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30日 星期一

港共、「老而不」聯手拆毀香港

由去年般咸道老樹無故被斬,到今天舊中區警署已婚督察宿舍因「活化」而倒塌,無一不是港共多此一舉造成。日治時期三年零八個月,老樹和舊建築尚且倖免於難,怎料到七十多年後相繼遭殃,赤禍之烈,似乎比皇軍入城有過之而無不及。

港共擅長破壞的本色,不只表現在歷史建築上,還見於對英治時期各項制度、政策、核心價值之摧毀上。香港第一個有選舉成分的政府機構市政局 (前身為潔淨局),97 主權移交後被老董強行解散。實施多年的英語教學為母語教學所取代。廉署、警隊、法院,通通其身不正,淪為當權者的爪牙羽翼,將維護公平、廉潔、正義拋諸腦後。昔日璀璨耀目的珍珠逐漸變得黯淡無光,港共實屬罪魁禍首!

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年青一代捍衛本土,力抗赤禍,令人敬佩。

奈何政界、學界、新聞界一眾「老而不」,心存謬妄,以為中共一旦民主化,港共即回復善良本性。先有梁家傑、劉慧卿、何秀蘭見張德江後自我感覺良好,再有任建峰、吳志森之流揶揄進步大專生。哲學家尼采說:「愚昧無知是一切痛苦之源」,倘若港共是殺害香港的主謀,這群「老而不」就是幫兇!

老樹、舊建築不能守候在側了,垂危的香港能等待曙光來臨嗎?

2016年5月29日 星期日

改善導航,引進西醫

德輔任內,蚊尾洲燈塔 (Gap Rock lighthouse) 順利興建,雅麗氏紀念醫院 (Alice Memorial Hospital)、香港華人西醫書院 (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亦相繼成立。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經珠江三角洲往來香港的船隻極之頻繁,卻缺乏良好導航設施。有見及此,英商建議港府在香港以南 26 海里外的蚊尾洲建造燈塔。不過,礙於蚊尾洲是清帝國領土,港府一直未將計劃付諸實行。

直至 1888 年,清政府海關與英國駐華大使達成協議,批准港府於蚊尾洲上建塔。清政府更願意支付部份建築費用,燈塔則由港府派人管理。中英兩國攜手合作,為航運界帶來方便,德輔因而取得不少正面評價。

又天花疫症當時在華人社群迅速蔓延,致使無數兒童受害。東華醫院雖持續不斷服務市民,但醫學知識守舊令其無法從源頭上根治問題。德輔覺得讓情況惡化並非辦法,遂大刀闊斧強迫所有初生嬰兒接種天花疫苗,且向西方醫學專家求助,嘗試把西方先進醫學引入香港。

適逢「熱帶醫學之父」白文信 (蘇格蘭人,創立「牛奶公司」) 有意創辦西醫書院,華人精英何啟 (曾留學英國。父親是何福堂牧師,姐夫是伍廷芳) 也希望建立一所醫院為貧苦大眾提供西醫治療,德輔欣然允許,時為 1887 年。

隨著西醫逐漸普及,中醫不足處被彌補,改善了華人生活。尤其甚者,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乃香港華人西醫書院第一屆畢業生。他曾說:「從前人人問我:『你在何處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係從香港得來。』」共官張德江說:「香港的地位純粹由經濟決定」,簡直昧於史實!

[主要參考資料]

1.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2016年5月28日 星期六

必須高舉「反共」大旗來悼念「六四慘案」

下週六是「六四慘案」27 周年。坊間一切相關爭拗,其實可被濃縮為以下兩個問題:

(1) 我們應不應該為「六四慘案」舉辦悼念活動?

(2) 如果應該舉辦悼念活動,活動該以何種形式進行?

對於 (1),相信「泛民」與大部份「本土派」支持者俱會說:「應該,因為悼念活動可讓人緊記中共的反人道罪行,且令下一代明白爭取自由和民主是要付出沉重代價」。

不過,筆者想提出兩點質疑:

(a) 中共違反人道精神的劣行何其多,由「土改」迫地主跪玻璃到「文革」人食人,真可謂磬竹難書,何解我們年年辦活動悼念「六四慘案」而已?

(b) 南韓的「五一八光州事件」、台灣的「野百合學運」皆有助下一代明白自由和民主得來不易,為什麼我們偏偏要以「六四慘案」作為政治啟蒙?

倘若上述質疑成立,「泛民」與大部份「本土派」支持者基本上只有兩種選擇:

(i) 將「六四慘案」悼念活動上升為全方位宣揚「反共」訊息的活動;

(ii) 將「六四慘案」還原為中國現代史其中一個環節,全球民主化浪潮其中一件大事,可供學術研究、民間討論,卻不再特別舉辦活動悼念 (正如我們不會特別悼念「五一八光州事件」)。

口講「『六四慘案』一定要舉辦悼念活動」、「『六四慘案』悼念活動只是為當年的北京死難者而設,切勿消費『六四慘案』」的人,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理由支撐自己的立場。沒有理由仍堅持下去,背後是情感衝動使然,一種大中華情感衝動使然。

除非旗幟鮮明高舉「反共」,否則我們不應為「六四慘案」舉辦任何悼念活動。勉強要辦,請連帶悼念「土改」、「反右」、「文革」中一眾死難失蹤者,不要厚此薄彼。

(2) 接續著 (1) 。由於「六四慘案」悼念活動必須轉化成宣揚「反共」訊息的活動,「熱普城」慷慨激昂呼喊「打倒共產黨」也好,11 所大專院校辦論壇談香港自決也好,任君選擇,悉隨尊便。唯獨支聯會卑躬屈膝的五大綱領 (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軟弱無力的點點燭光、自傷自憐的悲怨歌聲,可以休矣!

2016年5月26日 星期四

權鬥未息,文鬥又起

自從習近平發表<首季開局問大勢>炮打李克強經濟學,李先於一個會議上回了八個大字:「相忍為國,讓利於民」,再而安排國務院網站連續多日刊登文章批駁<首>文。習、李矛盾明顯化,惹起「十九大」更換國務院總理的疑雲,坊間盛傳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最有機會取李而代之。

根據《明鏡新聞》總編輯助理、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大眾傳播碩士柯宇倩透露,習近平原本打算用上海市委書記韓正 (韓是經濟學碩士。上海經濟發展停滯,韓提出了「以開放倒逼改革」,帶來不少起色) 為國務院總理,但礙於權鬥越趨白熱化,習決定預留總理位置給王岐山。如此安排,一來有助鞏固習、王聯盟,以抗衡劉雲山、李克強等人;二來可讓王再次充當「救火隊長」,以挽救病入膏肓的中國經濟。

問題是:王岐山已超過 68 歲。倘若習屬意王,這變相意味著「七上八下」的潛規則被打破,「老人政治」再度回朝。尤其甚者,習的政敵或會借此大造文章,陷習於不利處境。

習危如累卵,還要涉足「哲學社會科學」領域,開罪老左派、西化派、傳統派 (5 月 19 日《人民日報》刊有<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其中習提到:「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自翊建立一套「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新理論。那麼不自量力,下場注定悲慘!

2016年5月25日 星期三

「獵艷團」夜蒲事件涉及建制派內鬥

「獵艷團」夜蒲事件有新進展。

據說佘英輝等人的攬女照片是由一個建制派 WhatsApp 群組外洩,而根據《蘋果日報》報導,「今次傳媒獲得的夜蒲照片,是因為有人 (指部份建制派) 不滿馬恩國言論 (指中央處理港獨「要槍有槍,要炮有炮」) 而發放,旨在打擊由馬創辦的基金會」。

適值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於 5 月 26 日發表題為<溫馨提醒>文章,提到:「近日更有人說要用槍炮去對付『港獨』......似乎說明有的人沒有耐心」。馬為 689 女兒梁齊昕的好友,則「獵艷團」夜蒲事件未嘗不可被理解成新左派 (以 689 及其爪牙為核心) 與舊左派 (以曾鈺成、譚惠珠等人為核心) 的一次鬥爭。

是次鬥爭,舊左派表面上贏了,實則不然。馬恩國雖被賠上政治生命,「一帶一路」卻被醜化成「夜場性戰經濟帶」和「慾海絲綢之路」(林忌語),根深柢固植入港人腦海。習近平、張德江憤憤不平,正是 689 樂於看見。犧牲一名嘍囉以破壞主子籌備已久的「續命」大計,從而要脅主子心不甘、情不願讓自己連任特首。「狼英」本色,果真不同凡響,曾主席給比下去了。

「訪京團」變「獵艷團」,689 垂死掙扎

「一帶一路訪京團」變成「一帶一路獵艷團」,除了替馬恩國引述張榮順的話「要槍有槍,要炮有炮」多添一重意思 (「要娼有娼,要砲有砲」),背後可能涉及 689 的謀劃。

馬恩國與 689 女兒梁齊昕私交甚篤。梁曾聲稱 17 歲時已認識馬,且讚嘆馬是一個傳奇。「龍蝦」在蘭桂芳被梁掌摑,馬自告奮勇要對梁曉以孝道。依此而觀,馬很大機會為 689 陣營的人。事有湊巧,「一帶一路訪京團」主辦機構「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會」) 正是由馬創立,馬更親自負責帶隊工作。

被指於 KTV「音樂在線」攬女的佘英輝、翁繼文,前者律師出身,屬「基金會」顧問。後者乃「基金會」附屬會員。馬果真不知二人好嫖?筆者不以為然。又根據《蘋果日報》報導,馬亦一度出現在是次夜蒲中。若然屬實,馬大義凜然責罵二人「差唔多摧毀我個會」、「忍嗰幾日都忍唔到」根本不成立,此純粹為出事後保護自己政治生命之說辭。

689 回應「獵艷團」夜蒲:「每個人在任何地方都要關注其個人行為」,言下之意,就是不用馬來承擔責任。這與中聯辦法律部長王振民強烈不滿、要求介入調查呈現出極大反差。加上刻意提及「一帶一路是國家重點倡議」,變相揶揄習近平,難怪譚惠珠和梁美芬紛紛割蓆,譚耀宗也重申馬只是民建聯普通會員。

其實,早在張德江訪港期間,689 已透過特別助理向《香港 01》放出「財爺」曾俊華被訓示的假消息,迫使中共借《星島日報》回了一句「挑撥離間」。「訪京團」淪為「獵艷團」,何嘗不是 689 另一垂死掙扎?

2016年5月23日 星期一

李柱銘為現實所吞噬

李柱銘於「香港基督徒學會」講座的發言,充滿被現實吞噬的氣味。

接受民主回歸,是因為 1984 年加拿大、澳洲、歐洲多國不支持香港起義。反對「搞革命」,是因為中共殺人如麻,隨時開槍鎮壓。不贊成「港獨」,是因為獨立後會斷水斷糧。李柱銘偏偏不想想在尤德、衛奕信年代發動「公民抗命」成功率有多高,不想想香港受國際關注將令解放軍不敢胡亂開槍,不想想海水化淡、有機耕作可確保香港自給自足。一味杞人憂天,然後心感無奈,這其實已是向現實低頭!

