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港大罷工」的影響

「省港大罷工」(簡稱「大罷工」) 後，港府要求報章繳付保安費，報章從此更難發表反政府言論。《承印人與出版人條例》(Printers and Publishers Ordinance) 的修訂，有效防止對港府的攻擊。《非法罷工與停業條例》(Illegal Strike and Lockout Ordinance) 的創制，清楚規定：所有暗藏政治動機 (非解決行業內紛爭)、意圖脅迫政府的罷工行動皆屬非法。港府又把參與「大罷工」的工會全部取締，且不准中國大陸工會於香港設分會 (這根本是港中區隔)。

鼓吹反帝國主義的團體，不准在報章登廣告。來自境外有關帝國主義、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新聞報導，一律經過刪改。為防止本地人加入共產黨，港府更對中共的香港支部百般刁難。香港決心反共，適逢蔣介石 1927 年清黨，大肆逮捕處決共黨份子，兩相配合，香港勞工工會運動發展竟受壓超過二十年。

激進的革命民族主義在大陸蔓延，香港受其牽累，出現「大罷工」。立法局華人非官守議員羅旭龢主張，學校應加強儒家思想教育，港督金文泰以為然，遂支持香港大學成立中文學院，鼓勵一些南逃居港的前清遺老 (如賴際熙、區大典) 繼續弘揚中華文化，提倡傳統禮教。金文泰汲汲於保守華夏的文化、道德和政治思想，旨在抗衡北方走偏了的歪風。自此港中兩地於文化上分道揚鑣。

英國保守主義之父伯克 (Edmund Burke) 認為，傳統經歷過時間考驗，代表著數個世代的智慧，不宜輕易拋棄。《論語》＜子罕＞：「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用麻布做禮帽，是以前的規定；現在都用絲綢，比較節約，我隨大眾。在堂下拜見君主，是以前的規定；現在都堂上拜，沒有禮貌。雖然違反大眾，我還是贊同在堂下拜)』」反映孔子亦服膺保守主義，不贊成全盤傾覆。金文泰雖為一殖民地總督，港府雖為一殖民地政府，但其文化教育政策恰好承接中英菁華，遠非大陸所能比擬。

華人政治地位未有因「大罷工」而改變，港府卻開始願意聆聽華人意見。1926 年 5 月，周壽臣獲委任為行政局首名華人議員。這項任命具有兩重意義：(1) 表示港府願意向香港和廣州罷工者妥協；(2) 標誌殖民政策有改變。金文泰還跟華人領袖緊密合作，改善工人待遇，港中關係逐漸恢復和睦。

「大罷工」最重要的影響是「造就一種視香港為家的華人階級」(米爾斯語)。

社會學家萊思布里奇說：「香港在 1925 年已經很成熟發展：不再是由一群貪婪、漂泊、暫時寄跡的烏合之眾組成的大雜燴，而是開始凝聚成共同體，如果把所有種族都包括在內，它更發展成了多元社會；可以說，它的成員在一種契約安排的網絡中團結在一起，某種身份認同於焉形成。」

徐承恩進一步補充：「這種精英本土意識，看似是一小撮人的獨特思維，其實際影響卻可以極為深遠......香港華人精英的本土意識成形後，亦會透過各種可見的制度及隱藏的習慣，潛移默化香港社會。當社會條件成熟，這種原屬於精英的小眾意識將演化為普及的族群本土意識。」

觀乎周壽臣、羅旭龢不怕種種恐嚇 (二人俱收到匿名信，威脅對他們施以暴力甚至殺害，廣州有人懸賞要他們的人頭)、抹黑 (冠以「英帝國主義者走狗」罵名)，全力協助港府打擊罷工，包括：

a. 張貼海報和派發傳單鼓勵民眾反罷工；

b. 創辦從事反罷工宣傳的《工商日報》；

c. 建議港督下令軍隊定期行軍巡遊及操練，以展示武力；

d. 爭取成立一個保護工人不受威迫恐嚇，並對恐嚇者實施反擊的秘密部門 - 工業維持會 (僱用流氓和前海盜).。

徐氏諸君所言非虛。

高馬可講得好：「在他們眼中，這場罷工是廣州為對付香港而發動的意識形態和經濟戰爭。打擊這場罷工，是為保護這個曾是傳說中的荒島，經他們共同開拓而成的殖民地，並維護他們共同塑造的新生活方式。這些人並不覺得與英國人合作是出賣中國。因為他們視廣州政府為激進左派份子，他們認為與殖民地政府結束罷工，既是對香港盡忠，也顯示他們對中國的愛國心。」

華人精英的港式愛國主義，實際是「與外國強權協力的民族主義」，由此亦可窺見。

[主要參考資料]

1.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2.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3. 徐承恩，＜香港人千年史 (三)：中國國族主義風潮下的本土意識＞。

英治香港與征服王朝

按照魏特夫界定，「征服王朝」即吸收中華文化，但又刻意保持自身文化的王朝。

開埠初期的香港無疑是個征服王朝。

1841 年，少數英人進入港島管治大批華人。當時華人普遍聚居於上環太平山街一帶，英人則居住在山頂，兩地遙遙相隔。

放鞭炮、貼揮春、看中醫吃中藥，英人從未阻止。可是，聖約翰座堂、香港大會堂、跑馬地馬場次第落成，基督新教、圖書館博物館文化、賽馬被引進。

奉行「普通法」，設有法院、大法官，但華人事務糾紛仍需由總登記官和華人領袖於文武廟仲裁，更要「斬雞頭，燒黃紙」立誓，西式法治之外，保有華夏傳統。

官學生制度實施，英人也懂得講流利粵語，且深受中華文化薰陶。卜公年代的輔政司駱克，篤信儒家思想，以賢人自居，「認為暴力反抗會破壞萬物的天道，必須無情鎮壓」(夏思義語)，故此對新界抗英鄉民採取強硬手段。接替司徒拔的港督金文泰，是一位典型的漢學家和「中國通」，寫得一手好書法。中國大陸高呼「打倒孔家店」，他卻促使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成立，弘揚經史子集等舊學。

二戰結束後，歷經雙十暴動、六七暴動，英人已部署如何光榮撤退。中英談判到主權移交一段時間，儘管《基本法》開始起草、立法局出現變相直選、公民教育啟動 (如熱播《蚌的啟示》)，「香港共和國」始終名過其實，先天不足。征服王朝不再，共和國夭折，這正是 97 後香港的下場，可惜許多人沒為意。

與契丹交惡

天福七年 (公元 942 年) 五月，後晉高祖石敬瑭始患病，「一旦，馮道獨對。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欲馮道輔立幼子重睿為皇帝。

可惜翌月高祖駕崩，馮道竟違背先帝旨意，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合謀，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為由，擁立齊王石重貴為皇太子。未幾，重貴即皇帝位，是為出帝。

景延廣協助重貴奪得帝位有功，逐漸專權。七月，出帝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地位進一步上升。

後晉建國受惠於契丹耶律德光借兵，高祖向來對契丹畢恭畢敬。出帝繼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 (因高祖死去) 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這其實已為契丹日後大舉南侵埋下伏筆。

李崧苦口婆心：「屈身以為社稷，何恥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奈何出帝不為所動，「卒從延廣議」。契丹知道新君不肯向其稱臣，大為震怒，遣使來責，雙方交惡。

後晉、契丹矛盾重重，有人卻虎視眈眈，此人即趙延壽也。延壽屢次遊說契丹擊晉，德光以為然。

天福八年 (公元 943 年)，契丹入寇的傳聞不斷。有一河陽牙將喬榮，昔日跟隨趙延壽入契丹，被契丹授以「回圖使」(專門掌管與中原貿易的事宜)，「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契丹隨時南下，景延廣建議出帝囚禁喬榮，盡取其邸中之貨。尤有進者，「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朝中大臣對景延廣做法感不滿，覺得「契丹有大功於晉，不可負」。喬榮最後獲釋，得到補償。

可惜景延廣仍大言不慚：「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睹。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喬榮亦非泛泛之輩，好一句「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返國後，喬榮把延廣語一字不漏告訴耶律德光。德光大怒，遂決定南侵。

作為前朝 (高祖朝) 舊臣，桑維翰多次請求出帝用謙遜的措辭向契丹致謝，卻為景延廣所阻。出帝寵信景延廣寵得過了份，「大臣莫能與之爭」。唯獨河東節度使劉知遠，深知景延廣必為國家招來大禍，暗中招兵買馬，「奏置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

楊光遠謀反，「以晉主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爭取契丹介入。趙延壽亦乘機勸誘。德光於是集山後及盧龍兵五萬人，由延壽統率，經略中原，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為契丹盡心竭力出謀劃策奪取中國。後晉朝廷下令徵兵防備，戰事一觸即發。

[主要參考資料]

1.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雨革」感懷

「雨傘革命」發生已經三年，不少片段至今仍令人動容。

「速離否則開槍」的展示，標誌著警隊正式淪為港共法西斯政權的維穩機器。伯伯婆婆、抱著嬰孩的母親、大學情侶紛紛走上夏慤道吃催淚彈，為的並非私利，而是不讓良知泯滅、不讓公義消失。抗爭者殺出旺角，有群江湖豪傑駛了架大貨櫃來，說：「一齊食，得啲閪餅 (指消化餅)，頂鳩住，差佬惡就大鳩曬呀，射撚死我吖！」還有「佔領進行中，不便之處，敬請原諒」可愛告示、做老師的指罵當「差佬」的舊生有沒有良知......

很多香港人當時辭去工作參與佔領。另外，從外地回流聲援者亦不少。一時之間，心繫香港的人匯聚於各佔領區，提防著警黑合作清場，輪流在街頭聲嘶力竭發表演說為香港招魂，甚至自發清理垃圾、建造自修室讓年輕學生有地方做功課溫習。「『926 罷課』同埋佔中，唔單止令香港已經冇咗好耐既人情味再現，仲見返以前既香港。」網民的觀察，與國際社會所見略同 (彭定康表示，市民在佔領行動期間，自發清理垃圾，學生做功課和互相幫助的情景，會一直留在世界的記憶當中。) 香港國族也在這時正式形成，彼此皆感到同屬一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旺角清場，始於法院批准臨時禁制令，司法獨立在那時已經名存實亡。抗爭者 11 月 25 日晚發難，跟「差佬」周旋於多條街道。縱使頭破血流，仍然面無懼色，表現勇武。他們在「雙學」宣佈行動升級後趕赴金鐘前線，一句「痛苦只係一時，勝利最後會屬於我地。」教人感動。他們不分派別，純粹以大局為重，今天「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卻說旺角暴動及港獨思想不應「入佔中數」，等同與昔日旺角佔領者「割蓆」。兩批人的人格孰優孰劣，一目了然。

「雙學」重奪公民廣場時，「佔中三子」未曾現身。戴耀廷宣佈「佔領中環，正式啟動」時，群眾有嚷著要離開的 (覺得三子騎劫「雙學」成果)，弄得「長毛」梁國雄要跪地哀求大家留下。87 枚催淚彈被施放，現任「公民黨」議員陳淑莊呼籲人盡快離開。親泛民的大學教授不斷散佈「六四」重演假消息，如果港人無法獨立自主，波瀾壯闊的佔領行動斷不可能展開。「沒有領導，只有群眾」、「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另一面，其實是對泛民政客經常拖後腿、有破壞無建設的強烈反感。

三年過去，「雙學」諸君、旺角義士身陷囹圄，港共法西斯政權繼續張牙舞爪，肆無忌憚。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於黃之鋒等人完成社會服務令後提出刑期覆核，明顯含政治考慮，利用司法進行打壓，他卻可以厚顏無恥說：「客觀事實上，香港的司法獨立於過去一年，沒有受到任何絲毫損傷。」好人得不到好報，壞人逍遙法外，只知用水蒸氣煙霧模擬催淚煙有何用？

經過 2014 年「928」，我們香港人已經變得不一樣，誠如法國哲學家卡繆所言：「在荒謬經驗中，痛苦是個體的；一旦產生反抗，痛苦就是集體的，是大家共同承擔的遭遇。反抗，讓人擺脫孤獨狀態，奠定人類首要價值的共通點。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卡繆又說：「人們有權享有的幸福，只有靠反抗才能獲得」，好好保重身體，跟專制政權鬥長命，我們未必會輕易輸掉！

安重榮造反

安重榮與安重誨同族，石敬瑭在晉陽起兵，重榮率領千餘名騎兵投奔石麾下。後晉建立，他獲授成德節度使。

從小軍官一躍而為節度使，加上目睹李從珂、石敬瑭靠兵變奪位，重榮於是「每謂人曰：『今世天子，兵強馬壯則為之耳。』」他更說：「我能 (射矢) 中竿上龍首者，必有天命。」積極聚集亡命之徒，收集購買戰馬，叛逆之心昭然若揭。

不過，重榮恥於向契丹稱臣，「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

高祖 (即石敬瑭) 割雁門北賄賂契丹，吐谷渾由是歸契丹管轄，「苦其貪虐，思歸中國」。重榮乘機誘吐谷渾入中土，結果「千餘帳自五臺來奔」，契丹大怒，譴責高祖。

天福六年 (公元 941 年) 六月，重榮威迫羞辱契丹使臣拽剌等，拽剌出言不遜，他竟將其一行人殺死。耶律德光知悉，責令高祖嚴懲，重榮上表「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高祖以其手握重兵，不能制抑，深感憂慮。

桑維翰上疏提醒高祖早作防備。七月，高祖以鄴都留守、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劉知遠出任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統率「河東軍團」。八月，他詔諭重榮：「爾身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與親。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可惜重榮無動於衷，反而變本加厲，聞安從進有異志，暗中派遣使者與之勾結。

