飽受齒疾之苦。韓侂胄北伐,陸游也有份推動。宋寧宗嘉定二年 (1209 年),陸游含恨而終,享年 85 歲。

陸游與尤袤、楊萬里 (作<桂源鋪>:「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此詩為自由主義者胡適所喜歡)、范成大並稱「南宋四大詩人」,死前作<示兒>一絕:「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可見其力主向北用兵,一雪靖康之恥。

他 20 歲時與唐琬 (字蕙仙,自幼文靜靈秀,才華橫溢) 結婚,夫妻感情甚篤,可惜其母不喜歡唐氏,唐氏被迫改嫁趙士程,陸游另娶小他兩歲的王氏為妻。離婚後陸游非常傷痛,31 歲遊經沈園時,偶見唐琬夫婦,陸游在沈園牆上寫了<釵頭鳳>詞以寄深情,此後屢次賦詩懷念,直至 75 歲時還寫了有名的愛情詩<沈園>。唐氏讀了陸游的<釵頭鳳>後,悲痛欲絕,和了一首<釵頭鳳>,不久去世。

知人口面不知心,要知心,需要假以時日,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即使相識很久,大家交流少,往來不多,菱角又為面具所掩,加上成長經歷不同、價值觀轉變等,「知人」其實非常困難,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

「流芳遺臭盡書生」,歷史上流芳百世和遺臭萬年的人,一律都是「書生」,這裡陸游給予「書生」很高的地位,「書生」是國家民族興亡的關鍵,也是文化昌盛和毀滅的樞紐。令國家民族振興、文化昌盛,「書生」即流芳百世;令國家民族消亡、文化毀滅,「書生」即遺臭萬年。

唐君毅說:「一民族之興亡與盛衰之責任,最後必需歸到從事教育與提倡文化思想之知識分子身上。而在中國傳統精神中,對於知識分子之責備,亦特別苛......這都只因為中國傳統精神對於知識分子期之殷,待之重,而後責之深。唯知識分子可責備知識分子,亦唯知識分子配受責備。」(<論接受西方文化思想之態度>,收《人文精神之重建》)

陸游的話,是「中國傳統精神對於知識分子期之殷,待之重,而後責之深」的一個反映。

2017年10月4日 星期三

契丹入寇

開運元年 (公元 944 年) 正月,趙延壽、趙延照率領五萬契丹兵馬南侵,逼近貝州。「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為大軍數年之儲」,朝廷起用書生吳巒防守,巒悉力拒之,可惜有一內奸邵珂引契丹自南門入,貝州失陷,萬人被殺。

契丹趁機入雁門關,屯鄴都。出帝以高行周、符彥卿等領兵討伐,卻由景延廣負責一切用兵方略和號令。延廣乘勢使氣,侮辱諸將,出帝無法制止。

契丹侵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斬首三千級。出帝致書求修舊好,德光答覆:「已成之勢,不可改也。」

景延廣下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契丹兵襲來,高行周、符彥卿等竟被包圍於戚城。行周告急,延廣遲遲未有通報,出帝被逼親自率軍解圍,契丹方遁去。這件事其實已反映延廣不擅兵事,有破壞無建設。

契丹先敗於戚城,再敗於馬家口,軍事上接連失利,使德光一改初時友善面孔 (「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變為「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暴虐血腥的行徑,令「晉人憤怒,戮力爭奮」。契丹處於劣勢。

景延廣跋扈專橫,連出帝亦開始忌憚之。桑維翰借故彈劾,延廣卒之被外調,鬱鬱不得志,見契丹強盛,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

延廣為人又貪婪 (「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留守判官河南盧億言於延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為子孫之累乎。』延廣慚而止」),後晉受戰爭拖累,「國用愈竭」,委實不能縱容如斯人物繼續作威作福。

鄴都留守張從恩毛遂自薦攻奪貝州,趙延照縱火大掠,棄城而遁。六月,出帝復置樞密院,以桑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桑維翰柄政期間,河東節度使劉知遠、順國節度使杜重威,以及其餘十三個節度使,幾乎無一人敢違逆頂撞,「時人服其膽略」。

不過,出帝疑心劉知遠圖謀不軌 (「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後期不至。帝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何不速為之。』」),逐步將之架空 (「雖為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在部屬郭威慫恿下 (「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土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知遠萌生自立門戶的念頭。

十二月,契丹恢復大舉入侵,軍容之盛,使出帝猶豫,未敢迎戰。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結果是「諸軍忷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契丹未幾攻陷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內。

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

「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乃南宋儒者陸象山的名言。

陸象山自學成才,「因讀孟子而自得之」。年少時有感「夷狄亂華」,毅然斷指甲,學弓馬,決心為大宋復仇,有豪傑之氣。他主張「心即理」,重視道德本心的發明,強調「易簡工夫終久大」。鵝湖之會上驟聞朱子之學,又格物又窮理,覺其支離繁瑣,遂下批語「支離事業竟浮沉」、「堯舜以前曾讀何書來?」兩人最後不歡而散。

象山認為,讀書識字雖有助印證內心道德情感之萌發,但無益於道德情感的時刻呈現。他因此說:「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四端之心體認得透徹,行為自然合乎禮義,焉有未讀過書、未講論過就無法成就德行之理?他特別指出:「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和孟子可謂一脈相承。

象山見解,看起來很粗糙,但細心觀察現實世情,他未嘗講得不對。

民國學者馮友蘭,曾撰《中國哲學史》兩卷本,疏通諸儒義理。「文革」爆發,他竟成為「四大不要臉」之一,更向江青獻媚,作詩云:「則天敢於做皇帝,亙古中華一女雄」,認真無恥。相反,台灣高雄女子監獄一受刑人,不識一字,卻於卡片上畫一愛心,表達對母親真摯的感恩情意。