李柱銘又說:「我地咪出黎嘈佢 (指中共) 囉,叫佢一定要做 (落實雙普選),應承咗,無得拎走」,掩耳盜鈴,對中共背信棄義、不理民意完全逃避。至於「真正嘅革命,係唔會講出嚟......講得出自己會點,只係為爭選票」,更是典型誅心之論,旨在打擊人氣急升的本土派,以避免民主黨滅亡。

胡適曾言:「人生應該有夢,否則人生不是太不豐富嗎?」,存在主義者卡繆則留下名句:「我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從李柱銘的話,我僅看見他蒼白的人生、不真誠的存在。香港要走出困境,不能靠這類人。

2016年5月22日 星期日

歐洲人住宅區保留方案

德輔上任後,對華人聚居地的擠迫情況深表關注。1889 年,定例局通過《收回土地法案》,決定:

(1) 強制收購部分人口密集的地方,將原本狹小的窄巷擴建為大道;

(2) 不合衛生條件的樓宇必須重建,建築物後面保留一定空間,方便通風。

(3) 業主獲允許把樓宇增高 3 層,彌補損失。

除此之外,德輔全力支持遮打爵士所提出的填海計劃。該計劃旨在解決房屋緊張問題,內容包括:

(a) 修築新路;

(b) 將海軍船塢、陸軍軍營及若干政府建築物遷至新填的土地上,再騰出中區一帶作商業及住宅用途。

不過,華人進入金鐘、中環與歐籍人士為鄰,引起歐籍人士不安。他們一方面憂慮東西文化 (指語言、生活習慣、價值標準) 差異窒礙雙方建立友善關係,一方面害怕競爭刺激租金上升,自己無力負擔。

有見及此,德輔實施「歐洲人住宅區保留方案」(European Reservation scheme),吸引歐籍人士前往太平山居住。

早在金馬倫出任署理港督時,山頂已有屬於自己的警署。1888 年 5 月,山頂纜車正式啟用,大大改善了太平山至中環的交通,往返只需 15 分鐘。食水未幾得到供應,住屋亦符合歐洲建築標準、體貼歐籍人士生活方式,山頂區遂逐漸取代中區,成為歐籍人士聚居地。

德輔表示,山頂區內固有設施、未來興建的房屋,必須繼續維持歐洲建築風格。這番安排,為他贏得不少掌聲。

陳雲說:「英國在一八四二年接管香港,用的是帝國的統治方法,尊重地方傳統和名流世家,分而治之,處處謹慎而漸進......」(02-10-2013 在面書上留言)。德輔把華人安置於中上環、歐籍人士移至太平山,乃「分而治之」最佳示範。儘管華洋隔閡容或加深,中西文化卻完好無缺地被保存下來,未有受到絲毫損壞。

中共目前強行推動港陸融合 (消滅粵語、繁體字,倡普通話、簡體字,加快安插「新香港人」等),是與「分而治之」完全相違的。如斯管治,等同制香港死命!

[主要參考資料]

1.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2.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016年5月21日 星期六

習近平陷入了困境

習近平上台後,一改江澤民年代「悶聲發大財」,雷厲風行貫徹「反貪防腐」。可惜全黨上下無一不貪 (包括劉雲山、張高麗、曾慶紅等人,見新近「巴拿馬文件」),跡近清中葉之朝廷。習越利用「中紀委」王岐山打貪,既得利益者越是不滿及暗有所圖。「倒習信」相繼出現、「高級黑」(即打著挺習旗號反習) 紅歌一首接一首,俱為敵對勢力對習近平作出的反擊。

黨內樹敵無數,黨外卻逐漸失去人民支持,理由是:(1)「反貪防腐」往往有選擇性地進行,習不打親信,只打政敵,予人徇私、剷除異己的感覺。(2) 習為了防範被輿論抹黑,勒令媒體「必須姓黨」,網絡言論必須受到嚴格管制,黨員幹部不許妄議中央大政,言論、新聞自由有被收緊之嫌。奈何習為保自己及家人安全,不能不把「反貪防腐」一做到底。於是,習猶如踩進泥沼,無法自拔,由他說:「與腐敗作鬥爭,個人生死,個人毀譽,無所謂」大概可以感受得到。

習既然要繼續不可能任務,其自需建立一支完全聽從指示的官僚隊伍。而根據中國歷代經驗,君主培植親信黨羽,普遍不循正常選人任官的渠道。習因此告誡「(共青) 團派」:「不要老想著升官,也不要幻想做接班人」,且極力提拔丁薛祥、劉鶴等「智囊」。這番安排,實際上等於杜絕「團派」日後升遷之路。

作為「團派」內任職最高者,李克強對習近平的舉措不能無微辭。有傳劉雲山、張高麗、劉奇葆拉攏李克強推習下馬,空穴來風,未必無因。

尤有進者,習似乎懷疑李處理經濟問題之能力。5 月 9 日《人民日報》刊登<首季開局問大勢>長文,當中匿名「權威人士」公開批評李推動的救股市救樓市、「互聯網+」、金融創新等政策。「博訊新聞網」4 日後發表<習近平李克強矛盾公開化:當前宏觀經濟的政治分析>,指出<首>文「堪稱是新時代的炮打司令部」,主要思路來自劉鶴。若然屬實,李克強目前的處境可謂極度凶險,隨時有機會步劉少奇後塵。

不過,誠如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所言:「習近平的『供給側改革』最終會被證明,中國是世界上最能供給標語的國家」,中央財經大學教授王福重則批評「一帶一路」投資是「打水漂」(即有去無回)。「習近平經濟學」會否較李克強的優勝,前景並不樂觀。

又權鬥、空想經已重來,習近平還想恃著「南海諸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這是老祖宗留下的。任何人要侵犯中國的主權和相關權益,中國人民都不會答應」,刻意與美國較勁,簡直是「壽星公吊頸」- 嫌命長。

2016年5月20日 星期五

評張德江「視察」show

張德江甫抵港,劈頭就說「非典」期間曾和港共聯手抗疫,對隱瞞疫情、299 人死亡云云隻字不提。配合 6,000 警力保護、記者採訪無門、多條道路封閉、巴士被迫改道、六呎高水馬陣,「帶着中央和全國人民對香港的關心而來」根本是哄騙話,「看、聽、講」中的「看」和「聽」僅針對親共人士而言,非旨在了解全港市民的訴求。

「泛民」梁家傑、劉慧卿、何秀蘭獲京官首次接見,久旱逢甘露,歡喜得眉飛色舞。殊不知張真正的取態是:「有不同意見的社會群體和代表人物的意見,我們都聽啊......了解對方的立場,讓他把話說出來......聽了之後,將來可以交流呢」。之所以讓你講、聽你講,不是代表他採納你意見,而是用你來粉飾專制,假裝容許意見多元。況且,開埠初期在港英商 (當時的反對勢力) 也能與倫敦政府直接溝通以迫逼港督去職,張的接見不過證明香港目前仍處於殖民地狀態,有何進步、突破可言?

一日殖民體制未去,宗主國始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鄺健銘在《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所作「海洋國家傾向對殖民地施行間接管治,大陸國家傾向對殖民地施行直接管治」的區分,來自北方的干預於日後只怕會變本加厲。事實上,張德江恃著「全國人大委員長」、「港澳事務協調小組組長」的身份大無私樣聽取港共主要官員匯報工作情況,此已公然違反《基本法》第 64 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損害「一國兩制」(詳見李怡<張德江以何身份視察香港?>),令香港淪為廣州 / 深圳第二。

他反覆呼籲港人「勿忘初心」、「堅守『一國兩制』,堅守《基本法》」,是賊喊捉賊;他一邊說「香港同胞對自己生活的方式和價值理念的珍惜,理應得到尊重」一邊說「『港獨』是借本土之名,行分離之實」、「說甚麼自決、甚麼港獨,這些東西根本成不了事」,則是中共「蘿蔔與棍子」政策的體現。

至於「『一帶一路』有助維護世界和平」、「香港的國際地位是由經濟地位決定」,前者商台節目主持鮑偉聰在面書上駁斥「如果有修讀歷史,都會知道近二千年來中亞以至東歐,即是現在所謂的『一帶一路』的陸路,都是戰亂頻仍的地區......饑荒瘟疫戰爭死人無數」,後者黃毓民曾撰有<香港從來就是顛覆基地 - 從雙十、六四、七一到二○一二>,清楚交代香港過往不純粹是一個經濟城市。

再談胡適

胡適的成就從來不在學術,而在他對自由主義貫徹始終。

民國有位學者黃侃,曾嘲笑胡適:「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部沒有了也。」因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都只有上部,下部尚未寫畢,黃侃遂發此譏笑。不過,從另一角度看,黃侃亦可謂不懂胡適!

生平最後一次演講,胡適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大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系的饒毓泰,一個就是這位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證驗『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這一件事,我認為是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作育英才固然開心,重點是老師讓學生發展出自己所長,非強加自己思維知識於學生身上。胡適這番話,反映他服膺自由主義教育觀,且以此為傲,難怪吳健雄女士終身覺得「我一生受您 (指胡適) 的影響最大」。

對於魯迅,參與左翼作家聯盟,給中共抬轎,還不是仇敵麼?胡適不以為然。他說:「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決不會為外力所屈服,他是我們的人。」相信魯迅泉下有知,定必以有此知音為榮。

毛澤東上世紀五十年代在大陸掀起「批判胡適運動」,胡適知道後,沒有勃然大怒,反而從容響應:「我覺得世界上二、三百年來有一種公開的趨向,朝科學民主這個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學方法走,那時候我朋友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我表示過這樣的話,把這個抽象名詞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錯誤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會盲目崇拜……當時我朋友陳獨秀只認得兩個名詞,不知道科學是一個方法,民主是一種生活習慣,是一種生活方式。」

「離開了胡適的思想,哪裡還有什麼胡適呢?」是他一生座右銘。縱使不乏被同道誤解 (如殷海光批評他晚年過分強調寬容)、當權者莫視 (蔣介石始終不聽從他的意見),他始終如一,氣定神閒。

胡適猝逝,論敵徐復觀放下私怨,撰寫<一個偉大書生的悲劇>,殷海光慨嘆看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落日餘暉。

朱學勤講得好:「最難能可貴的是,終其一生,他始終堅持著與自由主義這一信仰相匹配的溫和態度。他從沒有被二十世紀那個時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也沒有淪陷在旨在逃避時代的文人情趣中。他完全有理由走向這兩極的某一極,但是這個溫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種倔強性格做不到的事情 – 始終以一種從容的態度批評著那個時代,不過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這樣一種平和的態度,竟能在那樣污濁的世界裡堅持了一輩子,不是聖人,也是奇蹟。」

這或許是對適之先生一生最好的總結。

2016年5月19日 星期四

五四運動不是文革的序章

有人認為,文革的先聲就是五四,對此筆者不敢苟同。

文革指什麼,該先定義清楚。

假如把文革理解成毛澤東重奪權力的政治鬥爭,五四運動是一場「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愛國運動,針對英法將德國在山東權益轉讓給日本,它跟文革有何聯繫?