他同時聯合吐谷渾酋長白承福等。劉知遠遣親信將領郭威說之以理，誘之以利 (「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旨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安重榮歸朝廷，許以節鉞。威還，謂知遠曰：『彼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為逆，重榮已為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承福懼」)，十月，白承福「帥其眾歸於知遠」，不復支持重榮。韃靼、契苾聞承福改變立場，亦拒絕援助重榮，重榮形勢大為不利。

十二月，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遂「大集境內饑民，眾至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入朝」。高祖以杜重威為招討使，領兵討伐。雙方遇於宗城西南，重榮為偃月陣，晉軍不能破。及後「趙彥之卷旗策馬來降」(彥之投降原因：「初，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為散指揮使，相得歡甚。重榮鎮成德，彥之自關西歸之，重榮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黨眾，然心實忌之，及舉兵，止用為排陣使，彥之恨之」)，軍情逆轉。晉軍趁機猛攻，「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眾走保宗城，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

寒冷天氣致使二萬餘人凍死。「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為功。」重榮首級未幾被油漆保存，函送契丹。

「安重榮之亂」平定後，杜重威備受重用。

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王船山曰：「事雖逆而名正者，安重榮也」。從重榮不恥高祖割地獻媚及自稱「兒皇帝」，並協助吐谷渾擺脫契丹貪虐，可知船山所言非虛，也證魏特夫把後晉劃為「滲透王朝」(吸收漢文化並且最後徹底被漢化的王朝) 是合適的。

[主要參考資料]

1.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三周年

「雨傘革命」三周年。當日在「命運自主」台上呼籲重奪公民廣場的黃之鋒，現已淪為階下囚。學聯周永康，以及岑敖暉的女友何潔泓，亦身陷囹圄。他們不是勇武派 (屬和理非)，也從未斬釘截鐵否認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政治打壓卻降臨在他們身上。三年過去，香港沒有變好，只是一直變壞。

前港督彭定康說，市民在佔領行動期間，自發清理垃圾，學生做功課和互相幫助的情景，會一直留在世界的記憶當中。不錯，那段光景確實是香港近年最難能可貴的時刻。然而，現在呢？故態復萌，繼續「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學生跳樓自殺者不知凡幾，前教育局長還要取笑他們不知生涯規劃。原來美好是一時，醜惡卻是長久。

三年前沒有良心犯、沒有確認書、沒有 DQ 議員、沒有欽點特首、沒有不准講港獨......當文明法治的香港逐漸遠去，我們似乎僅能目送，挽救不了多少，很無力。

滿以為不要得罪共產黨就可以讓我城苟延殘喘，豈知旺角「暴徒」被重判後就到 13 + 3。「香港眾志」林淳軒日前良心發現，指旺角「魚革」抗爭者「唔係壞人」，「大家都是有抱負的年輕人」，稱願意為過去指「對方係鬼」致歉。此番覺悟當得自三年來種種曲折經歷。

「禿鷹」曾偉雄，加入震雄集團擔任策劃顧問；梁振英，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曉明，返京接替王光亞出任港澳辦主任。殺人放火金腰帶，壞人反而有好報，「雨傘革命」三周年，教人不勝唏噓！

范延光、楊光遠反叛

沙陀人石敬瑭向契丹耶律德光借兵消滅後唐，建立後晉，以汴梁為首都，是為高祖。

新政權創建不久，內亂接連發生。

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受術士張生「必為將相」、「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唆擺，暗懷叛逆之心。加上孫銳、馮暉迫逼，遂於鄴城起兵作亂，時為天福二年 (公元 937 年)。

高祖初「進范延光爵臨清郡王，以安其意」，奈何范不領情，只好「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從賓倒戈，從賓接受，與之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石重信，攻入洛陽。皇子權東都留守石重乂不久亦遭殺害，叛軍聲勢大盛。

從賓率兵東扼汜水關，將逼汴州。高祖詔侯益統五千禁軍夥同杜重威討伐從賓。《宋史》＜侯益傳＞有以下一段記載：「范延光反大名，張從賓據河陽為聲援。晉祖召益，謂曰：『宗社危若綴旒，卿能為朕死耶？』益曰：『願假銳卒五千人，破賊必矣。』」頗能見出侯益之忠心。

「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眾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乘馬渡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婁繼英，送大梁，斬之，滅其族。」

馮暉、孫銳領軍至六明鎮，為楊光遠所引渡河，半渡而被擊潰，傷亡慘重，斬首三千級。

至此，范延光知道謀反無法成功，「歸罪於孫銳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高祖最後寬恕待之，「制以范延光為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後改封東平王，以太子少師致仕)。

范延光之亂甫結束，功臣之一楊光遠與桑維翰有嫌隙。光遠出任天雄節度使，高祖擔心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於是建議「分天雄之眾，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因而怨望。

光遠擅自「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 (指延光) 第，逼令自殺」，又不滿景延廣以詔命取去自己三百匹馬 (高祖借給他)，怒曰：「(高祖) 是疑我也。」天福八年 (公元 943 年) 年底，光遠益驕，勾結契丹叛晉。

杜重威遣幕僚曹光裔見光遠，為其痛陳禍福，可惜光遠未曾動搖。隨著「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且「引契丹將麻荅攻鄆州」，光遠正式反叛。

後晉出帝石重貴「命侍衛馬步都虞候、泰寧節度使李守貞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青州」，光遠兵盡糧絕，契丹援兵竟不至。光遠感慨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卻不肯投降 (「吾昔在代北，嘗以紙錢祭天池而沈，人皆言當為天子，姑待之。」) 其子承勳劫父出居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李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亂事方告平息。

范延光、楊光遠得到魏州兵馬支持 (二人俱為天雄軍節度使，唐朝為魏博節度使，河北三鎮之一) 便妄圖做皇帝，反映五代時的魏州確實具有軍事重要性，足以導致政治變天。

另外，二人終不敵中央禁軍 (侯益統率五千禁軍。李守貞為侍衛馬步都虞候，其所率部隊當也屬於禁軍系統)，可見地方兵鎮與中央軍事力量爭持角力嚴重，為五代一大特色。

[主要參考資料]

1.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伯克與保守主義

伯克 (Edmund Burke) 是英國保守主義之父。

他不贊成法國大革命，認為此乃一場顛覆傳統和正當權威的暴力叛亂，非追求代議、憲政民主的改革運動。他特別指出：「一名理髮師或是一名蠟燭製造者的職業不可能成為任何人眼中的榮譽，更不用說其他一堆更為次等的職業。這些人不應該受到國家的迫害，但如果這些人被允許進行統治 - 無論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國家反而是受到了這些人的迫害。」

伯克反對由抽象理性完全引導的「啟蒙」社會 (因為「每個人的理性其實相當有限」)，強調必須依靠國家既有傳統。「許多哲學家們都不會試著挑戰傳統，而是會利用他們的聰敏，尋找尚未被他們發掘的智慧。如果他們真的找到了，他們也會選擇繼續保留傳統，同時將理性融入其中，而非完全拋離傳統單純依靠理性；因為傳統，夾帶著其本身的理性，也會允許理性有所活動，這種互動關係是永恆不變的。」

抽象理性難免生就個人主觀偏見，傳統卻經歷時間考驗，代表著數個世代的智慧。伯克因此覺得，傳統更能作為人立身處世的依據。

不過，仗賴傳統不代表反對變革。有系統、有條理的漸進改變，伯克仍然會贊成。他只反對突然爆發的革命。

保守主義後來成為英國政治的主流。結束拿破崙時代的滑鐵盧戰役，英國有份參與。嘗試恢復大革命前歐洲秩序的維也納會議，英國也有派代表出席。

中國歷史文化裡，孔子亦是一個保守主義者，《論語》＜子罕＞：「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用麻布做禮帽，是以前的規定；現在都用絲綢，比較節約，我隨大眾。在堂下拜見君主，是以前的規定；現在都堂上拜，沒有禮貌。雖然違反大眾，我還是贊同在堂下拜)』」

可惜近一百年，自孫中山開始，嚮往「畢其功於一役」的革命。中共無產階級革命，正中「這些人不應該受到國家的迫害，但如果這些人被允許進行統治 - 無論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國家反而是受到了這些人的迫害。」文革更是徹頭徹尾違逆保守主義。

相比之下，香港上世紀初邀得前清太史賴際熙、區大典講授經史子集，金文泰總督甚至推動成立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打倒孔家店」沒有出現，「西化」(即現代化) 已順利完成。保守主義竟於我城獲得延續。

悲秋

秋，令人既愛且恨的季節。

它那平淡簡樸的特質，既不如春天搽脂抹粉的濃艷，也不像夏天的蹦蹦跳和冬天的清白衰老，是有超然獨特的個性的，這也是令人心醉的原因。而隨它而來的涼風，更是一眾逃避炎熱的難民的救星。

可是，秋天太短暫了，它很快就會老死，被寒冷無情的冬天張開巨鯨般的大口吞噬，留下的只是一個印記，一個代表一年過去的印記，多麼的使人感悲涼，使人感沉痛，使人感無奈。人能做什麼呢？只能走前人的舊路，來個「悲秋」的感慨罷了。

「辛棄疾的＜摸魚兒＞真是出色，尤其是那份『傷春』的感覺……」

友人高談闊論自己對辛詞及春天的看法，礙於朋友之情，不便插嘴干涉，但我心裏暗想，春天的離開和秋天的流走，春天真的較值得我們悲傷嗎？春天離去後，尚且有慢長的夏、秋、冬攜手而來，但秋天飄走後，還剩下什麼？獨剩下到處殘年急景的寒冬，而且短暫得只有一頓飯時間的寒冬。相比之下，我實在不明白古人為何老是怨春的消逝。或許各人的看法有所不同，又或許中國人較重春天吧！

秋，自我出生以來，便和它拉上了關係，不論是和夏天一樣充滿活力的秋天，還是遍地黃葉、未老先衰的秋天，我也曾經見過它們的興盛消亡。縱使秋天初時多麼用力挽留夏天的生氣活力，最終還是敵不過時間，露出疲乏的老態，冬天一張口，吞掉，毫不費力。

不只是秋天吧，人每天也接受著這種消亡的規律。用護膚品以保存肌膚的年青、卡通片保持心境的年青、紀念冊保持回憶的年青，有用嗎？當你「朝如青絲暮成雪」之時，以上的一切還有維持年青、活力的功能嗎？根本不可能有。你只能坐在鏡旁，不停地問：「魔鏡，魔鏡，我青不青春？」你將成為時間洪流沖擊過後的殘餘物，永遠被過去折磨。

用四季來喻人生，春季好比人的少年期，即十三至二十歲，而秋季好比中年期，即四十至五十歲，人在二十歲後仍有數十年光景創一番大事，但四十過後卻只有一件事可做 – 等待死亡，這樣說你該明白悲秋比傷春實更令人傷感了。

「你這麼同情秋天和為秋天傷感，但又沒有可使大地回春的能力，那你又何必拿來自傷呢？」你或許會如此問。

趙永新於其作品＜藝文神韻＞中說過，人會被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激起感情，這或許是對問題的最佳答案。

文學作品往往可激起人內心的情感，使人有自身的情感流露，這情感可表現在文學方面，也可見於景物上。當人本身已有遲暮之嘆，再看見秋天的凋零景象，一份傷感之情自然而生，這自傷未必是你想它出現的，只是你內心的情緒被外物激起罷了。

很無奈吧！原來情感竟被外物刺激，自己全然無法控制。

如何治療「悲秋」這個難癒之症？

要麼避免看秋天的殘景，只要有落葉鬼魂的蹤影，便立刻沒命價似的撒腿跑了。可是，這法的成效，你也知道，正如司馬遷＜太史公自序＞中對儒家的批評，多勞而少功。

要麼把心調節至「處之泰然」的度數，再把自己堅毅的意志、深厚的人生經驗化成熊熊烈火反覆鍛煉，令自己變成機械人，對任何景物所生的感受皆如一，甚至沒有感受，到那時，即使秋天的景色比一幅撕毀了的漢代畫卷還要殘，你依然不會覺得傷感，「悲秋」自然也找不到門進入你的生活了。

但只聽那蜿蜒曲折的過程，已見此治療需時甚久。又沒有豐富的人生經驗作支持，根本煉不出成效來。古今的人所以常常為秋 / 春逝而生悲，或許就是因為無法找到更好的治療吧！

無論如何，有人失敗，也有人成功，蘇軾便是其中的表表者，他既能「一簑煙雨任平生」，自不怕「明朝花謝」，也無懼黃葉飄零了，我肯定他是不會悲秋的了，但我呢？你呢？其他人呢？

算了，算了，想那麼多也沒有用，反正李太白也曾說過「人生得意須盡歡」，縱然悲秋，又悲得多少個秋呢？還是留心自己的健康，不要著了涼，秋風能夠消暑，但它也有背叛人類的時候，惹了傷風，患了哮喘，便不好，應多穿衣服是正經。

[註] 此文草於 08-11-2006 晚上。

拒做北京填鴨的孤獨推銷員

前港督彭定康到港宣傳新書《First Confession》(初次告白)，期間出席了多場演講，並接受傳媒訪問。年逾七旬的他，寒背明顯嚴重，說話卻鏗鏘有力，足以闢邪辨佞。

被問及對高掛「香港獨立」橫額的大學生的看法，肥彭一貫英式政客保守主義的口吻，覺得港獨並不可行。不過，不可行不代表不應被討論。肥彭表示，政府不應限制民間討論不同的訴求，否則人民將會以更極端的方式追求理念。

「執葉」律師何君堯要「殺無赦」港獨支持者，肥彭認為言論絕不可取，「在我看來，是已超出言論自由容許的範圍」。他指出，類似講法在英國早被起訴，因英國有關於仇恨罪行 (Hate crime) 的法律。