明代王陽明後來曰:「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耳」,他也領悟到象山所體驗的。

象山所代表的學派,後世稱為「心學」,和朱子代表的「理學」對揚。象山死,朱子一句「可惜死了告子」(告子向來被儒者視為異端邪說),反映其同情了解始終欠奉。


2017年10月3日 星期二

一蓑煙雨任平生

「一蓑煙雨任平生」是北宋豪放派詞人蘇軾《定風波》的其中一句。全詞如下:「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雨水穿林打葉,理應急步疾走,不宜久留,蘇軾卻不以為然,教大家放鬆心情,吟唱從容而行。手持竹杖、腳穿草鞋遠勝騎馬奔逃,原因是:我對平生所遇風雨尚且安然應對,小風小雨又何必懼怕呢?

撰寫《定風波》時,正值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他原本是要被處死的,幸得太皇太后曹氏等人出面,才倖免於難。黃州地理位置偏遠,蘇軾無法一展抱負,唯有「深自閉塞,扁舟革履,放浪山水之間,與漁樵雜處」。久而久之,心胸竟豁達起來。透過寫不怕小風小雨,實際是要突顯自己連人生橫逆都能夠處之泰然,所謂「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莊子》語)。

值得注意是「山頭斜照卻相迎」,蘇軾對未來仍是充滿希望,未曾消極放棄。只不過驟雨後的斜陽,和風雨一樣,僅自然界其中一種現象罷了,欣喜若狂大可不必。整首詞深得道家恬淡超脫的神韻。

蘇軾另有《水調歌頭》一首。舊詞譜上新曲,成為王菲的《但願人長久》,深受兩岸三地歡迎。

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獵》亦寫得非常好,堪稱豪放詞的表表者:「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2017年10月1日 星期日

二十年代工潮對現今香港的啟發

重讀「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一段歷史,對現在的香港仍具有相當啟發性。

共官近年喜歡說「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不要凡事泛政治化」。觀乎上世紀二十年代,港府一口咬定兩場罷工帶有明顯政治意圖,乃共黨分子陰謀煽動,採取強硬鎮壓手段,香港何嘗是單純的經濟城市?香港從來就是顛覆基地,而且是「反共」基地,司徒拔聯絡唐繼堯、陳炯明、吳佩孚密謀傾覆廣州「左傾」政權,不是「顛覆」麼?劉鑄伯、周壽臣等主張對罷工寸步不讓,避免「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得逞,不是「反共」麼?

親中愛國人士又喜歡說「香港人也是中國人」。金文泰於「省港大罷工」結束後,推動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成立,鼓勵前清遺老 (如賴際熙、區大典) 繼續在香港弘揚中華文化,捍衛傳統禮教。他並未首肯席捲中國大陸的「反傳統」、「全盤西化」浪潮。「反傳統」、「全盤西化」浪潮後來導致中共竊國、文化大革命出現,塑造出今天的「強國人」。在港華人卻於港府保守主義的護蔭裡吸收中英菁華,自成一格。「香港人不是中國人」,至少在文化上,是有根據的。

兩場罷工,港府每施以嚴厲打壓,必碰個一鼻子灰。司徒拔派軍警到「海總」搜查封禁,拆去其招牌,激發各界發起同盟總罷工,共十二萬人參與,為「海員大罷工」升溫,便是一好例子。金文泰一改司徒拔鐵板一塊,軟硬兼施,取締參與罷工的工會之餘,開始重視華人訴求,改善華工待遇,卒之消弭社會撕裂於無形。如斯高明的管治術,值得港共借鑒,仇恨絕不是「仇必仇到底」可以解決!

又倫敦政府對司徒拔做法頗不以為然,司徒拔一於少理,我行我素。港督擁有香港事務最終決定權,其從來不會向宗主國俯首稱臣,一味逢迎。深刻體會到中共「底氣」、高呼香港 20 年來受惠於中共的傀儡特首林鄭,應該借古鑑今,痛切反省。

今人不會讀書

北宋理學家程伊川說過一番話:「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論語》是儒家孔子應答弟子、時人的言論匯編,字字珠璣,充滿人生智慧。讀《論語》,宜把箇中格言、哲理消化吸收,融會貫通,應用於日常行事,檢點自己不當的念頭,約束自己過份的行為。死記硬背,生吞活剝,言行卻無絲毫改變者,不算是真讀過《論語》。這是伊川以上話語的意思。

擴及讀書,即讀書旨在變化氣質,提升個人修養。黃庭堅說:「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則語言無味。」與伊川看法相契。

宋真宗高呼「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顏如玉」,於伊川眼中,無異不曾讀書。伊川的話,對當時社會歪風,確能發揮正本清源的作用。

伊川又曰:「讀《論語》,有讀了後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不僅要基本認知了解 (知之)、喜歡埋首閱覽 (好之),還要身心皆為一字一句感悅樂 (樂之)。朱子後來承接伊川思緒主張「格物窮理」,作為道德修養必不可少的工夫。行為更正的動力從何而來?就是由「知之」而「好之」、「樂之」。有興趣且感悅樂,聖人之言自然會被實踐。

從容涵泳於書海,細細品嚐玩味,久而久之,將會進入林語堂所描述的境界:「讀書使人得到一種優雅和風味,這就是讀書的整個目的,而只有抱着這種目的的讀書才可以叫做藝術。」屆時,「靈魂和容顏都會優雅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