文革更應該被視為 1942 年 2 月延安整風的後續。確立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自我認錯和互相批評的方式的引入、自由民主思想之摒棄,都是在延安整風完成的,不是五四。

假如把文革理解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摧毀,是帶有文化運動性質的,新文化運動的「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確實有類似的地方。

不過,類似畢竟不是相同。

對毛澤東來說,之所以要將傳統文化連根拔起,背後是要釋放中國的生產力,提升中國的經濟發展。他相信,封建殘餘觀念會窒塞生產力躍進。

新文化運動的「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絕對不是為了促進經濟,而是求擺脫殖民厄運,求國家民族之生存。將傳統文化連根拔起,旨在更好地讓西方先進觀念在中國大陸植根,從而迎來「德先生」(民主) 與「賽先生」(科學)。觀乎胡適師從美國杜威、英國羅素及法國柏格森思想於中國知識界廣受歡迎,「全盤西化」的「西」當指英、美、法等先進西歐國家。五四運動晚期轉出「一面倒親蘇」、馬列獨尊,這不是新文化運動的初衷。

林毓生在<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主義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中指出,五四知識分子以「自由主義」作為救國的工具、手段,本身已曲解了「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 (即在政治社群中,個人應被當作目的,不可當作手段,個人的自主和獨立,源自個人本身價值的體認)。加上它純粹透過擺脫傳統中國社會、文化的壓抑而產生,不少「自由主義」背後的預設並未被五四知識分子深入了解,「自由主義」因此無法成為思想文化上的主流,讓馬列主義有機可乘。

毛澤東的文革就算是一場文化改造運動,它也只是繼承了新文化運動的外皮、表層,卻無法契接新文化運動的內核。很簡單,當人人高舉《毛語錄》,言必稱「毛主席」,此跟五四時期思想百家爭鳴有哪處相同?五四何來是文革的前奏、序章呢?

文革的前身是延安整風,延安整風則是以江西時期的肅 AB 團和鎮壓富田事變作為濫觴。而肅 AB 團和鎮壓富田事變都是由毛澤東直接指揮,目的是剷除異己 (有關肅 AB 團和鎮壓富田事變,可參考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毛澤東的一人獨裁,近因是受蘇共影響,遠因是師法秦始皇,他曾說自己是「馬克思 (馬列並稱的馬,非純粹的馬克思) 加秦始皇」。毛一輩子圈點了《資治通鑑》十七遍之多,《資治通鑑》是寫給封建專制帝王看的。與其說文革是五四開出,不如說它是中國傳統文化 (好玩權謀詐術、黨同伐異) 的遺毒!

2016年5月18日 星期三

解構「文革」

欲深入了解「文革」,不能不從毛澤東說起。

毛澤東成長的年代,正值「新文化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打倒孔家店」呼聲此起彼落,令國學根柢不錯的毛未有再下一城,反而囫圇吞棗地閱覽西方政治及科學著作。礙於不懂外語,毛只能讀中文譯本,但中文譯本往往質素參差,部份有牽強比附之嫌。結果,所謂吸收西學,實際上仍是在傳統文化的園地內打轉。

尤有進者,毛澤東家境貧困,無法與蔡和森等人赴法國勤工儉學,被迫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擔任管理員,受大學教授們 (如胡適) 奚落。此番經歷,成就他對高等知識分子的痛恨,並促使他在路線上始終有別於劉少奇、鄧小平 (劉、鄧家境比較富裕)。

「五四運動」時,由於歐美各國強行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致使中國人民大失所望,包括毛在內。適逢俄國「十月革命」建立全球第一個共產政權,中俄類似的遭遇 (同樣面臨帝國主義壓迫),以及「一黨專政」、「資產國有化」與中國傳統「尊君」、「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之相契,卒之令毛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毛亦視馬列主義為救國良方。

1923 年,孫中山為了改組國民黨、建立革命武裝,實行「聯俄容共」政策。中共黨員獲准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毛首次有機會出任中央宣傳部長,並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期間他逐漸明白「筆桿子」(即思想文化宣傳) 的重要。

國府下令清黨後,中共先後發起「南昌暴動」、「秋收暴動」等,俱以失敗告終。全賴毛與井岡山土匪王佐、袁文才稱兄道弟 (毛是賀敏學的妹夫,袁文才乃賀敏學的同窗好友、王佐的結拜兄弟),紅軍才得以重整旗鼓,休養生息。1931 年更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江西瑞金為根據地。

蘇共不滿毛採取「游擊戰術」、「以農村包圍城市」,安排「國際派」(成員曾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 王明 (原名陳紹禹)、博古 (原名秦邦憲)、張聞天奪取其紅軍指揮權,卻招來第五次反圍剿慘敗 (紅軍放棄一貫的游擊戰,改用陣地戰、常規戰與國軍周旋,因而失利)。長征途中,遵義 (位於貴州) 會議召開,肯定毛澤東之功績。毛在志得意滿之際,躋身中共領導核心,且手握軍權,這慢慢養成他自以為是、排斥異己的個性。

1942 年是關鍵一年。延安整風成功,令「國際派」被肅清,「五四」以來的「自由」精神被摧毀,毛澤東及其思想在黨中央的最高地位則得以確立。最重要一點是,進行整風的手段 (如要求黨員幹部自我批評、批判文藝人士、鬥倒黨內高層) 成為日後文革的濫觴。

中共建政,毛澤東需面對一連串經濟建設方面的問題,此不是毛所擅長。又馬克思只談及生產關係追不上生產力的狀態,鮮有著墨討論刺激生產力的問題。無所依傍之下,毛唯有照搬蘇聯「史太林模式」。可惜好景不常,中蘇交惡,令蘇聯科學家全數撤走。毛窮途末路,想起過去成功全賴參與者意志堅定、思想宣傳充足,於是鼓吹「大躍進」,嘗試靠人力扭轉物質匱乏。奈何「三年饑荒」未幾發生,證明毛出錯了。

以往成功所帶來的包袱,令毛不肯承認錯誤。劉少奇、鄧小平收拾爛攤子有功,毛甚至生起封建帝王的猜忌之心,對二人富裕的家世耿耿於懷,懷疑他們是「走資派」,要走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批判史太林的舊路。苦於官僚制度成形,毛無法伸張一己之意志,其遂藉著動員體制外的群眾 - 1949 年以後成長的年青人,加上和林彪結盟,向以劉、鄧為首之官僚系統發動進攻,揭開「文革」的序幕。

「文革」,顧名思義,是要來一次文化上的革新,以提高國家生產力。如此命名,目的只有一個:將「三年饑荒」的罪責推卸至傳統思想文化上。至於毛何故認為傳統文化必然窒礙生產?這或許和「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浪潮有關。弔詭是,「扣帽子」、「上綱上線」等,基本上無異於明清兩代的文字獄。

另外,「文革」爆發時,不少高等知識分子被抽出批鬥,如陳寅恪、翦伯贊、梁思成。年青一代血氣方剛,因未曾蒙受儒門庭訓,且不懂得獨立思考,淪為毛澤東的扯線玩偶、棋子,委實令人惋惜!

毛澤東與「反右」

1957 年「反右運動」,令不少學者和評論人被劃為「右派」,遭受迫害。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抱持特殊見解,或許是整場運動發生之主因。

民國時代,自由派學者不時於大學講堂、報章雜誌發表議論,監察政府,鞭撻權貴,推動施政改善。報業因而興旺。胡適、殷海光、儲安平、張季鸞,一支支健筆,既傳播英美進步思想,亦為當時局勢作如實紀錄。

學術方面,除了引介外來思想,整理國故亦有很大成就。馮友蘭兩卷本《中國哲學史》、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錢穆《國史大綱》、孟森《明清史講義》等,俱屬水準極高的作品。

然而,1949 年國府敗走台灣後,新上台的中共乃一以工農為基礎的無產階級政權,將所有學者和評論人視作「資產階級殘餘分子」。

馮友蘭寫信給毛澤東表忠,說願意改造思想,準備於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竟回信:「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以上參考《三松堂自序》) 言下之意,就是一口咬定馮昔日觀點立場有問題,也看死他只能口講,虛偽矯飾。

四年後 (即 1953 年),在懷仁堂,毛澤東當眾指斥新儒學大師梁漱溟:「梁先生自稱是『有骨氣的人』,香港的反動報紙也說梁先生是大陸上『最有骨氣的人』,台灣的廣播也對你大捧......他們都是你的親密朋友......他們那樣高興你,罵我是『土匪』,稱你是先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裡?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而你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還美。」(轉引自艾愷《最後的儒家 - 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

這番話非常重要,透露出幾個重要訊息:

(1) 毛非常在意別人稱呼他為「土匪」,稱呼梁為「先生」、「有骨氣的人」,背後可能涉及他對「中共最高領導人」身份某種自卑、厭惡,對早年「知識分子」身份耿耿於懷 (毛因家境貧窮,被迫進入北大圖書館做管理員,從此放下「知識分子」身份)。

(2) 毛相信名譽當與事功相扣連,此乃王安石、陳亮、顏元一路之想法。毛年輕時曾撰<體育之研究>,和顏元旨趣遙相呼應。其似深受顏元影響。

(3) 毛認為港台兩地對梁的稱譽,純粹出自梁刻意營造,自我吹噓。

由於毛覺得自己是「知識分子」,其遂動輒批判學者和評論人看法有誤,不認為自己無相關資格。他再看不起所有學者和評論人 (包括自由派和傳統派),視之為「學閥」、自私自利之徒,「死剩支筆 / 把口」。加上學者和評論人經常採取第三者角度議事,冷嘲熱諷為政者,無同情諒解,且昧於種種內情、委屈。建設性主張欠奉,口誅筆伐一大堆,為維護管治合法性,唯有一網打盡。

「大鳴大放」初衷未嘗不是希望虛心聽取各方意見,發展至「陽謀」、「引蛇出洞」,毛澤東怎樣看待知識分子,始終發揮著關鍵作用。

有一點可以肯定,歷經「反右」,民國以來的言論學術自由遭摧殘殆盡,民主派連根拔起,社會失去監督制衡當權者的機括,卒之釀成「大躍進」等連串冒進假大空作為,導致嚴重人道災難!