律政司對黃之鋒、羅冠聰等作刑期覆核，肥彭批評其做法不智，有損香港形象，難免令人懷疑有政治目的。

他還承諾會在合適時候於英國國會提出討論「BNO 人士享有居英權」，且透露文翠珊曾就「聯合聲明失效論」向習近平「開火」，中方現已停止有關說法。

當年風華正茂，今天垂垂老矣。泰昌蛋撻依舊送上，末代港督搖身一變成為世上最孤獨的推銷員，誠如盧峯所言：「儘管他早已不是港督......但肥彭仍真心關心着，留意在意香港的變化，一有機會就為這城市說好話。可以說，他成了香港在國際舞台最落力的推銷員、啦啦隊，讓香港沒有在國際版圖上消失。」

新書提到「千古罪人」罵名的由來：「我最大的罪，就是拒絕做一隻跛腳鴨或者北京填鴨。」並揶揄「新加坡法治遠勝香港」的「高見」。難怪一眾建制、藍絲恨得牙癢癢，要肥彭勿再指手劃腳，甚至批評其為「精於計算的狐狸政客」，揚言：「彭定康死的一天，我一定會向佢屋企人恭賀！」恐怖分子真駭人。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北宋理學家張載的名言。張載又名橫渠先生，上述四句因而被後世稱為「橫渠四句」。

「為天地立心」，宋人葉采解：「天地以生生為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為天地立心也。」

天地以創生萬物且使萬物各得其正為心。人能本乎仁參贊化育萬物，使萬物有更合理的存在狀況，其即成聖，即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葉解：「建明義理，扶植綱常，此為生民立命也。」

人能建立倫常之道，講明背後的所以然，使幼長有所依循而能發揮良善的稟賦，不致手足無措，此之謂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即對古聖先賢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 的德性修養學問予以弘揚、延續，或透過文字言說，或身體力行用生命感染他人。

「為萬世開太平」相當於從事「外王」事業，為千萬代子孫創建理想的政治制度，開啟太平盛世。

「橫渠四句」看似言簡意賅，實則是宋代理學的總藍圖、總綱領，張載都算厲害！

張載哲學強調「太虛即氣」。即，不離也，並非等於、即是的意思。大陸學者紛紛斷言張主張「唯氣論」，明顯讀書未精。

太虛是天理天道，妙運陰陽二氣以化生萬物。它同時和人的心性無本質上的分別，心性藉著形軀創造種種道德行為。人能盡心知性，即可知天。張載的路數，和孟子相契，卻較孟子完滿 (故程明道曰：「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不過，張載「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程伊川《答橫渠書》)，這可視為其不足。

大罷工結束

1925 年 6 月，「省港大罷工」爆發。7 月 3 日，「省港罷工委員會」成立，由蘇兆徵 (共黨分子) 任委員長。

委員會組織了一支工人糾察隊，負責維持秩序之餘，禁止任何國家的船隻進入廣東，並抵制一切洋貨，藉此對香港實行經濟封鎖，打擊其轉口港地位。香港淪為「死港」、「臭港」，廣東商人亦遭受牽累。委員會後來改變策略，規定「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准其直來廣州」。廣東商人不滿呼聲大減，香港及英國受重挫。

航運、貿易首當其衝，許多洋行商戶破產。金融業也難逃厄運，各銀行存款斷絕，提款猛增，引發擠提。股票價格暴跌，屋租與地價大幅滑落。港府財政赤字超過 500 萬以上，被迫向倫敦借 300 英鎊應急。

港督司徒拔擺出一副強硬姿態，先頒佈緊急戒嚴令，再出動大批軍警和裝甲車上街巡邏，搜捕罷工領袖。港府同時限制居民出境，且揚言恢復笞刑對付煽動罷工者。中文報紙、郵件、電報，一律須經審查，不准刊登罷工消息。「一場俄國人煽動和領導的共產主義運動，不是一場排外運動和民族主義運動」乃司徒拔對罷工的總定調，他因而主張列強應實行武裝干涉，合力推翻支持罷工的廣州紅色政權 (即「聯俄容共」下的廣州國民政府)。

司徒拔與西南軍閥唐繼堯、粵系軍閥陳炯明、直系軍閥吳佩孚的特使舉行秘密會談，商討傾覆廣州政府的可行性。奈何倫敦不贊成，覺得「對華發動一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極不現實」(保守主義政治作風使然)，堅持靜觀中立的方針，司徒拔意興闌珊，10 月更被調離香港，由金文泰 (Sir Cecil Clementi) 接任港督 (司徒拔絕對是港督敢於頂撞中央一好例子)。

和司徒拔截然不同，金文泰 (畢業於牛津大學，懂粵語和普通話，喜好中國傳統文化，是一位中國通) 處事作風較溫和，希望透過談判方式結束罷工。

11 月 12 日，金文泰於港大演講裡向廣東發出訊息，表示願意談判。他又致函廣州政府主席汪精衛和廣州市長伍朝樞，申明立場。20 至 25 日，廣州商界代表團訪問香港，港府隆重接待，並趁機宣佈遮打、周壽臣、羅旭龢等人將赴廣州磋商，解決罷工問題。

廣州方面，罷工形勢起了變化。「五卅慘案」激起的民族情緒早已不再，只剩下沉重財政負擔 (以維持罷工工人日常生活)。故此，對於港府釋出善意，廣州政府基本上歡迎，12 月 23 日，財政部長宋子文來港，談判展開。

談判過程中，宋子文要求港府做到 (1) 賠償罷工工人在罷工期間的損失；(2) 重新安排罷工工人的工作，為港府以 (a) 賠償無異於敲詐；(b) 11 名罷工工人的工作已被人代替拒絕。雙方最後同意，如果香港商人 (為盡快結束罷工) 自願出資賠償罷工工人的經濟損失，港府將不予阻攔，廣州政府亦會配合協助工人早日復工。

共識總算初步達成。豈知 1926 年 1 月，國民黨右派 (蔣介石及西山會議派為骨幹，揭櫫「反共」大旗) 勢力迅速擴張，親共的廖仲愷卻遇刺身亡 (1925 年 8 月)。金文泰預計廣州即將變天，13 日召開會議進行專門研究，與會者一致認為，廣州政府很快會分裂，「省港罷工委員會」將被解散。25 日，港府毅然中止有關解決罷工的談判。

3 月，中山艦事件發生，蔣介石派兵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迫其繳械，間接替港府造就有利條件。「香港政府對於罷工期內工金及不能復業損失的賠償，均不給予」，金文泰明顯已關上談判大門。

廣州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 6 月 5 日致函金文泰，提出重啟談判，可惜港府對此完全沒有興趣。

北伐戰爭開始，為免去後顧之憂，國民政府 9 月主動解除對香港的封鎖。10 月 10 日，解散「省港罷工委員會」，對一般進口貨和奢侈品分別加徵 2.5% 與 5% 附加稅，以作為對罷工工人的損失賠償。隨著公告發表、工人恢復工作，「省港大罷工」正式結束，歷時十六個月。

香港與廣州關係始終緊張，直至蔣介石 1927 年用鐵腕手段清黨、整肅共黨分子，金文泰才決心與之友好。

余杰新書引錄金文泰一句話：「離開使得我們一直很愉快的香港是十分痛苦的事情……我寧願快樂地留在這裡，不想去其他地方。」金督的愛港情懷，可見一斑。

[主要參考資料]

1. 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

2.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3.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4. 余杰，《1927：民國之死》。

石敬瑭借兵

潞王李從珂奪得帝位，改元清泰。時任河東節度使的石敬瑭，過去與從珂同為李嗣源部下，二人是競爭對手。從珂即位後，對石敬瑭越來越猜忌，石內心惶恐。

河東地區是李克用、李存勗父子崛起的地方，當地騎兵機動性強，極富戰鬥力，石坐鎮該處，等於掌握後唐命脈，從珂有疑慮很正常。

對石而言，他亦明白需要自保，韜光養晦，遂以多病為理由，上表請求朝廷把他移鎮別的地方。清泰三年 (公元 936 年) 五月，石改授天平節度使，管轄今山東省西南部。

從珂屢次降旨催促赴任，令石非常不放心。終於，石利用手上軍隊舉兵叛變。

從珂派張敬達率軍討伐，豈知軍隊內各懷鬼胎。石遣桑維翰北上向契丹借兵，列出自稱「兒皇帝」、割讓燕雲十六州 (分為山前八州、山後八州，包括：幽、薊、瀛、莫、涿、檀、順、雲、儒、媯、武、新、蔚、應、寰、朔) 等條件，為耶律德光許諾支援。九月，五萬精銳 (全是騎兵) 在晉陽擊潰唐軍，十一月冊封石為大晉皇帝，劍指洛陽，來勢洶洶。

從珂無計可施，眼見叛軍攻破洛陽，自焚而死，後唐滅亡 (後世史家稱從珂為末帝 / 廢帝) ，歷四帝共十四年。

石尊年紀比他小十歲的德光為「父皇帝」，且將長城要地 (令長城得以發揮防衛作用的戰略地帶) 獻給契丹 (中原從此失去阻隔北方外族的屏障)，可謂屈辱之至！

不過，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指出，石之所以割讓長城重要防線燕雲十六州予契丹，又不羞於向契丹稱「兒皇帝」，背後原因乃石視自己與德光同為胡人(石為沙陀人，德光為契丹人)，他因而未有打算防範德光。

德光之兄耶律倍於帝位繼承之爭輸給弟弟，被迫離開故土，投奔中原。後唐明宗李嗣源對他禮遇，賜名東丹慕華，後改稱李贊華。

從珂奪位，倍看不過眼，「密報太宗 (指德光) 曰：『從珂弒君，盍討之。』」(《遼史》，這條同時反映倍沒有因皇位之爭而與德光反目) 德光答應石請求，某程度上順應兄長意願。

洛陽被圍，從珂欲自焚，忽地想起了倍，便召他和自己一起死，倍不服從，從珂竟遣壯士李彥紳害之，倍享年僅三十八歲 (《劍橋遼西夏金元史》則認為，石攻破洛陽，為討好他的新主子，於是把倍殺掉，跟從珂無關)。

「敬瑭入洛，喪服臨哭，以王禮權厝。」(同上) 未免過於矯情虛偽，一意逢迎。德光不久把兄長改葬醫巫閭山 (倍生前於這裡隱居)，謚曰文武元皇王。

石在位期間，各地將領 (如范延光、張從賓、安重榮等) 不斷叛變，其兒子石重信、石重乂皆遭殺害。

另外，契丹的氣焰囂張及反覆施壓，令石吃不消。天福七年 (公元 942 年)，石憂憤而卒，姪兒重貴繼位，是為出帝。

契丹國是「征服王朝」的濫觴

漢學家魏特夫 (Karl August Wittfogel) 曾提出「征服王朝學說」，區分「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 和「滲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

「征服王朝」指中國歷史上由少數民族 (主要來自北方) 建立，吸收漢文化的同時，刻意保持自身文化的政權。「滲透王朝」則指由少數民族建立，吸收漢文化並徹底被漢化的政權。「五胡十六國」時期的前燕、前秦，南北朝的北魏，俱屬後者而非前者 (五代的後唐、後晉、後漢，以及西夏，亦然)。

「征服王朝」始見於耶律阿保機建立的契丹國。聽從漢人韓延徽建議，契丹國實施二元統治，包括：

(1) 以原有制度管理契丹人，以漢族制度管理漢人；

(2) 官制上置北面官與南面官，以北面官管理契丹族，以南面官治理漢族；

(3) 批准漢人務農之餘，繼續允許契丹人過遊牧打獵的草原生活；

(4) 學習漢文，也創製屬於自己的契丹文字；

(5) 提倡尚武精神，注重騎射訓練。

日後女真人建立的金國，創女真文，以猛安謀克管理本族，以州、縣管理漢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創八思巴文，以蒙古原來制度管理蒙古族，以漢法治理漢地；滿洲人建立的清朝，創滿文，要求剃髮易服。凡此種種，皆以契丹國為濫觴。「一國兩制」(許倬雲語) 出現乃中國近古史一有趣轉折。

「滲透王朝」全盤漢化，容易導致兩大問題：

(a) 本族人自覺被輕視、壓抑 (他們本身已屬少數，且在文化水平上居劣勢)，文化遭滅絕，因而心生抗拒，甚至反叛 (「六鎮兵變」由來)；

(b) 漢文化的流弊、缺陷將被照單全收，造成管治困難 (重門第之歪風為北魏所吸收，後唐有官員互鬥及宦官伶人專權，便是好例子)。

相反，「征服王朝」強調獨有的民族特質，維護本身的軍事優勢，選擇性地攝取漢化，容易採長補短，締造輝煌。遼聖宗的空前盛世，金世宗的「小堯舜」令譽，與「征服王朝」密不可分。

契丹國既用「征服王朝」為立國規模，一味崇漢崇儒的耶律倍自然不適合繼承皇位。因他一旦稱帝，契丹國向「滲透王朝」過渡，亂事遲早會發生。述律皇后偏袒次子德光容或有不是，但從客觀效果看，其精心部署未嘗不對契丹國有利。

學界就「征服王朝」仍存有爭議。許倬雲《大國霸業的興廢》：「『五胡亂華』前後建立了十六個小國......這些小國卻有值得注意之處：他們的領袖都擁有兩個頭銜，一個是『大單于』，一個是『大皇帝』，前者意指胡人的領袖，後者是中國的皇帝。這種雙軌的體制，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沿用許久，除了宋明兩代以外，所謂的『征服王朝』，包括採用『混合體制』的唐代都是雙軌制。」明確擴大「征服王朝」範圍，修正了魏特夫的看法。