飽受中共折磨的自由人

撰寫《英國采風錄》的儲安平,其一生經歷十分值得今人借鑒。

儲氏初為一文藝青年。1936 年赴英期間,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受到自由主義薰陶,從此成為「自由派」。1940 年 8 月,他在國立師範學院任教,主要講授英國史和世界政治概論。1946 年,儲氏創辦《觀察》半月刊,宣揚自由民主思想,同時在復旦大學教授「比較憲法」、「各國政府與政治」等課程。全盤西化的頭腦,加上不怕極權的性格,可謂儲氏之標誌。

儲安平直言不諱,未幾激起蔣介石反感,《觀察》遭到查封,有關工作人員被逮捕。

然而,他並未投向共產黨,曾說:「唯有承認人民思想及言論的自由,始能真正實現民主的政治,然則吾人以此事衡量共產黨,則共產黨是否能容許今日生活在共產黨統治區域中的人民有批評共產主義或反對共產黨的自由?假如容許,則何以我們從來沒有看到在共產黨區域中出版的報紙有任何反對共產黨或批評共產黨的言論,或在共產黨區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發表意見的刊物?」(<共產黨與民主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中國的政局>)。

奈何形勢比人強,儲安平卒之默許中共管治。他卻意識不到自己根本無法在赤化後的中國生活!終於,「大鳴大放」來臨,儲氏因說上「黨天下」三個字,被毛澤東劃為「右派」,嚴加批鬥。他「承認錯誤」、表示「要認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殘酷的迫害始終未斷,直至其無故失蹤。

《英國采風錄》撰於對日抗戰時。全書共十章,分別介紹國王、王后、上下議院、內閣、大憲章、自由主義、鄉村生活......屬不可多得的英國文化普及讀物。

徐復觀的經世意識及其史學

和唐君毅、牟宗三偏重系統哲學不同,徐復觀是第二代新儒家中經世意識最強者。觀乎其時論雜文佔生平著作一半篇幅,就可知他並非書齋型學者,此亦是大學較少徐復觀專題研究的原因之一。

徐復觀半生行伍,在國府擔任要職的經歷,令他對當時政壇之醜陋有深刻認識,亦了解蔣介石為人。他後來棄武從文,自翊遊走於「學術與政治之間」,歸根究底還是為了導引政治走向正軌。

他說:「中國古聖先賢,有如孔子孟子,他們對當時君臣們的諄諄告誡,實際就是他們的時論文章。所以我認為凡是以自己的良心理性,通過時代的具體問題,以呼喚時代的良心理性的時論文章,這都是聖賢志業之所存,亦即國家命運之所繫……社會指導政治的具體途徑,一為輿論,一為選舉。有真正的輿論,乃有真正的選舉,故輿論又為選舉的先決條件。而所謂輿論,乃係對政治的批評,不是對政治的歌頌」。

據此,一系列評論文字,用心固然在政治,即使專門如《中國人性論史》、《兩漢思想史》,其終極指向未嘗不是在政治。

徐復觀何解會相信學術能指導、規範政治?熊十力一句話影響匪淺,「亡國族者必先亡其文化」,徐深有同感。

熊又對徐的讀書態度發一獅子吼:「你這個東西,怎麼會讀得進書!任何書的內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你為什麼不先看出他好的地方,卻專門去挑壞的;這樣讀書,就是讀了百部千部,你會受到書的什麼益處?讀書是要先看出他的好處,再批評他的壞處,這才像吃東西一樣,經過消化而攝取了營養。譬如《讀通鑒論》,某一段該是多麼有意義,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記得嗎?你懂得嗎?你這樣讀書,真太沒有出息!」

事隔多年,徐回想及此,謂「這對於我是起死回生的一罵。恐怕對於一切聰明自負、但並沒有走進學問之門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起死回生的一罵!」

由於對政治污穢有痛切體會,以及重視學術的淨化功能及謹嚴,他開出一條頗為獨特的治中國史門徑。

在<良知的迷惘 - 錢穆先生的史學>一文中,徐復觀表示:「我和錢 (穆) 先生有相同之處,都是要把歷史中好的一面發掘出來。但錢先生所發掘的是兩千年的專制並不是專制,因而我們應當安住於歷史傳統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麼民主。而我所發掘的卻是以各種方式反抗專制,緩和專制,在專制中注入若干開明因素,在專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線民族生機的聖賢之心,隱逸之節,偉大史學家、文學家面對人民的嗚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義士,在專制中所流的血與淚。因而認為在專制下的血河淚海,不激盪出民主自由來,便永不會停止。」

這不等於放棄細緻慎密的歷史考證和推論。相反,他覺得錢穆「天資太高,個性太強,成見太深」,對史料「很少由分析性的關聯性的把握,以追求歷史中的因果關係,解釋歷史現象的所以然;而常作直感地、片段地、望文生義的判定」,「很容易給後學以誤導」。

李文森 (Joseph R. Levenson) 稱徐從事「理學式史學」(《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台灣李筱峰教授說:「每一個歷史學者,都應該是政論家。」可謂深契徐復觀史學精神!

錢穆的非主流史學

錢穆治史講究通觀全局,著重「溫情與敬意」。可是,他這種觀點原來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大陸並非主流,主流乃強調用「科學方法」(即批判質疑態度) 整理國故的「史料學派」,代表人物有胡適和傅斯年。

胡適跟錢穆一開始相見就不甚投契。錢問胡有否見過《史記六國年表》,胡表現得渾身不自在,堅持連夜趕回上海 (當時二人在蘇州)。胡後來索性不與錢交談。為著老子年代問題,胡一度憤然說:「錢先生,你所舉的証據還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連我的老子也不要了。」二人交惡還能從胡在世時,錢一直未能成為中研院院士看出。

作為胡適的弟子,傅斯年對錢穆亦頗蔑視,竟公開宣稱「錢某著作,我曾不寓目一字。」竊以為和《國史大綱》寫法過重宏觀及其狠批「史料學派」有關。神州陸沉,國府遷台,主持「搶救」著名學者往台灣的傅,未有把錢列入「搶救」名單中。錢答應張其盷南渡辦學,展開於香港弘揚中華文化的生涯,自此和胡、傅分道揚鑣。

錢穆其實不太喜歡香港,視之為暫居地。不過,諷刺的是,他卻利用這裡一點空間,傳播非主流的「民族文化史觀」,且經常撰文批評中共,替故國招魂。從錢穆的經歷,頗能窺見香港不是中國,為中原主流外邊緣人之聚合地。

1955 年,錢穆獲港督葛量洪頒授香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葛督致辭時褒獎錢穆創辦新亞書院弘揚中華文化,且說:「錢先生係一著名的華人學者,他這次接受本大學的法學博士名譽學位,為本大學增光不少。」

錢穆堅信中國歷史蘊含著美善,把它視作「像是宗教般的一種信仰」,「史學正是保留人生經驗,發揮全部人生中的重大意義和價值,以傳諸後世,使後世人能根據這一番經驗,來作為他們人生的一種參考和指導的。」(《中國歷史精神》) 弟子出色如嚴耕望,對老師此番領悟,也只能發「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之嘆。

《錢賓四先生與我》收錄了錢 1961 年 2 月 1 日寫給嚴的一封信,其中一段:「從地理背景寫歷史文化,此是一大題目,非弟功夫殆難勝任。如能着手撰述,實深盼望。際茲學殖荒落之世,吾儕篳路藍縷以開山林,只求先指示一大路向,探幽鑿險,待之後來繼起之人,不必老守一窟,盡求精備也。不知弟意以為如何?」

嚴謂「制度與歷史地理只是 (錢) 先生學術的旁支……這兩項學問只是他治史的兩隻腳,藉以站穩而已,不是主體……或許先生知我有『老守一窟』、『探幽鑿險』、『盡求精備』之病,所以一開始就告誡我。」

大抵嚴集中精力治制度及史地,流於枝節細碎,忽略探求較高遠的價值、意義,錢不免有微言。

錢穆又不喜歡陳寅恪 (中國中古史專家,撰有《隋唐制度淵源略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柳如是別傳》等)。1960 年 5 月 21 日致余英時的信中有兩點對陳的批評:一是「冗沓而多枝節」且不「可誦」;二是「臨深為高,故作搖曳」(余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

獨一無二的治史態度,曾招來著名作家李敖譏笑:「錢穆作為史學家,本已令人皺眉。」新儒學大師徐復觀更批評錢穆「天資太高,個性太強,成見太深」,對史料「很少由分析性的關聯性的把握,以追求歷史中的因果關係,解釋歷史現象的所以然;而常作直感地、片段地、望文生義的判定」,「很容易給後學以誤導」(<良知的迷惘 - 錢穆先生的史學>)。

想起陳子昂一首詩:「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那個「獨」字,錢穆應該有甚深的體會吧!

中共竊國

中共在抗日戰爭究竟扮演什麼角色?郝柏村指出:「抗戰八年,總計有二十二次大型會戰,以及其他多到數不清,大大小小規模的作戰及戰鬥,都是由國府軍委會所領導」。又「淞滬會戰」70 萬死傷來自國軍,「台兒莊大捷」負責指揮的是李宗仁。中共有份參與的,僅「平型關大捷」(林彪) 與「百團大戰」(彭德懷)。毛澤東言:「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國民黨,一分抗日」(稱「七二一方針」),由此可以想見中共當時只從旁協助,並非抗日主力。

國府忙著對抗日軍,中共做些什麼?扎根農村,爭取貧苦農民群眾支持。農民飽受地主欺壓,中共鬥倒地主,分他們的田地予農民。久而久之,加入共黨人數越來越多。中共繼而向人民許諾,帶領全國進入共產主義理想社會,一個沒有階級、沒有歧視、沒有剝削的平等國度。農民多數目不識丁,嚐盡苦楚,易受蠱惑,1945 年抗戰結束,中共於農村聲勢竟凌駕國府,形成「農村包圍城市」之局。

蔣介石國民政府自成立以來,積極推行現代化,西化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商人等為其骨幹,大城市 (如上海、南京、天津等) 則為其主要根據地。八年抗戰,國軍精銳耗盡,但因得到美國軍備支援,總算能充撐門面。反而黨內貪污腐敗、通貨膨脹嚴重 (買一盒火柴也要掏一大疊鈔票)、派系 (黃埔嫡系與新桂系) 相互不和,構成國府管治的致命傷。

中共蒙蘇聯庇蔭,搶先一步於東北三省接收投降日軍精良武器,戰鬥力大增。馬歇爾來華,為了迫逼蔣介石用和談方式解決與中共糾紛,停止向國府提供軍事支援。毛澤東復心狠手辣,視人命如草芥,攻佔長春,不惜切斷城內糧食供應,卻「嚴禁城內百姓出城」,規定「只有帶槍和軍用品的人才能放出」。眼見老百姓一個個活生生餓死,國軍終於棄械投降,形勢逆轉。

歷經遼瀋 (林彪、羅榮桓所指揮的中共東北野戰軍,向國民政府所控制的東北大城巿和主要交通線發動進攻,50 萬國軍全數瓦解,高級將領廖耀湘、鄭洞國、周福成被俘或投降)、平津 (林彪、羅榮桓、聶榮臻指揮東北、華北共軍向北平、天津發動進攻,鎮守北平的國軍最高指揮官傅作義向共軍投降)、淮海 (60 萬共軍向隴海鐵路線附近的國軍據點發動攻擊,55 萬國軍被殲滅,高級將領杜聿明、黃維被俘,黃百韜、邱清泉戰死)「三大戰役」,國軍兵敗如山倒,蔣介石宣告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擔任代總統。

李派代表團與中共議和,企圖以長江為界,國共兩黨南北分治,遭中共否決。李未幾出走美國,毛澤東下令「向全國進軍」,1949 年 4 月 23 日,攻陷首都南京,上海、武漢、杭州、南昌等地先後「解放」。蔣介石無奈遷台,「中華人民共和國」10 月 1 日正式成立。

中共建政初期,一窮二白,厲行「土改」批鬥地主集中全國資源,確實贏得不少貧農掌聲。共軍紀律嚴明與不擾民,亦獲群眾一致好評。

不過,農民畢竟是農民,知識文化素養欠奉,舊有官僚及知識分子又不可信,加上馬克思主義甚少著墨經濟建設,盲目冒進,卒之釀成大禍!

延安整風

1942 年 2 月,中共在陝北延安發動「整風運動」(又名「搶救運動」)。「整風」是指「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歷時三年。

毛澤東於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上宣佈展開「整風」,康生、劉少奇、彭真等紛紛響應。「整風」期間,黨員須學習中央指定的官方文件和個人著作講話,尤以毛的為最。透過學習,旨在建立一套行為標準,包括:(1) 以黨的利益為重 (2) 服從上級機關領導,不搞小團體,不搞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 (3) 重視馬列主義的理論和實踐 (4) 遵從群眾觀點和上級指示 (5) 多吃苦少享樂,供黨員自我反省、批評之用。

標準已經確立,就要把自己一切背景、行為甚至內心深處想法誠實交待清楚,毫無隱瞞,再讓彼此相互批評、糾正,加以「醫治」,救助同志重返正軌。這種「治病救人」的方式發展到後期,與抓「內奸」等運動合流,大批幹部被打成「特務」、「叛徒」、「反革命」,跡近不流血的肅反 (毛澤東早在 1929 年 11 月便進行過血腥肅反,聲稱彭德懷軍裡有 AB 團組織,逮捕、處決一部分中共黨員)。

有一李克農,初時在西北公學召開「搶救運動」大會,作出報告,呼籲學員坦白,後因運動「升級」,加上康生經常採用殘酷手段逼供,且誇大幹部的思想錯誤,造成大量冤假錯案,逐漸對「整風」有保留。

作家王實味撰寫雜文<野百合花>批評「革命聖地」「歌轉玉堂春,舞回金蓮步」一片歌舞昇平不思進取,刊登於 1942 年 3 月 13 日《解放日報》文藝副刊 (主編為丁玲),毛澤東旋即發起「拯救」。蕭軍為王求情,毛直指王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反黨五人集團成員」、「暗藏的國民黨特務」。1943 年 4 月 1 日,康生下令將王實味逮捕。王堅持原來立場,康生開始動用嚴刑。終於,王承認自己是個反革命、「天馬行空、半狂的托派英雄」。1947 年 7 月 1 日晚上,王實味遭康生秘密殺死 (此非毛意思,見「還我一個王實味」)。

李克農有份充當康生「幫凶」,誣陷王實味。王遇害身亡,李悶悶不樂。未幾,他主動承擔「王實味案」的責任,並請求中央處分。毛澤東批示:「有所聲明即夠,不必議處。」

王實味遭「拯救」,變相扼死「五四」以來所揭櫫的自由、民主、個性解放,代之以「領袖至上」、「集體至上」、「個人渺小」的「延安精神」。

毛又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文藝必須「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創作自由被限制,文藝工作全為黨服務,所謂「姓黨」。

1942 年秋,毛澤東把「整風」範圍擴及高級幹部。大批 (共產) 國際派人物如王明等被迫檢討認錯 (竊以為這才是「整風」終極目的),親蘇高幹失勢。毛澤東正式確立在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共指導思想。中共順利擺脫「共產國際」支配,獨立自主。

「整風」造成超過一萬人死亡。成功肅清異己、消弭兩條路線分歧的經驗,令毛於 1949 年建國後多次重複炮製類似「整風」的政治運動,其中一次是「文革」。

順帶一提,著重自我批評、坦白,有其中國傳統思想 (儒家的反躬自省) 淵源。謂中共完全不等同文化中國,是不恰當的。

報界論宗張季鸞

談民國報人,不得不提張季鸞。

張季鸞,原名熾章,筆名一葦、老兵。祖籍陝西榆林,生於山東鄒平。父親張楚林,為前清進士。少年時的張體弱口吃,卻天資聰穎。在陳兆璜介紹下,往關中師從劉古愚習經世之學。劉古愚名光賁,字煥堂,對《通典》、《通志》、《文獻通考》及《資治通鑑》深有研究,時稱「四通」專家。其又大力提倡「西學」,將算學列為必修課程,親自授課,與康有為並稱「南康北劉」。

1905 年,張季鸞考取官費往日本攻讀政治經濟學。期間,與革命黨人常有往來,且擔任《夏聲》雜誌主編,開始辦報生涯。1911 年,于右任邀請其到上海《民立報》工作。兩年後與曹成甫合辦北京《民立報》,自任主編。利用這份報紙,張披露《善後借款條約》、宣傳「倒袁 (世凱)」思想,被捕入獄,三個月後獲釋。不久,胡政之邀請他出任《大共和日報》國際版主編。

袁世凱稱帝失敗,段祺瑞控制北京,張季鸞先後透過《民信日報》、《新聞報》和《中華新報》針砭時弊,揭發當權者隱私,一度再次被捕。

1926 年是關鍵一年,吳鼎昌、胡政之夥同張季鸞合組「新記公司」,接辦《大公報》。資金由吳一人籌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胡、張則各自任職經理兼副總編輯,以及總編輯兼副經理。當時有人形容《大公報》成功在於「吳鼎昌的錢,胡政之的人,張季鸞的筆」。「三巨頭」通力合作,卒之開創民國報業史新一頁。

張季鸞 9 月 1 日發表<本社同人之旨趣>,提出著名的「四不」主義。所謂「四不」,即「不黨、不賣、不私、不盲」。他說:

第一不黨。黨非可鄙之辭。各國皆有黨,亦皆有黨報。不黨云者,特聲明本社對於中國各黨閥派系,一切無聯帶關係已耳。惟不黨非中立之意,亦非敵視黨系之謂。今者土崩瓦解,國且不國,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餘地?而各黨系皆中國之人,吾人既不黨,故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勉附清議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區區之願,在於是矣。

第二不賣。欲言論獨立,貴經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本社之於全國人士,除同胞關係一點外,一切等於白紙,惟願賴社會公眾之同情,使之繼續成長發達而已。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私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詡其明,乃自勉之詞。夫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低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於盲。

《大公報》後來對「東北易幟」、「中原大戰」張學良通電擁蔣入關作獨家消息發佈。「九一八事變」爆發,《大公報》同意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主張「緩抗」方針。1936 年「西安事變」,張季鸞撰寫<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勸告東北軍將士迷途知返,勿誤國誤民。「七七事變」後,天津、上海相繼陷落。《大公報》力主抗戰,強調「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坦率直言,從無隱曲,替張季鸞贏得國共兩黨高度評價。他 1941 年病逝,蔣介石致函曰:

季鸞先生,一代論宗,精誠愛國,忘劬積瘁,致耗其軀。握手猶溫,莒聞殂謝。斯人不作,天下所悲。

毛澤東讚揚他為「士林矜式」,「功在國家」。

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甚至認為:

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於國內輿論者至巨。

《大公報》自創辦以來之奮鬥史,已在中國新聞史上放一異彩,迄無可以頡頏者。

奈何昔日光彩無法永久保存,今天《季鸞文存》已少人細讀,其陵園也建起磚窯和養豬場,墓碑被砸碎拿去蓋房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竟落得如斯下場,令人慨嘆!

溥儀和他的女人們

溥儀是中國近現代史的悲劇人物。年方三歲,便要坐上太和殿寶座,承擔起搖搖欲墜的清帝國。坊間流傳攝政王載灃曾柔聲安慰受驚兒子:「別哭,一會兒就完了。」怎料一語成讖,這句說話彷彿道盡溥儀坎坷一生。

1911 年「武昌起義」爆發,南方各省紛紛宣佈獨立。清廷派袁世凱鎮壓,袁卻與革命黨人議和,脅迫溥儀遜位。1912 年 2 月 12 日,隆裕皇太后頒佈《退位詔書》,清朝正式滅亡。儘管溥儀仍舊獲准住在紫禁城、保有「大清」國號和宮女 (《清室優待條件》),其已淪為亡國之君。

「辮帥」張勳復辟,溥儀一度復位,但過了不久 (1924 年 11 月 5 日),馮玉祥入北京,逼溥儀取消皇帝尊號及兩日內離開紫禁城。無家可歸之下,溥儀先遭到軟禁,後來藉鄭孝胥安排投靠日本人。

1931 年「九一八事變」令東北三省盡數落入日本手中。關東軍決意建立一傀儡政權,掩飾侵略罪行,遂扶植溥儀出任「偽滿洲國」皇帝。1945 年 8 月,蘇聯紅軍擊潰關東軍,溥儀準備逃亡日本時被逮捕,囚於蘇聯。1950 年 8 月 1 日,移交中共。

歷經十年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溥儀 1959 年 12 月 4 日獲釋,未幾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園做園丁及售賣門票,再調往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任資料專員,並擔當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67 年,溥儀因腎癌逝世,享年 61 歲。

文繡和婉容乃溥儀一生最重要的兩個女人。

文繡字蕙心,滿洲鄂爾德特氏端恭之女。1922 年跟溥儀結婚後,因家境貧寒、相貌不佳,長期備受冷落。文繡用剪刀捅自己小腹,僅換來丈夫無情回應:「她慣用這伎倆嚇唬人。誰也不要理她!」文繡卒之在 1931 年 8 月 25 日通過律師提出離婚,10 月 22 日達成協議。

至於婉容,達斡爾族旗人。美麗高貴的外表,加上家世顯赫,令她深得溥儀疼愛。她又知書識禮,寫得一手詩詞,且懂得英文,「伊麗莎白」是其洋名,由溥儀所改。惟溥儀似乎有性能力方面的問題,婉容逐漸變得鬱鬱寡歡,更開始吸食鴉片,久而成癮。

「北京政變」後,婉容隨同丈夫流落民間。大都市的繁華時麾,令她養成奢侈揮霍惡習。看戲、跳舞、溜冰、購物......通通需要大筆洗費。溥儀始終沒有半句怨言,足見他關愛婉容 (箇中也可能涉及某種愧疚,畢竟自己生理缺陷令妻子性生活不正常)。

奈何溥儀決定跟日本人合作,婉容極力反對 (根據顧維鈞回憶,婉容反對主要原因為一舉一動俱受日本侍女監視、告密),兩人意見出現分歧。溥儀同時怪責婉容導致文繡要求離婚。婉容精神萎靡,心靈空虛,日日吸食鴉片排遣苦悶,終於形容枯槁,甚至有傳她與溥儀兩名侍衛 (祁繼忠、李體玉) 通姦,懷有身孕。

不過,這裡有若干疑點:

(1) 婉容師傅陳曾壽的女伴崔慧梅,曾於香港投稿報館,力證婉容無婚外情;

(2) 祁繼忠是親日派,而婉容向來痛恨日本人;

(3) 1961 年李體玉與溥儀相遇,李問:「多年前的那個傳聞,現在你大概不會見怪了吧?」,溥儀回答:「哪裡哪裡,過去的事兒,過去了就過去了,不要再提了。」二人成了朋友。

加上婉容起居行止俱與外界隔絕,夜間由宦官、宮女陪寢,私通者根本找不到與她接觸的機會。私通之說,很大可能源自溥儀過份猜疑妻子之心態,不一定屬實。

當然,站在婉容的角度,丈夫疑心自己與他人通姦,破碎的心不免進一步撕裂。據說她晚年精神失常,整天不梳頭,不洗臉,披頭散髮,跡近瘋子。一代美人,如斯收場,委實令人惋惜!