香港曾幾何時也是一「征服王朝」。華英並茂，河水不犯井水。總登記官及文武廟料理華人事務，港督及法院解決在地英國人問題。山頂歸山頂，上環歸上環。主權移交後，舊格局不再，香港毀矣！

愛情九境

愛情可演化出不同境界，概言之，約有九種。

對於年紀輕、有伴侶的少年人，愛情是浪漫激情的探索，是欣賞璀璨耀眼的花火。

對於年紀輕、沒有伴侶的少年人，愛情是遙不可及的美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他們始終企盼有朝一日跌落凡間的另一半會跟自己打個照面。

對於年紀輕，剛失戀的少年人，愛情是無間地獄，痛苦永無止息之時，反反覆覆一再憶起。不過，勝在有太多青春，想通了，重新投入茂密的樹林，左右逢源，大小通吃，人財兩得，愛完即棄，未嘗不是一件快事。

對於年紀不輕、有伴侶的中年人，愛情是彼此性格、生活的磨合，是理想和現實的妥協。浪漫不是大龍鳳，而是平淡中見小心意。

對於年紀不輕、沒有伴侶的中年人，愛情是彷徨無助，因為你始終不知另一半在哪裡，何時你們才會重遇。找不著，不斷等候，孤獨寂寞隨之襲來。還要承受三姑六婆、同事好友的追問、白眼，你開始焦急。越焦急，越易自作多情。

對於年紀不輕、剛失戀的中年人，愛情苦味無疑變淡了，你開始麻木。可是，額上的皺紋、頭髮的稀疏、雙乳的下垂，同時提醒你再沒遊戲情場的資格。找一個可以陪伴走完人生下半場的人，心願雖卑微，卻是急切。

對於年紀大、有伴侶的老年人，愛情是回憶，是感恩，是緬懷舊事。互相扶持、慰問到地老天荒，乃人生最幸福。

對於年紀大、沒有伴侶的老年人，愛情不復被追求，倒看透「世上絕美之人和事不一定要親身經歷、擁有」的道理。般若彰顯，佛性萌露，恨意、悲苦不再，遺下嘆息連連。

對於年紀大、剛喪偶的老年人，愛情昇華成一個人的事。「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與其再找另一個，不如好好細味剛走的他 / 她生前種種。身死而精神長存，倘有來生，你知道他 / 她必定會再說一次「我願意」。缺陷是缺陷，但也是人生次一等的幸福。

皇位之爭

耶律阿保機死後，契丹國出現皇位繼承之爭。

長子耶律倍本來甚得父親歡心，對漢文化 (特別是儒學) 十分推崇。「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可以為證。

阿保機征討烏古、党項，倍出任先鋒都統，帶兵開路。攻打渤海國，倍有份出謀獻策。他更在大軍攻拔扶餘城時向父親進諫：「今始得地而料民 (指清點戶籍)，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勢，徑造忽汗城 (指直接攻向渤海國的首都忽汗城)，克之必矣。」渤海國卒之滅亡，易名為「東丹國」，倍奉命出任國王 (上諭曰：「此地瀕海，非可久居，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

從阿保機對倍委以重任，說：「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其似乎屬意長子繼承皇位。這亦是倍會被傳統史書稱為「太子倍」、「義宗」的原因。

不過，「太祖嘗謂太宗必興我家，后欲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冊倍為東丹王」，阿保機未必打算讓倍繼位，將幅員廣大的「東丹國」贈予他，某程度是補償。

阿保機逝世，由述律皇后臨朝稱制。述律皇后不喜歡倍而偏愛次子德光，德光因而得以擔任「天下兵馬大元帥」，手握重兵。述律皇后在政治理念方面又和倍不合，反對儒學治國，堅持維護契丹固有制度 (述律皇后其實沒有錯。一味吸收漢文化，容易造成文化排斥，出現類似北魏「六鎮兵變」的局面)。倍自感繼位無望，「乃謂公卿曰：『大元帥 (指耶律德光) 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群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

德光即皇帝位，大臣之間有沒有反對聲音？試觀以下一條：「先是，后任智用權，立中子德光，在其國稱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為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即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契丹國志》卷十三＜后妃傳＞)

利用人殉舊俗，殘酷打擊倍的支持者，被殺者逾百，可見反對德光繼位者大有人在，權力交接並不和平。

當政敵全部肅清，述律皇后還要辦個「假選舉」，「至西樓，命與突欲 (即耶律倍) 俱乘馬立帳前，謂諸將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諸將知其意，爭讙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眾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稱皇帝。」(《契丹國志》卷十四＜諸王傳＞)，替德光爭取認受。

耶律倍不久為德光所疑，被迫徙居東平，「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等於遭軟禁) 他命王繼遠撰《建南京 (即東平) 碑》，且親自作《樂田園詩》，以抒發悲憤。

後唐明宗李嗣源知悉耶律倍的遭遇，秘密派遣使節渡海迎接他到中原，「倍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太伯之名。』」自此成為後唐座上客，獲賜名李贊華。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遼史》。

2. 葉隆禮，《契丹國志》。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 - 香港國族先天不足

不得不承認，刻下香港已經死亡。

人死去，屍體腐爛，蛆蟲橫生。試觀今日何君堯、雷鼎鳴、李國章、劉兆佳大放闕詞，英治年代何曾出現如此荒誕的局面？皆因香港一命嗚呼，藥石無靈，群魔於是乘機亂舞，何、雷、李諸君，蛆蟲也。

何君堯是基督徒，在皇仁讀中學，於英國讀法律，卻不只一次顯露嗜殺本色。2016 年 2 月「魚革」爆發後不久，於城市論壇，何已贊成開槍殺暴徒。2017 年 5 月，在立法會，他說：「呢啲咁嘅畜牲 (指同性戀者)，你點可以對佢有仁義之心？」最近在革走戴耀廷的集會上，更加清楚，「呢啲人 (指港獨支持者) 唔殺左佢做咩」。原來浸過咸水不代表有文明頭腦，網友謂「何君堯係好典型嘅基督徒，I mean 3K 黨、十字軍嗰種」，觀察準確。吸吮西方糟粕來反噬我們香港人，正是何目前所作所為。

雷鼎鳴，香港華仁畢業，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學士，算是一名精英。其竟在《環球時報》撰文，誣衊年青抗爭者為「不事生產的寄生蟲」，指責「他們無一技之長，在家中當啃老族或領取福利救濟度日，生活無憂，卻在網上匿名發表辱罵他人的『宏論』，以作發泄。」

李國章更不堪，堂堂劍橋醫學博士，胡亂指大學生傾向港獨，是害怕跟大陸學生競爭，擔心獎學金、就業機會被奪去，乃「失敗者心理」(mentality of losers) 作遂。2004 年，時任教統局局長的他明明講過：「香港並沒有失敗的學生，若果有，也是教育制度的責任。」假如本地大學生真有失敗者心理，孰令致之？況且，大學生主要從文化歷史角度證成 2047 後香港應該獨立，李有虛心了解過麼？

劉兆佳用「中央、港府勢力或入校園與港獨主張鬥爭」呼籲各大專院校嚴打港獨言論。他是聖保羅校友，港大畢業，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博士。

一個個英殖時期的專才，現在都變成蠶食香港屍體的蛆蟲，往昔教育明顯出問題。

人文素養、理性精神、公民意識，通通欠奉，只剩下「狗眼看人低」(歧視無業人士、領取福利救濟者)、看不起失敗者、把學業成績和獎學金當作生命全部、陰謀論、扮客觀、唯利是尚、逢迎權威。蘇軾曰：「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香港內裡早就潰爛。

英國尚未遠去，政府、商業機構、學術界俱由經驗豐富的「老外」掌握最高領導權，華人缺陷較難發作，問題不大。英國一走，華人上升到領導地位，一直埋藏的缺陷，卒之表露無遺。何、雷、李等蛆蟲外，勿忘記還有影子學生與專制校長、十大校長因林鄭反港獨而「跪低」發聲明。

事勢發展至此，已然無力回天。學懂如何在荒謬境地用反抗者的姿態頑強生存下去，不自尋短見，是法國哲學家卡繆 (Albert Camus) 帶給世人的教誨，也是我們香港人日後唯一可以做的事。

毛主席憤怒了

各位同志：

最近香港政情正在起變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行不下去，令人憂慮。

部份專家學者口口聲聲擁護我們黨國，實際卻是「打著紅旗反紅旗」，輕蔑我們朝陽似的年青人，否定我們從解放戰爭中錘鍊出的鬥爭哲學。他們心腸之歹毒，嘴臉之矯揉，尤過於當年不老實的馮友蘭，不可不防。

雷鼎鳴君身為科大經濟系主任，好一個西方資本主義上頭的資產階級殘餘分子啊！

只知叫年青人潛心搞學問，提高社會生產力，雷教授似乎忘記了我們黨有很多革命先烈都是不識一個字。

如王佐同志，如袁文才同志，他們讀得多少書？搞出什麼學問？倒憑藉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顆真心，對我們國家民族的一份真愛，在我們黨陷於困窘時，扶了我們一把。我想告訴雷教授呀，不要看得學問那麼重，要釋放生產力，我們需要的是意志！是信心！不是象牙塔指手劃腳的閒議論！

絕大部份搞鬥爭的「無一技之長，在家中當啃老族或領取福利救濟度日，生活無憂，卻在網上匿名發表辱駡他人的『宏論』，以作發洩」？他是在指桑罵槐吧！

想當年，九哥 (指表哥王季范) 和八舅捐助學費讓我到湘鄉東山小學接觸西學，我算不算啃老？用「二十八畫生」發表＜體育的研究＞，批評顏子短命、賈生早夭、王勃盧照鄰幼傷坐廢，我算不算發表「宏論」辱罵前人？

「這批不事生產的寄生蟲」，雷教授的資本家嘴臉終於原形畢露！一味害怕社會整體財富減少會造成內鬥，財富多但老百姓享受不到又如何？照我看哪，寄生蟲恐怕不是愛鬥爭的年青人，而是雷教授一類「反革命」叛徒！

還有劉兆佳君，不再包容學生講「港獨」，好不威風！我偏要他們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更何況小平同志說過：「共產黨是罵不倒的。」老蔣天天要「反共」，到頭來反得了嗎？現在年青人天天要「港獨」，真能獨得起來嗎？

雷、劉二人的形左實右，我們一定要警惕。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註：偉大的毛主席在地獄看陽間新聞，極為震怒，有感而發。

契丹建國

契丹人是鮮卑後裔，以炎帝後人自居，住在今蒙古國及中國東北地區，過著半農耕半遊牧的生活，語言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卻受通古斯語族強烈影響。

唐太宗曾在貞觀二十二年 (公元 648 年) 置松漠都督府，以契丹大賀氏酋長大賀窟哥為都督。惜乎高宗時一度反叛自立，薛仁貴等奉命討伐。

唐末，天下大亂，契丹在痕德堇可汗帶領下，先後征服奚、室韋，還多次入侵幽州、薊州。劉仁恭、劉守光父子巧施妙計，契丹才不敢猖獗進犯。

耶律阿保機 (出身迭剌部) 出任夷離堇 (又作夷離巾、移裏堇、俟斤等，統軍馬的大官) 兼于越 (地位在百官之上)，手握政治軍事實權。他不久獲選為酋長，用武力開彊拓土。公元 907 年，阿保機取代痕德堇即汗位。

阿保機妻子述律皇后，原名述律平，回紇人，性格「簡重果斷，有雄略」(《遼史》)，為女中豪傑。阿保機攻党項，遭兩個室韋部落家族偷襲，述律皇后得知，領兵大破敵軍，威震四方。她更勸阿保機以禮善待漢人韓延徽，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用之。」(《契丹國志》) 延徽卒之成為阿保機的謀主，後為名相。

韓延徽，字藏明，幽州人，原為劉仁恭屬下的幽都府文學、平州錄事參軍、幽州觀察度支使。出使契丹求援，因拒絕下拜被羈押，幸得述律皇后推薦，方倖免於難。「延徽始教太祖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蓻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同上)

除了延徽，阿保機又重用韓知古、康默記和盧文進。

知古、延徽建議阿保機打破舊制 (三年一選)，確立汗位終身制和世襲制，激發持續三年的「諸弟之亂」(阿保機二弟耶律剌葛，夥同耶律迭剌、耶律寅底石、耶律安端，藉維護氏族世選制，起來造反)。「時大軍久出，輜重不相屬，士卒煮馬駒、採野菜以為食，孳畜道斃者十七八，物價十倍，器服資貨委棄於楚里河，狼藉數百里，因更剌葛名暴里。」(《遼史》)

平定「諸弟之亂」，為阿保機樹立威望。按照中原王朝漢人政治制度創建契丹國家機構，亦成為正途。神冊元年 (公元 916 年)，阿保機統一契丹各部，建立大契丹國。

大契丹國以臨潢為首都，國內使用契丹大字與小字 (統稱契丹文)。天贊四年 (公元 925 年)，阿保機東征渤海國 (粟末靺鞨為主體民族，建國者是大祚榮)。渤海國北部大部分領土被吞併，更名為「東丹國」(意謂「東契丹國」)，皇太子耶律倍被冊封為「人皇王」(一般也通稱「東丹王」)。