設想溥儀非皇族之後,跟文繡、婉容作一對平凡農村夫婦,三人生活融洽和睦亦未可知。只可惜歷史永遠沒有如果。

八年抗戰

「七七事變」後,蔣介石在江西廬山發表著名的《廬山聲明》,強調「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1937 年 8 月,日軍進攻上海,爆發「淞滬會戰」。國府投放 70 萬精銳入熔爐,結果 20 萬人陣亡。

日軍武備先進充足,且有空軍支援,國軍僅得蘇俄提供戰機數架,槍械不夠分配,徒靠「人海戰術」、「血肉長城」,疑是國府傷亡特大的主因。不過,誠如許倬雲所言,「中國人九死一生,幾乎亡國,而不肯投降,只為了打出一個國格」,事實上,戰事膠著亦粉碎日本「三月亡華」的狂妄,大大消耗日軍實力。

「淞滬會戰」以謝晉元率領「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掩護國軍向西撤退告終。日軍乘勝南下,蔣介石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官,進行「南京保衛戰」。

是時,國軍已經元氣大傷,意志消沉,不宜再戰。蔣以南京為「國父」孫中山陵寢所在,不得不守,道義上說得通,軍事部署上卻屬下下之策。一接戰,國軍全無招架之力。唐生智為免部隊私自過江撤退,下令各部隊把控制的船隻交給司令部,又將下關至浦口的兩艘渡輪撤往武漢,還命令第 36 師封鎖從南京城退往下關碼頭的唯一通道 - 挹江門。可惜背水一戰的態度無法換取戰況逆轉,國軍倉促撤退,民眾紛紛逃離南京,釀成一片混亂,很多人被打死或踩死。屍體堆滿江面。12 月 13 日,南京淪陷。

日軍大肆強姦婦女、坑殺平民,尤以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進行「百人斬」競賽最為兇殘。保守估計「南京大屠殺」遇害官兵及平民人數約 20 - 30 萬。近年日本「右翼」用「南京事件」形容,實有刻意淡化反人道罪行之嫌!

沿海大城市有鐵路接駁,無山川阻隔,故此,日軍輕易一舉攻下。自國府撤出武漢 (南京陷落,國府以武漢為臨時首都)、遷都重慶,抗戰進入第二階段。丘陵地帶有效牽制日軍機械化部隊,加上敵後游擊戰,曠日持久,日本唯有放棄速戰速決,改與汪精衛合作,成立「偽國民政府」,爭取民心。

歐洲納粹德國入侵波蘭,揭開二戰序幕。英法自身難保,滇緬 (英國)、滇越 (法國) 公路相繼封閉,中國越趨孤立。蘇俄方面,《互不侵犯協定》(German-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 簽署,使蔣失去蘇共軍事支援,形勢更加惡劣。

弔詭的是,在困厄處境中,平型關大捷 (林彪領兵殲滅日軍四五百人)、台兒莊大捷 (李宗仁等領兵殲滅日軍萬餘人)、長沙大捷傳來。大後方成立「西南聯大」,聚集學界精英,或演講,或著述。錢穆《國史大綱》、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馮友蘭《貞元六書》、金岳霖《論道》,俱成書於這時期。

1941 年 12 月是一個重要轉捩點。日本偷襲珍珠港海軍基地,致使美國參戰。

日本之所以冒險偷襲,原因是:「南進」馬來半島、菲律賓、緬甸等地,美國可能派遣龐大艦隊救援 (菲律賓是美國殖民地),必須先發制人,摧毀其海軍實力。

據傳羅斯福事前知道日本圖謀,故意隱忍不發,令美國人因「珍珠港事件」產生民族情緒,順理成章對日宣戰。隨著美國介入,國府獲得有力的盟友,物資補給不成問題,陳納德協助訓練空軍,「反攻」次第展開。

中途島海戰後,日本江河日下。德國、意大利戰敗,接替羅斯福出任美國總統的杜魯門,擔心蘇俄搶先出兵 (德國入侵蘇俄,史太林轉為與英、美、法等盟軍並肩作戰),赤化東北亞,遂秘密計劃在廣島、長崎投放原子彈,迫使日本盡快投降。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抗戰八年,國府卒之取得最後勝利。

歷經八年抗戰,中國國際地位提高,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且能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昔日失地,包括:台灣、澎湖等。

奈何抗戰把「黃金十年」種種現代化建設毀於一旦,國軍精銳幾乎全部戰死。中共配合蘇俄早一步接收東北,以及日軍留下的精良武裝,戰鬥力倍增。彼竭我盈,沒多久,國共即爆發內戰。

香港則 1941 年 12 月 8 日開始遭受日軍攻擊,憑藉駐港英軍 (莫德庇少將出任司令)、皇家加拿大來福槍營及溫尼柏榴彈兵營、香港華人軍團、曉士軍團民兵等負隅頑抗,苦撐了十八日。坊間盛傳蔣介石會派兵援港,但礙於孤軍作戰,國府根本無法分出多餘兵力以作增援。12 月 25 日「黑色聖誕」,香港淪陷。經過「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英國乘日本投降,搶先一步安排前輔政司詹遜成立臨時政府、夏愨少將率領軍艦抵港。張發奎受命收回香港,已不得要領。

鄺智文指出,港府悉心進行戰後重建,使香港避過了出現嚴重饑荒的危機,亦躲開了國共內戰的牽累。日後大陸知識分子因而得以逃難南來,繼續弘揚故國的歷史文化,維持中國傳統於不墮。

這樣看來,國府沒有收回香港,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淞滬會戰

「七七事變」後,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重申「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並強調「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的基本立場。

蔣之所以採取這樣一種保守立場,和「當時日本已是一個能製造飛機、大砲、戰車與航空母艦的軍事強國,中國除了能生產一些步槍、迫擊砲與手榴彈外,飛機、火砲、車輛都是靠外購或外援,與日軍戰力呈現『幾何差距』的對比」(參考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 有關。加上「一些地方軍閥也不聽中央指揮,中共在江西武裝鬥爭」(前引書),國家現代化建設進行得如火如荼,主動開戰實屬不智。

奈何「樹欲靜而風不息」,日本誇下海口「三月亡華」,卒之迫使蔣採取「持久消耗戰略」:「利用中國眾多的人力和廣大的土地......一方面不斷的消耗敵人;一方面擴散戰場,分化敵人的優勢,同時積極的培養戰力,捕捉反攻機會的到來。」(胡璞玉《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 上海戰場因此開闢,「淞滬會戰」爆發。

關於「淞滬會戰」慘烈戰況,《李宗仁回憶錄》有詳細描述:「當時我軍參戰約五十餘師,戰鬥兵員在六十萬左右,約全國兵力的百分之六十。當時淞滬戰場離蘇嘉鐵路第一道國防線尚有百餘華里。投入戰場人數既多,然而上海是十里洋場,四面平曠,無險可守,日軍陸海空三軍的火力可盡量發揮,我軍等於陷入一座大熔鐵爐,任其焦煉。敵方砲火之猛,猛到我砲兵白日無法發砲,而夜間又無法尋找目標,只是盲目轟擊。所以淞滬之戰,簡直是以我們的血肉之軀來填入敵人的火海。每小時的死傷輒以千計,犧牲的壯烈,在中華民族抵禦外來的歷史上,鮮有前例......是我國抗戰八年,犧牲最大,戰鬥最慘的一役。」

馮玉祥表示:「我們的部隊,每天一個師又一個師投入戰場,有的不到三個小時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個小時死了三分之二,這個戰場就像大熔爐一般,填進去就熔化了!」(李異鳴《中國歷史的驚鴻一瞥 - 非常事》)「血肉長城」、「人海戰術」乃確實發生,絕非杜撰。

蔣介石把手中受過德國顧問訓練的最精良部隊全數送上前線。隨著戰事膠著,他持續增派士兵與軍艦支援。總計國府在這場戰爭共損失精銳部隊三分之二以上,蔣實力大為削弱。

《李宗仁回憶錄》說:「委員長 (案:指蔣介石) 精神飽滿,且不時做豪語,一再向我說:『要把敵人趕下黃浦江去!』當時我心中殊不以此言為然,為最高統帥的,斷不可意氣用事......無奈蔣先生個性倔強,不聽我的建議。那時的作戰計劃,全以他一人的意志為依歸,旁人簡直沒有置喙的餘地。」

意氣用事,剛愎自用,應該是「淞滬會戰」傷亡慘重之主因。

不過,從另一角度看,蔣介石做法多少情有可原。誠如許倬雲所講:「中國人九死一生,幾乎亡國,而不肯投降,只為了打出一個『國格』」智慮不足,仁義有餘,是蔣的局限。

會戰後期,軍隊撤退全無章法,潰敗收場。國府多年建軍努力,一朝付諸東流。最大得益者,自然要數中共。毛澤東後來「感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稱「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是非常有道理的 (今天習近平褒揚中共抗戰功勳,倒欠了些誠實、坦白)。

日本侵華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一躍成為東亞軍事強國。礙於地狹人稠、資源有限,為了進一步發展,只好對外侵略,掠奪鄰國土地與資源。日本對外侵略,主要分為兩大方向 -「北進」與「南進」。

「北進」由陸軍主導,先以朝鮮、滿洲與蒙古為目標;「南進」由海軍負責,以琉球、台灣、中國東南沿海、中南半島與南洋群島為目標。要之,不論「北進」或「南進」,都是以侵略中國、併吞亞洲為其終極目標。這就是有名的「大陸政策」。

日本「南進」的結果是:1879 年併吞琉球;1895 年因《馬關條約》佔領台灣、澎湖;1898 年劃福建為其勢力範圍。至於「北進」的結果:1905 年戰勝俄國,奪得旅順軍港和大連市租借權、「南滿鐵路」(長春到旅順) 經營權;1910 年併吞朝鮮。

一戰爆發,日本乘機佔領山東濟南、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 (原屬德國)。1915 年,袁世凱承認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出賣山東權益予日本。袁稱帝失敗,未幾病死,軍閥混戰,日本扶植「皖系」段祺瑞和「奉系」張作霖,維護並擴大其在華利益。

蔣介石統率「國民革命軍」北伐,結束分裂局面,令日本隨時失去圖利機會。其兩度出兵阻撓,且製造「五三慘案」,屠殺中國軍民五千餘人。幸好蔣不慌不忙,繞道北上,北伐未被中斷。

奉軍節節敗退,張作霖不聽從日本指示,棄守北平,退至東三省。關東軍遂於 1928 年 6 月 4 日在瀋陽東南皇姑屯車站炸死張。其子「少帥」張學良為擺脫日本支配,同年 12 月 12 日宣佈「東北易幟」。北伐完成,卻加快了日本侵華步伐。

1923 年關東大地震使日人萌生遷移外地的構想。多家廠房損壞,導致失業人口激增。1929 - 31 年經濟大恐慌 (Great Depression) 甚至重挫日本經濟,嚴重衰退出現。民主政府無力締造善治,軍國主義者於是抬頭,利用戰爭轉移國民視線。

「九一八事變」爆發前,日本已透過「萬寶山慘案」(日軍在長春萬寶山地區強迫朝鮮僑民挖掘良田引水修壩,槍殺和逮捕當地農民)、「中村事件」(陸軍參謀中村震太郎受命前往大興安嶺東側進行調查,途中遭張學良部下關玉衡扣留,隨即處決) 挑起事端。