次年，阿保機於扶餘城逝世，享年 55 歲。述律皇后「屢欲以身為殉，諸子泣告，惟截其右腕，置太祖柩中，朝野因號為『斷腕太后』」(《契丹國志》)。

「斷腕太后」臨朝稱制，喜歡次子耶律德光，德光得以總攬朝政，和長兄耶律倍的矛盾越來越尖銳。

何妖消「獨」，漢權失言

建制派何君堯舉行集會要求港大革走戴耀廷，屏山鄉事委員會主席曾樹和上台發言時高呼：「搞港獨者若不認自己是中國人，就是外來人士，必須要殺！」何在旁附和：「無赦」。被記者一再追問，何回答：「睇吓殺咩啦，殺豬殺狗唔係咩一回事」、「如果搞港獨嘅人將成個國家命運顛覆，要令香港及祖國 13 億人付出龐大代價，呢啲人唔殺咗佢做咩？」

幾點回應。

(1) 香港有很多因工作需要長期居留的外籍人士，他們未必支持港獨，但肯定不會認自己是中國人，敢問這類人是否外來人士？殺不殺他們？又不少高官口講擁護中共國，身體卻很誠實，子女俱在外國升學，資產亦存放於外國，他們如此作為，算不算冒認中國人，應列入外來人士行列，被判處死刑？

(2) 即使某人因不認中共國而被歸類為外來人士，基於人道立場，那人也不應該被殺。將對國家的認同置於人道價值之上，這並非文明，而是野蠻，跡近中世紀十字軍要把一切宗教異端的性命奪去。

(3)「殺豬殺狗唔係咩一回事」預設豬狗是畜牲，牠們的性命不是性命。此和全球日益重視動物權益相違背。另外，何背後的意思似乎是：當人支持港獨，其即淪落為豬狗，所以殺害他們不會受道德譴責。可是，人淪落到豬狗不如，不等於他們客觀上真的變了豬、變了狗。生物學上看，他們仍是人。而殺人不可能不受道德譴責。

(4) 德國哲學家康德認為，無論殺人能為社會整體帶來多大好處、多大幸福，其本身都是不道德的。何從後果論證成殺害搞港獨的人，不一定對。

排外、不人道、不尊重動物、汲汲於效果利益，根本是中國人的劣根性，現在竟為何、曾等人所體現。

何於港台一個電視節目中還對余若薇說：「你 (對香港法治) 那麼失望，到別處去吧！」弄得垂垂老矣的前自由黨主席李鵬飛都按耐不住，批評他不斷製造撕裂、分化。

群魔亂舞，平時大義凜然的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亦失起言來。

對於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的名言：「我不贊同你的觀點，但我會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何漢權表示，這已是十八世紀的說話，時代已改變，他不會因此擁護講港獨的權利。

中國歷史獨立成科，不是其念茲在茲的事嗎？假如十八世紀的話都算過時，孔孟老莊思想可以徹底摒棄矣！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可以置之不理矣！中國歷史內很多內容比伏爾泰更過時，何的言論明顯和其過去一直爭取的相矛盾。

講到底，始終是自私心作遂，恐怕港獨思潮蔓延，動搖民族情感取向的中國歷史教育，倒自家米。加上執著普世價值 (如言論自由) 為某一歷史機緣下的產物，不會恆久，遂口出妄言。

「東講西讀」面書專頁：「當一班道貌岸然、有學識有地位，讓大眾相信是正直有原則的人，原來智慧與常識不足，成為了壞人的幫兇。當這些人也成為了幫兇，香港之沉淪只會更快。」誠哉斯言！

對「省港大罷工」的定性與應對

港督司徒拔認為「省港大罷工」是由廣州的共黨分子及其蘇聯顧問幕後指使，與香港經濟或政治狀況無關。他的判斷部份正確。

早在罷工發生前，左派知識份子和工會組織者已四圍派發傳單，煽動工人罷工。另外，廣州國民政府提供大筆財政資助，海外華僑、俄國工人和一個匿名的英國工會也有給予資金。謂罷工有共黨陰謀策動，並無不妥。

可是，經濟上華工長期飽受剝削、政治上外國人一直享有特權，亦促使罷工爆發，不容掩埋。否則罷工委員會就不會要求：每工工作八小時、廢除包工制和童工、減低房租、各工會有權投票選舉華人立法局議員、准許華人住太平山等。

司徒拔刻意強調中國因素，拒絕承認罷工為港府管治不善之產物，竊以為與英國國內人民心態有關 (他們覺得，港府理應跟從英國本土，禁止惡劣工作條件。罷工是一場正義的工人運動)。

罷工期間，有很多華人基於愛國熱情和伸張民族大義離開香港，但也有些為勢所逼，想回香港竟遭阻止。

1926 年 2 月初，罷工糾察隊向邊界香港方面的印籍守軍開火，又射擊深圳河上的警艇，攔阻往來大陸的火車，不准鄉民越界返港。

用強力把工人留下，反映罷工無以為繼。

廣東省許多農村縣市，口頭上支持罷工，暗地裡卻違反禁令，向香港出售農作物及漁穫。

至此，罷工再無法使香港出現糧食危機。

司徒拔根據《維持治安條例》和《緊急狀態條例》(「海員大罷工」期間制定)，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動員義勇軍，禁止糧食和資金流出。

其派警察守水塘 (確保食水供應不被中斷)、軍隊接管天星小輪 (維持港島九龍有效聯繫) 和巡邏街道、限制可帶出港幣數目、規定學校提早放暑假、下令華民政務司刪除中文報章內任何支持罷工的內容......

尤有進者，司徒拔打算利用政府和私人資金扶植廣州「反革命」勢力，且建議英國外交部收買北京消滅廣州革命政權。

華人社群方面，一批華商領袖透過他們的人脈，從澳門、上海、新加坡、檳城等地進口糧食，東華醫院總理開設攤檔以低價售賣食物，不少華人 (包括歐亞混血兒) 加入義勇軍、後備警隊和聖約翰救傷隊，曹善允更協助招募義工填補罷工者崗位空缺。要之，一是皆以襄助港府渡過難關為本。街坊委員會和更練團次第成立，社會秩序得到維持，「省港大罷工」反而促進了社群各成員團結合作。

米爾斯有這樣的觀察：「中國多年以來一直動盪不安，是造就一種視香港為家的華人階級的因素之一。」

罷工過後，港府更願意聽取華人意見，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越來越強烈，精英本土意識於是成形。

徐承恩說：「這種精英本土意識，看似是一小撮人的獨特思維，其實際影響卻可以極為深遠......香港華人精英的本土意識成形後，亦會透過各種可見的制度及隱藏的習慣，潛移默化香港社會。當社會條件成熟，這種原屬於精英的小眾意識將演化為普及的族群本土意識。中國赤化後，香港與中國的邊界比以往遠為封閉，為本土意識的開花結果提供理想的土壤。」

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大概於 1925 - 26 年「省港大罷工」就埋下伏線。

[主要參考資料]

1.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2. 米爾斯 (Lennox A. Mills)，《British Rule in Eastern Asia: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ritish Malaya and Hong Kong》。

3. 徐承恩，＜香港人千年史 (三)：中國國族主義風潮下的本土意識＞。

駁十間大學校長發表反「港獨」聲明

十間大學的校長發表聯合聲明，共同反對「港獨」，卻說不出任何具說服力的理由。

中大沈祖堯表示：「《基本法》訂明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部分。」敢問《基本法》是否玉皇大帝頒下的天條，永遠不可動搖？

《基本法》乃香港的「小憲法」。由起草到制訂，理應有全體港人參與。只是上世紀礙於種種歷史因緣，「小憲法」淪為中英雙方角力之產物，他朝可以的話，其仍需作進一步修改，以全面獲得民意授權。

把一部有待完善的《基本法》奉為金科玉律，否定一切修憲可能，此完全違逆政治常識。很簡單，未來形勢一轉，官方 (如警隊、公務員) 非官方都傾向港中分離，「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部分」難道還保得住？

至於譴責張貼「港獨」標語 / 懸掛「港獨」橫額為濫用言論自由，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密爾 (J. S. Mill) 講得很清楚：「只有當社會上某成員的言論可能 / 已經造成對他人的傷害，集體才有理由對之進行干涉」。

「港獨」言論在何處具體傷害他人？大陸學生激忿到要撕標語，一半是有幕後指使，一半是玻璃心作遂，不足以證明「港獨」言論具傷害性。反而大學校長們煞有介事不准學生表達「港獨」訴求，更似勾結港共傀儡政權剝奪學生應有的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並非絕對」，等於打開缺口讓「以言入罪」得以可能。「有自由就有責任」，掛橫額、貼標語的學生有拒絕承認自己所作所為嗎？

校長們殺氣騰騰不贊成「港獨」，根本漠視「港獨」訴求背後有充分理由支撐。

自秦開始，中原王朝便對嶺南地區施行血腥的暴力統一，為嶺南人民所反感。始皇帝派屠睢率領 50 萬大軍南下，百越族人一度負隅頑抗，弒殺屠睢以示不屈。漢高祖統一天下，派陸賈遊說南越君主趙佗歸順，亦遭到拒絕。直至漢武帝用兵滅亡南越，嶺南才重新納入中國版圖。

嶺南人民心不甘情不願被中原壓服，他們因此抗拒漢化。又「戰敗者」身份使其備受排擠、打壓，無法通過科舉進入統治階層，香港位處嶺南，焉會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一分子？

明清兩代實施海禁，香港漁民生計嚴重受損，逐漸傾向和中原王朝的對頭人 - 英國合作。1841 年開埠後，英國盡心經營香港島，並將領土邊界拓展到深圳河。太平天國、土客械鬥......令大批難民南來避難，豐富的資金和勞動力促進香港經濟迅速發展。

二十世紀初，大陸開始左傾 (孫中山實行「聯俄容共」)，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令我城前所未有的蕭條。1941 年「香港保衛戰」，於前線死守者為駐港英軍、加拿大援軍、華籍英兵等，國軍來救純屬「只聞樓梯響」，東江縱隊甚至激發「梅窩血案」，致使港人枉死。

二戰結束，協助港人解決糧食危機、避過國共戰火者為英國。民國知識分子如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受英殖庇蔭，繼續弘揚中華文化，鞭撻中共竊據大陸。

大英帝國瓦解，去殖民化浪潮熾烈，香港本來可以像許多英國殖民地那樣，先成為自治領，再邁向獨立。可惜具國共背景的人不斷湧入，加上未幾發生「六七暴動」，英國卒之決定把香港交還中國，解殖獨立的權利也隨著《中英聯合聲明》簽訂而變相被剝奪。

權利既為我固有，被剝奪全非我甘願，我為何不應該取回？不可以取回？

據此，爭取「港獨」可謂合情合理。校長們的聯合聲明，只反映他們愚昧無知，「意底牢結」深重。

要改善民生，不能不落實民主

賴清德上任行政院長僅 8 日，軍公教 (台灣社會對軍人、公務人員、公立學校教師的合稱) 人員明年即獲加薪 3 %。

根據賴所說，是次加薪有兩個目的：(1) 帶動民間企業響應，促進消費，提高經濟發展；(2) 鼓舞軍公教人員士氣，令其更符合人民需要。

不過，聯合報報導按照往昔經驗，質疑「調薪總在選舉前，選舉後總是不調薪」，且引述一位資深人事局官員的話：「調薪是政治問題，不是財政問題。」換言之，加薪乃手段，明年勝出大選才是目的。

香港迄今仍未有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雙普選，港人因而無法理解民主和民生的相輔相承關係，以為二者互相對立，非此即彼。

其實，只有當一個政府由人民用選票授權、必須向人民的選票負責時，為了日後能夠繼續執政，它方會做點門面功夫，派些甜頭 (即改善經濟民生)，說些好話 (以人民需要為依歸之類)。

誠然，甜頭未必真甜，好話可能是偽裝，但至少有做過。相比之下，極權專制國度裡一人 / 黨獨大，老百姓苟且偷安，全無政治影響力，當權者倒連門面功夫都懶得做。我城退保一直未能成事，這是原因之一。

要改善民生，不能不落實民主。香港沒有民主，以英國人留下的殖民體制牽補度日，林鄭目前對市民傲慢、對年青人輕蔑、對民生問題不著急，通通是制度歪曲之產物！

台灣人現在為什麼可以一人一票選直轄市長、縣市長和總統？因其前輩先賢敢於抗爭，和國民政府對著幹，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也。

香港過去前人種樹不成，政治反抗刻下剛開始 (多名年青政治犯身陷囹圄)，我們的境況，遠比台灣艱難得多、落後得多。台灣成就，值得借鏡。

談削藩

綜觀中國歷史，「削藩」經常引致禍亂，閔帝激起李從珂謀反只是冰山一角。

西漢初年，因朝廷奉行黃老無為之治，諸侯王擁有強大經濟實力，足以左右地方政治，建立軍事武裝。景帝聽從晁錯建議「削藩」，終釀成「吳楚七國之亂」。亂事最後順利平定，全靠周亞夫 (周勃之子) 善用兵、叛軍糧食供應遭截斷。

五代乃至明朝的「削藩」，結局卻不再是統治者勝利，而往往為反叛一方成功奪取帝位。閔帝出逃洛陽被殺，建文帝下落不明，是否反叛者具備壓倒性優勢，處心積慮為之？不然，更多是統治者缺乏條件應對「削藩」所可能產生的反彈，仍倉卒進行「削藩」所致。

李從珂作反，實屬逼不得已，因長子李重吉、女兒李惠明長期受到監視 (後來甚至被殺)。朝廷無法將之討平，在於：欠一支忠誠可信的軍隊。一接戰，投降者眾。當李準備揮軍洛陽，閔帝敗象已呈 (自身沒有「槍桿子」，又拉攏不到他人如石敬瑭借出，早知如此，何必急於「削藩」)。

燕王朱棣舉兵，是不希望落得周王、齊王、湘王、代王之下場 (或廢為庶人，或軟禁在封地)。從其攻勢未有延伸到長江以南，可見燕王兵力根本有限，談不上處心積慮陰謀奪位。建文帝敵不過他，主要是：(1) 缺乏優秀將才 (和明太祖朱元璋大殺功臣宿將有關，無奈起用年逾六旬的耿炳文及紙上談兵的李景隆) (2) 有宦官泄露京師虛實。

沒有條件「削藩」，就應該另闢蹊徑 (賈誼曾主張「眾建諸侯而少其力」) / 暫時不輕舉妄動。勉強從事，力不從心，卒之「賠了夫人又折兵」，帝位也丟失，未免太愚蠢。

閔帝削藩

後唐明宗李嗣源逝世，兒子李從厚被擁立為帝，是為閔帝。

閔帝重用朱弘昭、馮贇等人，朱、馮俱對潞王李從珂 (李從厚養兄，鳳翔節度使兼侍中) 和石敬瑭 (嗣源女婿，有軍功，深得將士支持) 有疑忌，主張削藩。

應順元年 (公元 934 年) 二月，一連串重要節度使的調動 (包括：徙成德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徙李從珂為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令李從珂深感憂慮，覺得針對自己，於是起兵反叛。

他祭出「靖難」大旗 (《新五代史》：「朱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 抗拒王思同的討伐軍，初時鳳翔府幾乎陷落，隨著楊思權率領士兵投降，形勢逆轉，討伐軍瓦解，李乘機攻入長安，劍指京師洛陽。

閔帝恐懼，朱、馮不知如何是好，唯有殺李重吉 (李從珂長子)、李惠明 (李從珂之女) 洩忿。

康義誠表面要求率領軍隊對抗李從珂，實際卻想暗中變節。閔帝知悉真相，召朱弘昭詢問對策。朱弘昭以為閔帝怪罪，投井自殺。京城巡檢安從進聞朱弘昭已死，將馮贇殺害。閔帝靠山盡失，被迫離開洛陽。

出逃魏州 (閔帝以前曾任「天雄節度使」，治所在魏州) 途中，閔帝遇到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可惜石無意救之。未幾，閔帝被李從珂派人殺死。

李從珂即皇帝位，是為清泰帝 (因其以「清泰」為年號，又名末帝 / 廢帝)。

大局既定，康義誠率先被斬於興教門外 (其對閔帝不忠)。

石敬瑭坐鎮河東，手握騎兵，清泰帝對他越來越猜忌。數年後，石舉兵叛變，且以割讓燕雲十六州乞援於契丹。

新時代

一場若蓮喪子，竟然弄得教育界的偽善嘴臉原形畢露，委實始料不及。

教育大學民主牆出現針對蔡若蓮的冒犯性標語，張仁良身為校長，不是應該問「何以這類標語會在校園出現？」一味批評言論超越人性道德底線，要予以嚴厲譴責，當聖人，好不威風！但對問題根源有料理過嗎？沒有。

部份中小學校長更加荒謬，聲稱不給實習機會教大學生。

首先，有足夠證據肯定貼標語者為教大學生嗎？其次，一部份教大學生說話「涼薄」，等於全部教大學生都說話「涼薄」，不宜為師？其三，教育不是要培養學生獨立思考麼？即使真為教大學生做，他們有自己言之成理的原因，其為何沒有資格為師？為何要禁止他們實習？

一直追問下去，只會揭示部份中小學最高領導人邏輯拙劣 (犯了「以偏蓋全」謬誤)、以主觀偏見代替客觀事實、喜歡聘用有奴才傾向的人 (「獨立思考」僅宣傳幌子而已)。如斯素質的一群人教育我城新一代，無異於誤人子弟！

據聞教大閉路電視截圖已然外洩。儘管張仁良反覆重申非校方放出、強調不會報警，他明顯缺乏台大前校長傳斯年當年對學生的真切關懷、愛護。

1949 年 4 月 6 日，軍警欲逮捕台大學生，傅說了一句：「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他又要求軍警不得上手銬，並保留學生學籍，希望學生將來有機會復學。

張仁良會那麼體貼，那麼支持肇事學生嗎？任由彼自生自滅被黑警拘捕，冷眼旁觀，假裝中立。毛澤東年代，此類人被稱為「學閥」，「學閥」是要挨批鬥，被整肅的。今天不少大中小學校長，其實與「學閥」無異。

英治年代，管理經營未必盡善盡美，但至少政治較清明，「學閥」嘴臉不易暴露。

前布政司霍德 (David Ford) 新近去世，前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形容霍態度、語氣均強硬，卻願意聽取民意，並尊重公眾知情權。重建港人信心的「玫瑰園計劃」、居英權事宜，霍德都有份參與其中。他更是「六七暴動」期間港府心戰室的主要成員之一。

英國人致力贏取民心，施政一律以民為本，有錯即改，各級官員因而不會遭人侮辱、針對。學生安安份份於學校受教，將來進入一個良序社會 (well-ordered society) 過好自己的人生，奉公守法，校長、教師們道貌岸然是不成問題的。唯獨在秩序紊亂、美好人生遙不可及的社會，官員們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學生按捺不住內心吶喊，對其加以咒罵冷嘲奚落時，校長、教師們的道貌岸然才成問題，才顯得特別醜陋、特別難看。

霍德撒手人寰，標誌著舊時代終結，黃國鉅形容香港將進入「吃子文化時代」(有權有勢的中老年人，壓迫無權無勢的年青人)。

中殖遠不如英殖，年青新生代吃盡苦頭了！

看《消失的檔案》有感

周六晚上看了《消失的檔案》在荃灣第一場放映，入場人士不少頭髮斑白，他們應該親身見證過當年的震撼吧！另外，也有少年男女對五十年前的暴動感興趣，特意走來觀看。燈光熄掉一刻，代溝不復存在，只有對以往歷史的認真審視。

片長兩小時，何楓、廖一原、郭慶鎏......一個個陌生名字，卻是「六七暴動」的主要角色。

何楓，九龍船塢勞聯工會書記，和警方發生衝突被打死，遺下一歲女兒何曉明。廖一原，新聯影業 (左派電影公司) 總經理，目睹朱石麟執導的《清宮秘史》如何從宣揚愛國主義 (劉少奇的評價) 變成賣國主義 (毛澤東的評價)。郭慶鎏，「港九油漆業總工會」副理事長，曾參與製造炸彈，迄今仍認為暴動是為了反抗殖民地管治，為了民族大義。

時任政府新聞處對外事務總監的 Peter Moss，揚言同僚利用歐西流行曲對抗「左仔」不停播放的紅歌 (原來歐西流行曲是抗赤化工具)。高級警務督察 Frank Knight 的經歷教人心寒，沙頭角槍戰期間，作為指揮官的他，一度被擄入華界，「他們要求我拿著毛澤東著作讓他們拍宣傳片」(像不像李波、桂民海現身央視)，幸好 35 日後逃脫。

姬達出任副輔政司 (特別任務)，眼見港督戴麟趾強硬姿態背後，身體一天比一天消瘦，返英休養實屬迫不得已。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及時阻止 8400 把大鐮刀入境、招商局碼頭軍火上岸，成功避免暴動導致更多人死傷。

影片結束前，地下黨梁慕嫻在鏡頭前致歉。《大公報》副總編輯、《新晚報》總編輯羅孚 1993 年 3 月在《當代月刊》發表＜為香港式文革致歉＞，算是「覺今是而昨非」，「香港式文革」一詞與程翔用「城市恐怖主義」形容「六七暴動」有異曲同工之妙。《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一生愛國愛黨，下場竟是客死異鄉，於美國過世。

以香港節慶祝場面殿後，彷彿寓意大亂後必有大治，鼓勵港人刻下萬勿灰心。

完場離開時，不見陣陣雷雨，只見品評片內情節的歡欣笑面，用心製作的紀錄片有用心細看的觀眾，香港還不算太壞。

「省港大罷工」爆發

高馬可形容 1925 年 6 月的「省港大罷工」為「兩次大戰之間最重大事件」。

罷工源起可追溯到 5 月 30 日發生的「五卅慘案」。

有中共背景的工人領袖顧正紅，在上海被日籍資方人員槍殺，激發工人、學生遊行示威 (約二千餘人，國民黨左派於背後鼓動)。期間學生於公共租界跟警方發生衝突，十多人受傷，百多人被捕。群眾湧到老閘捕房 (Louza Station) 交涉，英國人指揮的印度錫克人巡捕竟向他們開火，九人被殺，多人受傷。「五卅慘案」後，全中國仇外情緒熾烈，日本及英國尤其為矛頭所指。

蘇兆徵曾領導「海員大罷工」，為海員工會會長。他是同盟會老同志，1925 年隨孫中山北上，輾轉認識李大釗，加入中國共產黨。上海出現變故，中華全國總工會總書記鄧中夏 (共黨分子) 會同蘇兆徵等人，以中國國民黨黨員 (1923 年「聯俄容共」已經進行) 身份組織「全國總工會」，6 月上旬召集香港各工會組織舉行聯席會議，通過罷工，同時成立罷工統一指揮機構「全港工團聯合會」。

6 月 19 日晚上，海員、電車及印務工人陸續搭乘火車、輪船離開香港，返回廣州。21 日，「全港工團聯合會」發表罷工宣言，誓與帝國主義決一死戰。中央書院學生五百多人亦參與罷課響應。

廣州方面，沙面英法租界的華工開始罷工。23 日，廣東各界群眾和省港罷工工人 (共十萬) 舉行集會，抗議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會後舉行遊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等口號。遊行隊伍行至沙基，對岸沙面租界的英法軍隊竟用機槍掃射群眾，五十二人當場死亡，一百七十餘人重傷，史稱「沙基慘案」。

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

(1) 集會主持及講演者很多屬於國民黨左派 (如廖仲愷、汪精衛、孫科)，譚平山更是共黨；

(2) 英法軍隊開槍，似是由於有遊行人士越界，威脅租界人命財產。

無論如何，消息傳回香港，民憤進一步升溫，二十五萬人參與罷工，包括：電報局職工、渡海小輪員工，以及酒樓、茶室、理髮工人等 (28 日，太古洋行華工也加入)，香港市面陷於癱瘓，經濟嚴重受損。

高馬可說：「國民黨領袖和他們的蘇聯顧問甚至考慮攻打沙面英法租界。香港出現反英傳單和揭帖，呼籲華人挺身而出趕走英國殖民者和他們的華人『走狗』。廣州罷工領袖呼籲全體華人離開香港，散播謠言指香港政府計劃在此地水源下毒，他們還免費提供火車或輪船接載工人回廣州。」完全是「六七暴動」的先驅。

廣州政府援助香港工人在廣州的生活。7 月 3 日 (一說 7 月 6 日)，「省港罷工委員會」正式成立，由蘇兆徵任委員長。

工人武裝糾察隊創建，阻止大陸糧食供港，令香港物價飛漲。香港貨品無法運入大陸銷售，轉口貿易受重挫 (司徒拔 7 月 10 日寫道：「所有正常貿易都陷於停頓」)，我城猶如「死城」。

1925 年香港出入口貨總值較 1924 年跌了接近一半 (劉蜀永：「1924 年秋季，香港入口貨值為 11,674,720 英鎊，出口貨值為 8,816,375 英鎊，而到 1925 年同期，則各銳減為 5,844,743 英鎊和 4,705,176 英鎊」)。

糾察隊阻止罷工工人回港。銀行擠提，洋行商戶破產，股票價格暴跌。持續經濟蕭條，卒之迫使港府向倫敦借款 (三百萬英鎊商業貸款) 應急。而人口急降，房地產飽受影響。

[主要參考資料]

1.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2.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3. 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

廣州商團事變

1924 年 8 月至 10 月，「廣州商團事變」爆發。孫中山一口咬定事件是英國政府幕後操縱的「反革命叛亂」，作為英國遠東殖民地的香港，與廣州軍政府的關係被蒙上陰影。

且說清末以來，珠三角地區 (以廣州為中心) 乃工商業較發達的地區之一，廣州商人擁有強大經濟實力，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往往敢於表達政治訴求，甚至和政府對抗。清朝官員也好，革命黨 / 軍閥也好，他們都希望得到廣州商人支持。久而久之，廣州商人在社會有極高威望，對地方政治具重要影響力。

社會治安不良，促使廣州商人自發成立商團，由陳廉伯 (英籍華人，曾於中央書院接受教育，匯豐銀行在廣州的買辦) 擔任團長兼廣州粵商公安維持會 (商團公所) 理財課主任，負責支墊商團經費，借款購置槍械。1917 年，商團進一步武裝。至 1924 年，商團總人數高達 13000 人。商團保障商人利益及維持社會秩序，深受民眾歡迎。

孫中山發起「護法運動」，聯合陸榮廷、陳炯明等地方實力派，以廣州為大本營，與北京軍閥政府分庭抗禮。陸未幾反叛，孫要求陳出兵清剿，舊桂系遭肅清，開始「粵人治粵」時代。不過，孫、陳出現政見分歧，陳主張「聯省自治」，孫則堅持用武力統一全中國。「六一六事變」後，孫、陳決裂，孫明白到建立革命武裝的必要，適逢蘇俄派越飛赴上海與之洽談，孫於是決定「聯俄容共」，1923 年 1 月 26 日對外發表《孫越宣言》。

關於「聯俄容共」的原因，李雲漢作出過深入研究。扼要言之，孫受制於客觀形勢 (歐洲列強與他為難，只有蘇俄態度較友善；急需革命軍事力量)，加上誤判 (以為列寧放棄了共產主義改行「新經濟政策」、蘇俄「十月革命」是打倒「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天真 (覺得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便可被「三民主義」融化，壯大國民革命；外蒙古因「聯俄」而不致脫離中華民國) 驅使，遂兵行險著。防患與借援，始終是「聯俄」兩層用意，「聯俄」必須「容共」，據此，孫實無任何「左傾」，《孫越宣言》劈頭云：「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是最好的證明。