1931 年 9 月 18 日,關東軍借口東北軍 (張學良部隊) 破壞「南滿鐵路」,炮轟「北大營」,佔領瀋陽。張學良下令不抵抗,東三省全數失陷,史稱「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乃「北進」最大勝利。「南進」方面,日本則劍指當時中國經濟重心 - 上海。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本海軍藉口有日本僧人被打 (川島芳子是其中一名策劃者,原名愛新覺羅顯㺭,漢名金璧輝,滿洲鑲白旗人,清朝皇族)、日本商店被焚,出兵上海「護僑」。國軍奮力抵抗,迫得日軍四度易帥,傷亡萬餘人,史稱「一二八事變」。經「國際聯盟」調停,雙方暫時停戰。不過,同年 3 月 1 日,傀儡政權「偽滿洲國」成立,關東軍推清廢帝溥儀為「皇帝」。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3 月 8 日,日本侵佔熱河,緊接進犯長城地區。國軍在喜峰口、羅文峪、古北口、冷口、南天門等地負隅頑抗 (每人僅獲發大刀一把,因槍械不足分配),力阻日軍攻佔北平。

1933 年 5 月 31 日,中日簽訂「塘沽協定」,劃定冀東 22 縣為「非武裝區」,規定中國軍隊不得進入。日軍須退回長城以北。

然而,日本並未心死,漢奸殷汝耕宣佈脫離國民政府「自治」,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區」。

日本變本加厲的侵略,令國內反日情緒高漲,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如意算盤打不響了。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藉口搜尋一名失蹤士兵,要求進入宛平城,吉星文 (宋哲元任軍長的 29 軍所屬第 110 旅第 219 團團長,駐守宛平城) 拒絕,日軍炮轟宛平城,「七七事變」(「蘆溝橋事變」) 爆發。全面侵華戰爭至此正式揭開序幕。

[主要參考資料]

1. 郝柏村口述,《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

中共黨內兩條路線鬥爭

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列寧打算把共產主義對外輸出。1919 年 3 月,「共產國際」(又名「第三國際」) 在莫斯科成立。適逢「五四事件」令中國知識分子痛恨英、美及其意識形態 (即自由主義),傾向同情蘇俄,在吳廷康 (維經斯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 穿針引線下,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於 1921 年 7 月成立「中國共產黨」,陳獲推選為第一任總書記。

中共成立初期,絕大部分運作經費都由「共產國際」提供。它是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部份受「共產國際」指揮的。礙於黨員多為學者,政治能量貧乏,「共產國際」決定和孫中山合作,利用國民黨,壯大中共。

孫本來想透過蘇共經驗強化國民黨組織結構,同時建立一支具實力的革命武裝,且避免中共與軍閥合流,怎料他一死,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變本加厲滲透共產主義,部份甚至開始「鬥地主」。「聯俄容共」維持不下去,「西山會議派」(國民黨右派) 率先表達不滿。接著,蔣介石借青幫之手「清黨」,獨武漢國民政府未有跟從。未幾,汪兆銘也「分共」,中共黨人被迫發動南昌、秋收、廣州等暴動,俱以失敗告終。朱德、毛澤東 1928 年 4 月 28 日招集殘餘部隊會師井岡山,5 月,工農紅軍成立,從此與國府展開漫長的圍剿和反圍剿戰事。

國軍武備精良,接受過嚴格有系統的西式軍事訓練,紅軍主要由農民改編而成,「小米加步槍」,正面交鋒,中共必定兵敗如山倒。朱德採取游擊戰和運動戰,利用丘陵地帶,和國軍周旋,毛澤東後來將朱德領兵精髓提煉成「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四次圍剿,紅軍皆取勝,蔣介石束手無策。

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共於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簡稱「蘇區」),與南京國民政府分庭抗禮。正當朱毛氣勢如虹,隱憂已然潛伏。先有總書記李立三在 1930 年 (時值「中原大戰」) 提出「城市革命」路線,動員工人組織向附近大城市進攻 (謂之「立三路線」),遭國府一網打盡。再有王明 (陳紹禹)、博古 (秦邦憲)、張聞天夥同德國軍事顧問李德,否定毛澤東「農村革命」路線,用陣地戰取代游擊戰、運動戰,毛更一度被架空。終於,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紅軍潰敗,急需進行「戰略轉移」(逃亡),史稱「二萬五千里長征」(最後在陝北延安建立革命根據地)。

用城市工人階級策動共產革命,乃馬克思主義原有路數。農民可以作為革命主力,馬克思從不相信。偏偏朱毛別出心裁弄得有聲有色,儼然有脫離「共產國際」支配的氣味,「(共產) 國際派」於是紛紛被調往農村,奪回主導權,豈知一出手即遇上軍事重挫,1935 年貴州遵義會議,毛澤東恢復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並得以進入領導核心。王明離國赴莫斯科。

1942 年的「延安整風」,實際是要肅清以王明 (王 1937 年 10 月返回延安) 為代表的「(共產) 國際派」。兩條路線鬥爭,由「整風」劃上句號,再看看「文革」紅衛兵鬥死劉少奇,這根本是毛澤東的看家本領!

上海青幫三大亨

黃金榮、張嘯林、杜月笙,人稱「上海三大亨」。

黃金榮又名黃錦鏞,蘇州人,祖籍浙江餘姚。年少時在裱畫店當學徒,後來考入上海法租界老北門麥蘭巡捕房當探員,因破案有功,1917 年升至督察長。

他同時出任青幫 (即黑社會) 老大,經營共舞台、日新池浴室、大觀園浴室、榮記大舞台、大世界、黃金大戲院等,牟取暴利。1920 年代更與杜、張成立「三鑫公司」壟斷鴉片買賣,保護過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

1925 年,黃從巡捕房退休。蔣介石「清黨」,他給予支持。「淞滬會戰」爆發,他曾支援國軍對抗日本。上海淪陷,黃裝瘋扮傻,拒絕做漢奸。唯中共竊國後,1951 年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黃被迫寫悔過書認錯,要「洗清個人歷史上的污點,重新做人」。1953 年病逝於上海,享年 85 歲。

黃金榮以貪財聞名,張嘯林則善打見稱。

張乃浙江寧波人,1897 年移居杭州,於武備學堂肄業。移居上海後加入青幫,成為首領。「三鑫公司」創辦,張任職副經理。其又跟黃一樣,協助蔣介石用謀殺方式消滅中共勢力。惜乎抗戰時,張公然投敵,籌建偽浙江省政府,1940 年為貼身保鏢林懷部所殺,享年 63 歲。

杜月笙算是三人之中最懂得人情世故,也與香港淵源最深,具外號「當代春申君」。

杜初時以販毒起家,得到黃金榮賞識。1925 年合伙開設「三鑫公司」,出任總經理。同年充當上海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兼法租界納稅華人會監察。

「清黨」期間,杜藉著宴請中共工運領導人汪壽華,將之誘殺活埋,使次日工人武裝被迅速鎮壓。他亦擔任過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部顧問、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和行政院參議、法租界公董局華董、上海市地方協會會長、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等要職。

中匯銀行 1929 年由杜開設。幫會組織「恆社」1933 年由杜創立。蔣介石推行「新生活運動」,杜帶頭響應,戒掉長期鴉片煙癮。

有別於黃消極對抗、張投日心切,杜積極動員門生配合國軍抗日,且暗中幫助軍統網羅人員、收集情報,策劃多次暗殺行動。上海淪陷後,杜前往香港。抗戰勝利一度返回上海,未幾在香港定居,與京劇名角孟小冬結婚。1951 年 8 月 16 日,杜因氣喘病情惡化逝世,終年 62 歲。

蔣介石利用黃、張、杜一眾上海青幫建立「中華共進會」,採取暴力手段剷除中共,與孫中山早年聯同三合會鄭士良發動武裝革命,性質極為相似。毛澤東井岡山上結交土匪王佐、袁文才,讓紅軍有一地方喘息,跟孫、蔣做法無異,同屬幹大事者不計較道德潔癖之表現。

杜月笙留下不少名言,如「不要怕被別人利用,人家利用你說明你還有用」、「英雄不怕出身低,關鍵要有一個好腦子」、「人可以不識字,但不能不識人」、「事不要做絕,要留有餘地」,迄今仍然發人深省。

談「少帥」張學良

「少帥」張學良 1928 年 12 月在東北除去北洋政府五色旗,換上南京國民政府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史稱「東北易幟」),標誌著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北伐順利完成,南北正式統一。張這樣做,除了出於奉軍不敵國軍之顧慮,更重要是因為「家恨」。父親張作霖拒絕做日本人傀儡,被關東軍設局炸死。為求報仇,且不再看日本面色,張只好靠攏蔣。適逢蔣感激張協助其實現孫中山遺志,二人關係極度友好,蔣對張予以萬二分信賴。

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旋即面對軍費開支過鉅的問題。馮玉祥、閰錫山、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其部隊名義上隸屬國軍,由政府負擔一切開支,實際卻不受蔣介石節制,各自為政,與中央時有衝突。蔣卒之決定裁軍,計劃將中國近 220 萬人以上部隊,大幅減併至 80 萬人,軍費預算則縮減至全國稅收 40%。馮、閰、李等不服 (他們認為蔣偏袒黃埔嫡系),覺得既得利益受損,起兵反蔣,「中原大戰」爆發,時為 1930 年 5 月。

當蔣介石腹背受敵,張學良 9 月 18 日通電擁蔣及派兵入關支援,無疑替蔣打下強心針。隨著張佔領河北,反蔣聯盟瓦解。張未幾進駐華北,戰爭結束。經此一役,東北軍勢力大增,張成為國民政府第二號軍事人物,地位僅次於蔣。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關東軍誣衊中國軍隊炸毀南滿鐵路,派兵攻佔瀋陽,史稱「九一八事變」。事變發生時,張學良在北平協和醫院養病。驟聞東北出現變故,據傳張接獲蔣介石通電,下令東北軍全面撤走,不作任何抵抗 (傳言來自張機要秘書郭維城)。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最終相繼陷落。

不過,張學良 1990 年接受唐德剛訪問時鄭重聲明:「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唐德剛談到「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是這個說法呢,都說是蔣公給你的指令呢。」張連忙表示:「這事不關政府的事,也不關蔣公的事」(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 蔣介石日記解讀 (二)》)。他又說:「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張學良錯判形勢,致使丟失東北三省。1936 年復誤信中共,跟西北軍楊虎城策動「西安事變」,迫逼蔣介石放棄「攘外必先安內」。八年抗戰展開,國軍主力盡毀,共匪逃之夭夭。一切一切,蔣俱拜張這位「把兄弟」所賜。

蔣畢竟念舊,把張幽禁,沒有處死。楊虎城一家人在「國共內戰」國軍棄守重慶前夕遭殺害。

張學良有兩位夫人。元配于鳳至,比張大三歲,處事得體、有主見,曾訛稱張作霖未死,令各方勢力不敢造次,張學良安然繼承父親在東北的軍政大權。1964 年,為免張遠走美國,蔣迫他與于離婚 (于身處美國),于說:「為了保護漢卿 (案:張學良的字) 的安全,我給這個獨裁者簽字,但我也要向世人說明,我不承認強加給我的、非法的所謂離婚、結婚。漢卿的話『我們永遠是我們』,夠了,我們兩人不承認它。」一往情深,教人動容。

第二任夫人趙一荻 (人稱「趙四小姐」),與張相戀,不惜跟父親趙慶華斷絕關係,並跪求于鳳至接納,許諾終生不要名份。張幽禁期間,趙不離不棄,二人結為合法夫妻容或有可議之處 (于鳳至批評道:「趙四不顧當年的誓言,說永遠感激我對她的恩德,說一輩子做漢卿的秘書,決不要任何名分等,今天如此,我不怪她。但是,她明知這是堵塞了漢卿可以得到自由的路,這是無可原諒的。」),但趙對張傾出真愛,此層絕無可疑。