然而，廣州商人憂慮孫會實行共產主義，開始敵視國民黨。廣州軍政府為了應付開銷，巧立名目，徵稅不斷，商界疑慮更甚。多個行業發動罷市 (有商團支持)，軍政府卒之讓步。事後，商人們知道武裝力量有利其和軍政府抗衡、談判，企圖成立聯防，添購武器裝備。孫嘗試用種種途徑爭取商團加入國民黨，不果。

1924 年 8 月 10 日，英籍 (一說挪威籍) 輪船哈佛號被蔣介石扣留。船內有商團向南利洋行購置的一批槍枝彈藥，千餘名商人前往大元帥府請願，要求發還扣留軍火 (該批槍械已向軍政府報告，獲軍政府允許購置)，被拒絕。商團組織罷市，並通電全國響應，24 日，孫下令廣州戒嚴，通緝陳廉伯。

南海、番禺、順德、台山、東莞等地陸續有人參加罷市。孫原本打算用武力強迫商人開市，礙於英、日兩國總領事高調反對，不敢造次。9 月 1 日，孫發表《為商團事件對外宣言》、《致英國麥克唐納爾政府抗議電》，正式將矛頭指向英國，認為「商團行動得到英國支持」(美國學者韋慕庭指出，英國並無直接介入商團事變，外交部責成英國公使嚴厲申斥那位未得到授權便自作主張的總領事。張俊義表示，無論英國抑或港府，都沒有策動或引誘商團與孫中山的廣州政府對抗。)

汪精衛、胡漢民對孫以武力解決商團不無微言，唯獨廖仲愷力主嚴懲。廖辭去廣東省長一職，由胡兼任。15 日，陳廉伯等發表通電，否認利用商團圖謀顛覆，表示擁護孫中山、服從廣州軍政府。胡漢民取消對陳廉伯等的通緝令，雙方關係一度緩和 (10 月 9 日孫已發還部分被扣軍火給商團，事件有平息跡象)。

可惜蘇俄把武器彈藥運抵廣州 (《孫越宣言》規定蘇俄給予國民黨軍事援助)，10 月 10 日下午，中共廣東區委發動工會、農會、青年團及廣東工團軍等 30 個團體舉行示威遊行，高呼「打倒商團，殺陳廉伯，擁護革命政府」等口號。在太平南路西濠口，遊行隊伍與商團發生流血衝突，20 多人被打死，100 餘人受傷 (從衝突後市面貼有「孫文下野」、「打倒孫政府」等標語，可見死傷者多為商團人士)。

商團走投無路，只好硬著頭皮攻佔各政府機關。孫組織革命委員會，15 日凌晨，鮑羅廷、蔣介石、廖仲愷、譚平山 (中共黨員) 等率領黃埔軍校第 1、2 期學生，聯合許崇智的粵軍、李福林的福軍、吳鐵城的警衛隊、工團軍、農團軍，擊潰商團並繳械。中午 11 時左右，又焚毀西關商鋪及燒死商團支持者，廣州西關商業區毀於一旦。

韋慕庭引述目擊者報告，軍隊佔據屋頂，向逃往街道上的商團和難民射擊，商團和難民被迫退回火區，竟至焚斃。

下午 2 時左右，商團投降。陳廉伯出逃香港。

港督司徒拔不同意「廣州商團事變」有英國在幕後策劃，亦不相信陳廉伯企圖發動兵變佔領廣州。一切說辭，更似廣州軍政府誣衊、偽造，旨在合理化鎮壓商團。

平情而論，孫中山唯我獨尊 (吸收不到商團入國民黨，就扣留其軍火，削弱其武裝)、傾向使用武力、猜疑英國，無疑為蘇俄及其傀儡引進階級鬥爭、暴力革命打開缺口。儘管有汪、胡等不信任共產黨者「挽狂瀾於既倒」，蘇俄及其傀儡一旦滲入，國民黨仍舊要受其宰制，失去自主。試觀軍隊向難民射擊，迫難民回火區活活燒死，這似是國民黨所為嗎？手段之兇殘，反映國民黨已被共產黨融化矣！

廣州軍政府為蘇俄及其傀儡所竊據，共產毒素一天天蔓延，香港地理位置和廣州相接近，不可能不受影響。

1925 年 6 月發生的「省港大罷工」，就是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幹的「好事」。

[主要參考資料]

1. 韋慕庭 (Clarence Martin Wilbur)，《鍛造武器：孫逸仙和國民黨在廣州》。

2. 韋慕庭，《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

3.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

4. 邱捷，＜廣州商團與商團事變 - 從商人團體角度的再探討＞。

5. 張俊義，＜英國政府與 1924 年廣州商團叛亂＞。

掛上「香港獨立」橫額有何不可？

中文大學校園日前掛有「香港獨立」橫額，校長沈祖堯知悉此事，忙不迭發出公開信，重申「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這是不爭的事實。」

敢問沈校長，此處的「中國」指華夏古中國，抑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前者的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於「反右」、「文革」期間嚴重摧折中華傳統文化，香港與華夏古中國不可分離，即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劃清界線，「港獨」(至少港中區隔) 有什麼問題？

後者的話，沈校長等於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管治合法性。可是，創校先賢如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皆堅決反共，奉台灣中華民國為正朔，沈校長明顯違背了中大精神。

錢穆怎樣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種種政策？他說：「中國共產黨憑藉政治專制來改造社會經濟，這種改造必然仍然是破壞性，而非建設性，這是一無辦法的」、「毛澤東只學了史太林，起來要分產，結果使中國社會陷於破產，比蘇聯更不如，但造產不能由一黨專政來造。」他建議讀書人要有大抱負大理想，偏偏大抱負大理想於共產黨唯物論邪眼裡成了唯心主義，是反動思想。

唐君毅坦言：「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政府，承認其重視中國文化之價值，每年我也參加國慶紀念……」牟宗三則曰：「吾反共，正因為他那邪眼看天下人。我家裡沒有吃共黨什麼虧，我個人與共黨亦無恩怨。我反它，是因為它背叛了民族生命與文化生命；民族生命與文化生命吃了他的虧。這是不容原諒饒恕的，除非它自己振拔覺悟。他認為天下人都是經濟決定的，私利決定的，沒有客觀的真理，沒有獨立的靈魂。我就是反對他這邪眼邪論。我現在就給他作見證。有一個不是因吃共黨的虧而反共。」二人皆沒有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大陸合法政權。

新亞書院剛創辦，甚至得到過蔣介石經濟支持 (自總統府辦公費中節省，每月給予三千元)。蔣決心反共，至死方休。

中文大學若要堅持「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中國」必然指文化中國 (今天中華民國已實行兩黨輪流執政，有獨立之實，無獨立之名，錢、唐諸君如果在世，未必會認中華民國為中國)，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香港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開，在後者眼裡，即是搞「港獨」、搞「分離主義」。

中文大學從來都是反共的，也傾向「港獨」(中共意義下的「港獨」)。沈校長說：「『港獨』不但違反《基本法》，亦和我個人意願相違背。」變相表態不認同中大精神，且把《基本法》凌駕於中大精神之上。他適合做官，不宜當中大校長。

最高領導不像樣，學生群中夾雜大量有紅色背景者，到處拆橫額、撕標語，本地學生處於劣勢，無從挽救，唯有大罵「支那人，滾回中國」，族群鬥爭展開，實屬無可奈何。

若蓮喪子，我不同情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的長子墮樓身亡，據傳是情緒病所致。這位常常分享教子心得的「好母親」，連自己兒子性命都保不住，她的親子哲學有多少成屬實，啟人疑竇。尤其重要的是，她將左右香港日後教育發展 (蔡多次聲稱自己當副手，楊潤雄才是局長，無私顯見私)，莘莘學子會遭遇怎樣的折磨扭曲，有多少人會先行了斷，令人憂慮。

消息傳出，不少人對蔡表示同情，予以慰問，包括親泛民的教協。「蔡副局長都是人媽媽，我們應該同情她，不要落井下石。」敢問蔡 2012 年支持國民教育、形容中共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時，她有把萃莘學子的父母當作父母嗎？一心只為洗腦，以「爹親娘親不及共產黨親」為目標，此既不把學生當作人 (只將其當作工具)，亦不把學生的父母真看作父母。這樣的歹人，痛失愛子，我們要同情？對不起，我們不是耶穌，拍手稱慶，有請小鳳姐並無不妥。

全國人大最近通過《國歌法》，該法極有可能藉《基本法》附件三引入香港，開中共為香港立法的壞先例。中共不斷限制港人自由，蠶食香港自主，假如蔡良知未泯，理應棄暗投明，而非走入「熱廚房」承擔政治任務做幫兇。蔡選擇站到港共一邊，做中共的奴才，同時即是與本土意識強烈 (以香港為家) 的年青人對著幹，加上 24 名政治犯仍然在獄，仇恨掩蓋先天的同情，絕對情有可原。

毛澤東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青年敵視黑警，「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替蔡喪子贈慶，背後俱有深層原因。誠然，大愛包容和理非黃絲帶可以站在道德高地高呼「你冷血」、「你右翼法西斯」，但「冷血」、「右翼法西斯」又如何？對敵人仁慈等於對自己殘忍，彼不是還把蔡視為自己人吧！

教大校長張仁良斥奚落蔡喪子的青年「唔係人」、「冇人性」，完全不問箇中情由，好不霸道！身為大學祭酒，不去客觀研究問題，一味用主觀偏見指手劃腳，培訓教師的地方被如斯貨色的人物執掌，我城教育境況委實堪虞。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北宋王安石 (字介甫) 推行變法，面對龐大的反對勢力，他說了一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傳》)，可謂霸氣十足。

西漢以後，朝臣喜歡用天降災異勸阻君主進行大型變革 (受今文經學影響)，所謂「以天意窒君威」(蕭公權語)。凡有改革都說上天不喜歡，拖後腿，變法如何開展？介甫於是曰：「天變不足畏 (指畏懼)」。

受傳統儒學薰陶 / 重視歷史經驗的人覺得，前人智慧比我們高，他們一直沿用的政策 / 制度，假如我們全盤否定，隨時會碰壁，弄個車毀人亡。他們因此傾向小修小補，反對大破大立。偏偏北宋中葉急切需要大破大立以解決一些結構性問題，祖宗家法於這裡派不上用場。

「人言」指流言蜚語、惡意抹黑和中傷，更加不必理會。

介甫為變法一往無前，結果開罪莊敬嚴肅的程頤、豁達樂觀的蘇軾和古板守舊的司馬光，四面受敵。就連昔日支持范仲淹「慶曆新政」的歐陽修，對王的做法亦不以為然。「熙寧變法」最後失敗收場。

劉元城說：「金陵三不足之說......非獨為趙氏禍，為萬世禍。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之。今乃教之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則何事不可為也？」(《宋元學案》)

儘管劉就學於司馬光，他如實指出介甫「大無畏」的根本問題：使制抑君權的種種措置形同虛設，失去效力。

變法未成，專制獨裁卻暗中滋長，太得不償失。

介甫同時是出色的文學家，撰有《大人論》、《泊船瓜洲》(末兩句「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等。

立心良善，卻不見得明智

法律界權威人士稱律政司提出刑期覆核不含政治考慮，黃之鋒等人不算政治犯，立心雖然良善，卻不見得明智。

他們極力強調今天香港的司法制度仍然客觀公正，目的是要避免市民對司法失去信心，用盡最後一口氣守護法治。

可是，種種跡象顯示，律政司的做法是有意剝奪羅、黃參選下屆立法會的資格 (被判囚的刑期剛好超過三個月，五年內不得參選)，且把反對派趕入財困自絕的境地 (遭 DQ 的議員需付訟費，且被追回薪津及營運開支)。

香港的司法制度已淪為行政機關的幫兇，彼仍押上自己多年來累積的名望和信譽欺騙市民，阻礙其接觸真相，紙包不住火，終有一天彼連名望和信譽都丟失，何苦？

身處大時代，應懂得審時度勢，靈活變通。狄志遠、黃成智、陳祖為不是主張過「中間路線」嗎？當社會處於嚴重撕裂、兩極分化時，堅持用溫和、傾談向當權者爭取，等於自願被統戰，做「建制派 B 隊」。「新思維」得不到選民支持，陳祖為急於退出「民主思路」，就是窺見「中間路線」走不下去。

同樣道理，在赤共魔爪操弄下，香港司法公正蕩然無存。一味堅持捍衛法治，說法院判決沒有錯，政治打壓不存在，變相支持披著司法外衣的暴政，未免太愚蠢了！

亂象再生

前蜀被滅後，孟知祥 (李克用女婿) 獲任命為西川節度使。孟不久謀求獨立，與東川節度使董璋合作，阻礙後唐軍隊入川。明宗李嗣源放棄討伐，尋求和解，孟同意，董則拒絕 (璋子董光業全門遭誅殺)。孟、董二人因此反目。經過一輪激戰，董兵敗被殺，孟被封為蜀王，未幾於成都稱帝，建立「後蜀」。

孟、董圖謀割據，明宗一度派遣石敬瑭率兵討伐。石敬瑭先祖為西夷 (即中亞) 人，從沙陀移居太原，新近出土的石重貴墓誌銘指他是後趙石勒的後裔。父親石紹雍是李克用、李存勗部將，與周德威並稱。石敬瑭自少被李嗣源賞識，招為女婿。莊宗同光四年 (公元 926 年)，魏州兵變，石力勸李入汴攻洛陽，協助李成就大業。

石討伐不果，後唐卒之丟失兩川。

長興四年 (公元 933 年)，党項族首領、定難節度使李仁福逝世，第四子李彝超被立為留後。明宗擔心定難軍勾結契丹反叛，撤銷党項在定難軍的世襲割據，李彝超非常不滿，閉城自守，西北局勢轉趨緊張。明宗久攻不下，無可奈何，只好授李彝超檢校司徒，定難軍節度使。然而，接連的軍事挫折已令他威望大減，士卒驕縱。

明宗病危，暫失知覺，次子秦王李從榮 (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加封天下兵馬大元帥) 竟聯合心腹康義誠，密謀稱帝。樞密使朱弘昭、馮贇等反對，從榮遂率領牙兵千人入宮。陣中以步兵為主，不敵朱弘昭、朱弘實數百騎兵 (禁軍再一次在政變中發揮作用)。李從榮墮馬，遭擊殺。

馮贇又率五百兵卒大開殺戒，血洗秦王府，連李從榮兩個年幼的兒子都不放過。明宗醒來，「聞從榮已死，悲咽幾墮於榻，絕而蘇者再」(《新五代史》)，受驚過度，數日後病逝，享年 66 歲。

《五代史闕文》：「明宗出自邊地，老於戰陣，即位之歲，年已六旬，純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宮中焚香仰天禱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亂為眾推戴，事不獲已，願上天早生聖人，與百姓為主。』故天成、長興間，比歲豐登，中原無事，言於五代，粗為小康。」

明宗能夠締造善治，當與其仁厚長者性格有關。

《舊五代史》評曰：「明宗戰伐之勳，雖高佐命，潛躍之事，本不經心。會王室之多艱，屬神器之自至，諒由天贊，匪出人謀。及應運以君臨，能力行於王化，政皆中道，時亦小康，近代已來，亦可宗也。倘使重誨得房、杜之術，從榮有啟、誦之賢，則宗祧未至於危亡，載祀或歸於綿遠矣。惜乎！君親可輔，臣子非才，遽冺烝嘗，良可深嘆矣。」

安重誨、李從榮不才，乃後唐國勢走下坡的關鍵。

宋王李從厚繼位，是為閔帝。閔帝信任朱弘昭、馮贇等，打算削藩，鳳翔節度使潞王李從珂恐懼，起兵作反，安重誨「某死無恨，但恨不與官家誅得潞王，他日必為朝廷之患」(《五代史闕文》) 不幸而言中。

理應尊重年青人與香港獨有的歷史文化

台灣總統蔡英文出席全國文化會議，提到：要尋找台灣核心價值，剛好跟傳統中華文化做區隔。她高度讚揚「本土」電視劇《通靈少女》、拿下維也納音樂節冠軍的泰雅部落小朋友等，希望「年輕世代就能在這塊土地上找到自己的根，挖掘出源源不絕的題材......把台灣的過去轉化成邁向未來的基礎。」

蔡英文對年青人正面肯定、對台灣自身文化特別強調，皆非今天香港能望其項背。

西九故宮被強行興建，郵政總局難逃拆卸厄運，港共似乎不是保存香港獨有文化，而是協助主子移植外來的中華文化。24 名年青人本乎良知希望自己的家園變得更民主更自由，港共利用司法機關把他們送入監獄，製造政治犯。新近大陸通過的「國歌法」即將引入香港，年青人改編《義勇軍進行曲》的旋律、私自填上詼諧歌詞隨時墮進法網，創作自由進一步收窄，這與台灣大相逕庭，香港年青人真是不幸！

台灣崇尚個人主義，重視人發揮自己創意、才能，香港則始終有教忠教孝的「家長主義」氛圍左右，竊以為此乃兩地年青人遭受不同待遇的關鍵。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學生會主席湯錦婷日前在開學禮上致辭，說：「仲記得運動會開幕禮上，凝燃莊員背向中國國旗呢件事，當時有好多老師話我哋不識尊重、不識大體。但喺，當面對住呢一個共産政權、面對住香港一日一日被破壞嘅自由之時，喺我哋有清晰嘅論述去解釋我哋嘅舉動時，我同我嘅一班莊員都堅持以唔夠得體嘅方式去表達我哋嘅不滿。」她又鼓勵「大家應該嘗試去學習做不夠體面、擇善固執嘅人」，「『唔得體』嘅方式」「去堅守我哋心中嘅原則」或會招致老一輩批評「不懂世故、唔夠圓滑」，「但係青葱歲月就容讓我們跌跌撞撞咁學會『堅持』呢一課，去守我哋嘅核心價值，學會做一個唔夠圓滑嘅人，即使會吃虧」。

湯同學的發言在網上獲得好評，是一個指標，反映 (1) 年青一代不甘心再跟著老一輩的舊價值 (很多是中華傳統價值，如以和為貴、客氣有禮不偏激之類) 起舞；(2) 老一輩開始懂得體諒和欣賞年青人的勇敢，不把自己那一套強加於下一代。

當大中華色彩逐漸消褪，「天然獨」走上台前，恢復香港獨有歷史和文化，是必然的趨勢。

港共識趣的話，理應改弦易轍，師法台灣，不然只會自招滅亡。毛澤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是很好的警醒。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出自北宋名臣范仲淹《岳陽樓記》。

「天下」，錢穆認為有點像今天所說的「社會」。社會裡的老百姓惶恐憂慮之前，你已看出問題，替他們分憂。社會裡的老百姓得享和平安樂，你才感到悅樂。這其實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自我要求，以天下為己任。

范仲淹小時候家境貧困，曾在長白山僧舍讀書，每天以二升粟煮粥，過夜凝結後，以刀畫為四塊，早晚取食二塊，再切一些醃菜佐食，謂之「斷虀畫粥」。長大後，他為朝廷效力，雖是文人，卻帶領士兵有效阻擋西夏李元昊的侵犯。仁宗慶曆三年 (公元 1043 年)，范仲淹上呈《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項改革建議，展開「慶曆變法」。

儘管變法最後失敗收場，此無損范人格的光輝、名言的警世。他撰有一《靈烏賦》，其中「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深受民國學者胡適之欣賞，把它與美國 Patrick Henry 名言「不自由，毋寧死」等量齊觀，視之為「專指諫諍的自由」。

南宋理學家朱熹稱讚范仲淹為「天下第一流人物」、「杰出之才」，金人元好問曰：「文正范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備數器......求之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為一代忠臣而已。」

有趣的是王安石的評價。早期批評范「好廣名譽，結游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後來寫《祭范潁州文》說：「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拗相公」「覺今是而昨非」，更見范仲淹名實相符。

新界風波

「新界六日戰」後，港府對新界鄉民一直客氣，鄉民亦樂意來個官民合作，保障既得利益。

可是，1923 年港督司徒拔的《民田建屋補價條例》，破壞了彼此之間的和諧，新界鄉民群起反對。

《條例》規定：新界鄉村土地，分為屋地和農地，在農地上，鄉民不得建屋，如果蓋房造屋，土地要補價上繳，房屋要交稅。

這變相限制新界鄉民增建新屋，有損其原來權益。

張連興有以下一段描述：「港英剛佔領新界，訂立官契時，港府偽裝體恤民情，進行安撫，動員村民把倒塌房屋和破舊房屋以及地基登記為農地，說是可以少收些土地糧銀，那時農地也准建屋，村民聽了官府的話。然而後來港府又出爾反爾，一律不准在農地建屋。一紙令下，村民這類屋地也算作農地，不准建屋。」

倘若無誤，鄉民對港府反感，更能夠被解釋。

6 月，荃灣鄉紳楊國瑞、粉嶺鄉紳李仲莊、元朗鄉紳鄧偉棠 (一說煒堂) 集會商討對策，一致認為《條例》違背傳統。他們與港府展開交涉，先見華民政務司，再見立法局議員周壽臣等，陳述鄉民意願。同時上書司徒拔，要求「收回成命，以定人心」，可惜沒有結果。

1924 年 8 月 24 日，新界各區代表 (共 102 人，代表 30 餘個鄉村單位) 在大埔文武廟集會。會上彭樂三提議，每區舉代表 1 人組織辦事機關，成立「九龍租界維持民產委員會」，跟港府周旋。11 月，「委員會」發覺「須向衙門註冊方好辦事」，遂改名「農工商業研究總會」(用「維護民產委員會」名義註冊，港府一定不會批准)，且訂立妥善章程，請律師代為註冊。「農工商業研究總會」即鄉議局前身。

「農工商業研究總會」不斷爭取廢除《條例》，司徒拔卻無動於衷，一意孤行。新界和港府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直至吉慶圍鐵門被送還，矛盾才稍為化解。

1899 年英軍攻打錦田吉慶圍，曾搶走大鐵門一對，作為戰利品，運返英國。吉慶圍居民對失去祖傳鐵門一事耿耿於懷，屢次要求取回原物，皆無功而還。1924 年，吉慶圍居民又重提舊事，司徒拔靈機一觸，覺得可利用這次機會緩和新界鄉民對他的憎恨。他暗中向倫敦請示，一面調查鐵門下落，一面請錦田幾位姓鄧的鄉紳出面寫一篇「呈文」，要求「發還」鐵門。經過一番查找，鐵門在愛爾蘭鄉下 (一說蘇格蘭) 尋獲。1925 年 5 月 26 日運回吉慶圍。

為隆重其事，司徒拔親臨吉慶圍主持鐵門交還儀式，並立碑紀念，碑上說：

「溯我鄧族符協祖，爲鄧漢黻公曾孫，自宋崇寧間，由江右宦遊到粵，卜居是鄉之南北兩圍，後因子孫繁衍，於明成化時，設立吉慶圍、泰康圍，分居斯土。兩圍四周，均深溝高壘，復加連環鐵門。想前人立意，實欲鞏固吾圍，以防禦萑苻耳。

迨前清光緒己亥，清政府將深圳河之南隅與英國，斯時，清政府未將明令先行頒佈，故當英軍到時，各鄉無知者受人煽惑，起而抗拒。我圍人民恐受騷擾，堅閉鐵閘以避之，而英軍疑有莠民藏匿其間，遂將鐵閘攻破。入圍時，方知皆良民婦女，故無薄待情事，姑將鐵門繳去。

現二十六傳孫伯裘，代表本圍人眾，稟呈港府，蒙轉達英京，將鐵門發還，照舊安設，以固治安。所有費用，由政府支給，又蒙史督憲 (司徒拔) 親臨敝村作奠基禮，足見英政府深仁大德，亦爲表揚吾民對於英政府之誠心悅服耳。特銘之於碑，以誌不忘云爾。

民國十四年乙丑歲閏四月初五吉日立」

司徒拔貫徹強硬作風之餘不失寬仁，一手棍子一手蘿蔔，此乃英國管治香港的高明處，為中共國所欠奉。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薛鳯旋、鄺智文編，《新界鄉議局史》。

3. 劉潤和，《新界簡史》。

4. 梁寶龍，＜吉慶圍鐵閘與港督司徒拔＞。

5. 梁寶龍，＜鄉議局與港督司徒拔、金文泰＞。

安重誨專權

安重誨是後唐明宗李嗣源的親信，天成元年 (公元 926 年) 四月，重誨出任樞密使，掌軍政。

明宗不識字，「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建議「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馮道、趙鳳皆以翰林學士之資，得到重誨青睞，任端明殿學士。

重誨「恃恩驕橫」，先斬馬延，再用孔循為謀士，「多聽其言」。朝廷商議誰人應拜相，孔循決意不用河北人，「先已薦鄭珏，又薦太常卿崔協」。有一宰相任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倖，期年之間，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其「每以天下為己任」，重誨頗忌之。他竟推薦御史大夫李琪為相，文官 (以中書侍郎為首)、武官系統 (以樞密使為首) 之間發生矛盾。

重誨於明宗面前力推崔協，任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為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既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乎。」明宗都算聰明，假裝不偏袒任何一方，「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馮道曾得重誨賞識，所謂不偏不倚，實際仍是靠近重誨一邊。

重誨、孔循後來經常批評李琪，稱讚崔協，崔協未幾和馮道一併擔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官系統獲勝 (「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是武官系統勝利的證據)。

任圜得不到明宗寵信，加上「性剛急」、「勇於敢為，權幸多疾之」。他嘗與重誨於朝堂上爭拗，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為誰。』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卒從重誨議。」任圜鬱鬱不得志，天成二年 (公元 927 年) 七月，以太子少保致仕，出居磁州。

任圜又一度拒絕把新歌妓贈予重誨，重誨懷恨在心。十月，他誣告任圜與朱守殷合謀作反，矯詔賜其自盡，聚族酣飲而死。

明宗養子李從珂與重誨有過節 (「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毆重誨，重誨走免。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從珂為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屢次誣衊他。長興元年 (公元 930 年)，從珂被解除軍權，回京師洛陽居住。

李行德、張儉彈劾重誨，反而招致族誅厄運。幸好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不妥他，「數短重誨於上」，久專大權的樞密使，卒之憂懼，求賜一鎮，以全餘生。明宗不許。

十二月，石敬瑭討伐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和東川節度使董璋，安重誨請自督戰，豈知未抵前線，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已經彈劾重誨意圖奪取敬瑭兵權 (「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明宗不復信賴重誨，把他召回。

李從璋 (明宗之侄) 奉命為河中節度使，專門監視重誨。長興二年 (公元 931 年)，從璋派重兵包圍重誨府第，用大棒打死他及其妻張氏，並殺其二子安崇贊、安崇緒。臨死前，重誨留下遺言：「某死無恨，但恨不與官家誅得潞王，他日必為朝廷之患。」(《五代史闕文》)

應順元年 (公元 934 年)，李從珂果然率兵謀反，攻入洛陽。安重誨一語成讖。

[主要參考資料]

1.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