相比蔣、毛,「少帥」情路上的際遇,確實幸福美滿得多。

北伐與建設

孫中山在蘇共協助下改組「中國國民黨」,成立「黃埔軍校」,建立革命武裝,以蔣介石出任校長。1924 年 10 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軟禁曹錕,驅逐溥儀,並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不料孫抵達北京後被確診患上末期肝癌,藥石無靈,未幾病逝。和平統一無望,武力北伐成為消弭南北對峙格局之唯一手段。1925 年 7 月 1 日,革命政府在廣州成立,黃埔師生合組「國民革命軍」,為北伐作好準備。

當時,「直系」軍閥吳佩孚佔據湖南、湖北和河南三省,以及河北、陝西部分地區,且握有京漢鐵路。孫傳芳控制長江中下游地區,包括:蘇、浙、滬、贛等地。「奉系」軍閥張作霖轄有華北和東北三省。僅兩廣隸屬革命政府管治。形勢非常嚴峻。

1926 年 7 月 4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通過《國民革命軍北伐宣言》,其中提到:「統一政府不成立,則外禍益烈,內亂益甚,中國人民之困苦,亦將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中國人民將無噍類矣。」7 月 9 日,「國民革命軍」於廣州誓師北伐,蔣介石擔任總司令。整個軍事行動旨在「集中兵力,逐個擊破」,先擊潰吳佩孚,再殲滅孫傳芳,最後打敗張作霖。

北伐過程順利。儘管期間發生過「清黨」和「寧漢分裂」,革命始終未停。1928 年 5 月 3 日,日本為了阻止「國民革命軍」取得山東濟南,製造「五三慘案」。蔣介石忍辱負重,繞過山東北上,攻打張作霖。奉軍節節敗退,張退至皇姑屯,遭日軍埋下炸藥炸死。其子「少帥」張學良於東北易幟,掛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北伐宣告完成,時為 1928 年 12 月 29 日。

北伐結束,蔣介石集中精力進行各項基礎建設 (鐵路、公路等)。他又整頓財金工商行業,實施「二五減租」,推出「新生活運動」(提倡紀律、品德、秩序、整潔等,教導禮義廉恥,不要吐痰、丟垃圾,養成整潔習慣等,乃儒學和基督教的混合物)。

美國魏德邁 (Albert C. Wedemeyer) 將軍說:「1927 至 1937 年之間,是許多在華很久的英美和各國僑民所公認的黃金十年。在這十年之中,交通進步了,經濟穩定了,學校林立,教育推廣,而其他方面,也多有大幅進步。」《劍橋中華民國史》則評價如下:「政府積極革新刑法,穩定物價、改革貨幣、建設道路、改善公共衛生、立法禁毒、擴大農工生產......此時期因為國民政府在經濟建設取得成就而稱為『黃金十年』」。

奈何日本擔心中國統一與現代化會窒礙其「大陸政策」(日本侵略擴張政策,意圖先吞併朝鮮、中國等周邊大陸國家,最終稱霸東亞),挑釁、侵擾接踵而來。「黃金十年」卒之隨著對日抗戰全面展開而煙消雲散,所有建設成果幾乎盡歸空無。

陷進權力世界的詩人

汪兆銘 (汪精衛) 是中國近代史上具爭議性的人物。1910 年,他 (已加入同盟會) 曾與喻培倫、黃復生等密謀行刺攝政王載灃被捕,留下詩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為人傳誦。「辛亥革命」後,汪獲釋赴法國,「二次革命」時被孫中山急召回國,從此成為孫左右手。

汪兆銘英俊貌美,文筆出眾。1925 年孫中山臨終前預立的三份遺囑,兩份即由孫口授,汪筆錄。「聯俄容共」展開,汪貫徹執行孫意願,左傾作風惹起戴季陶、林森等「西山會議派」不滿。

1926 年 3 月 20 日,「中山艦事件」發生,蔣介石成功替換與汪兆銘親近、反對北伐的蘇聯駐廣州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汪頓失依靠,唯有以治病為名,離開中央權力核心廣州,前往法國。未幾,蔣誓師北伐,自任總司令。

蔣介石手持黃埔軍校訓練出來的革命武裝。堅決「反共」的立場,使他得到「西山會議派」支持。國民黨左派如宋慶齡、何香凝覺得受排擠,遂聯合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 (如毛澤東、周恩來),在武漢另組「國民政府」,推戴汪兆銘回國出任主席。1927 年 4 月 12 日,蔣在南京下令「清黨」,寧漢於是分裂。

汪答應到武漢,已見他不甘屈服於蔣之下。余杰《1927:民國之死》更指出:「汪回國之後,言行更加左傾。後來,史達林同意向武漢政府發放一千五百萬貸款,跟汪兆銘出面主持武漢政府不無關係。」

不過,三個多月後,汪兆銘也宣佈「分共」。與唐生智關係惡化,汪從武漢奔廣州,依附張發奎。張發奎打算趕走留守廣東的桂系將領李濟深、黃紹竑,怎料中共張太雷、葉劍英等人乘機策反張部分軍隊,發動「廣州暴動」,汪被指「甘受第三國際指揮,唆使張黃竊據百粵、勾結共黨、焚劫廣州」,心灰意冷,12 月 16 日赴法。

左舜生評價汪兆銘:「大抵汪之爲人,富情感而易衝動,經不起刺激,偶爾也喜歡弄一點小聰明,多少帶一點黨人的積習,但本質則仍不失為一讀書人。」

脆弱多情的文人不適合做政治家,余杰講得好:「也正是因為文人習氣,汪精衛動輒稱病辭職、出國考察,他公開宣揚『合則留,不合則去』的態度,不斷上演『出國』和『歸國』循環劇目。時常離開『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祖國,這樣做有害於紮實經營培植自己的派系和實力。這種任性的性格,是政治家的一大弱點。」

加上不喜歡軍事,只知演說,步入三十年代,日本加快侵華步伐,回歸國府的汪兆銘,建議張學良出兵抵抗,「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跟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方針相抵觸。他又不相信國軍有足夠實力抗衡日本,堅持利用外交手段和平解決問題,結果與當時社會民情背道而馳。

「七七事變」爆發,全面抗戰揭開序幕。汪兆銘任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地位僅次於蔣介石。

對軍事實力懸殊的過份憂慮、不願屈居蔣介石之下的心態,卒之導致汪對日本親善,和日人合作,建立「偽國民政府」,他親自擔任「代主席」及「行政院院長」,陳公博任「立法院院長」,周佛海任「財政部部長」。陳、周皆於 1927 年支持過武漢國民政府。

日本戰敗投降,汪兆銘從昔日革命烈士變成大漢奸、賣國賊。

然而,李怡說:

「著名古詩詞專家、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葉嘉瑩當時亦居於上海,她說當時在廣播中聽到汪精衛宣佈要建立政權時,舉家歡欣,覺得有中國人的政權代日本人管治,總比較好」

「生活在日本人管治的淪陷區,日子並不如想像中難過,因為即使日本和汪政權行惡法,但至少是百姓可以依循的法,不會是無從依循的無法無天,但百姓總算過得安穩。故有人說,汪精衛實質是在保護人民,這種思想在其詩詞創作中亦可窺見,陳寅恪、吳宓等學者都認為當時中國國力不足,太平洋戰爭前也看不到英美等國會出手相助,加上中國軍隊一打即潰,所以當時的有識之士都覺得以求和的方式來穩住日軍的進攻,以爭取時間。」

史家陳寅恪在汪去世時寫有輓詩,把他與南宋傀儡皇帝劉豫相提並論。余英時則曰:「在我的認識中,汪精衛在本質上應該是一位詩人,不幸這位詩人一開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終生陷進了權力的世界。這樣一來,他個人的悲劇便註定了。」(重版汪精衛《雙照樓詩辭滙》序)

大漢奸?賣國賊?未免看得太膚淺。

蔣中正反共

蔣中正躋身近代史舞台,始於奉陳其美命令暗殺陶成章。陶曾聯合章太炎列出孫中山罪狀,蔣的行動因而贏得孫信任。

1922 年,粵系軍閥陳炯明叛變,包圍身在永豐艦的孫 (當時宋慶齡也在艦上)。孫拍發電報「事緊急,盼速來」求救,蔣二話不說前往救援,在連番炮轟下助孫脫險。所謂「患難見真情」,孫自此引蔣為心腹。

蔣曾在日本接受現代軍事訓練,適逢孫有意建立軍校、培訓革命武裝,蔣遂順理成章出任黃埔軍校校長,時為 1924 年。

不過,蔣中正是一介武夫,加上追隨孫的日子不長,孫對汪兆銘 (別號精衛)、廖仲愷等人始終比較信任。這時孫深受俄國「十月革命」刺激,思想開始左傾,汪、廖等人無不受其影響,唯蔣例外。赴蘇考察又加深了蔣對蘇共的認識和疑慮,其卒之萌生「反共」念頭,至死不改。

1926 -28 年率領國民革命軍北伐是蔣中正一生最大成就。然而,他同時注意到,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在軍校內大肆宣揚馬列主義 (聲勢幾乎蓋過三民主義)、招收學生入共產黨。蔣只好與汪兆銘 (廖仲愷已於 1925 年遭暗殺。胡漢民被懷疑是幕後主謀,一度遭拘留,後出國蘇聯。至於宋慶齡、廖仲愷夫人何香凝,俱站到了汪的一邊) 分道揚鑣,毅然下令清黨,此乃「寧 (指南京國民政府) 漢 (指武漢國民政府) 分裂」的由來。

儘管寧漢不久復合,蔣中正「反共」之心依舊,變的是汪兆銘。北伐完成,蔣苦惱於削減軍費開支、推動現代化建設。可是,他對中共坐大極為憂慮,致使國軍先後五次圍剿蘇區。礙於朱德、毛澤東等人的游擊戰術,以及丘陵地帶掩護,接受正規陸軍訓練的國軍無功而還。

三十年代以後,民間抗日呼聲日益高漲,蔣的好兄弟張學良 (張在東北易幟令蔣兵不血刃完成北伐統一,蔣對張一直敬重) 於 1936 年發動「西安事變」反對「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蔣卒之被迫以有限兵力正面迎擊日軍,放棄剿共。

蔣中正深知出兵抗日等於自尋死路,故他堅持「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奈何事與願違,日本狼子野心,國府精銳盡數毀在八年抗戰中,尤以「淞滬會戰」之死傷最為慘烈。

竊謂蔣中正應該盡早放棄上海以減少傷亡,彼不知他一心一意打跨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之狂想。又有謂蔣下令花園口決堤斷送人命無數,其實他旨在利用洪水氾濫阻止日軍西進。

最要命是東北三省竟被蘇聯佔據,日本先進軍械盡數落入中共手中,蔣中正預視到「赤色中國」來臨,就是無法阻止!

國府遷台後,蔣中正時刻不忘「反攻大陸」。中共「大躍進」失敗,餓莩遍野,神州悲鳴,蔣暗中籌備「國光計劃」,圖謀恢復。可惜軍力不足,計劃擱置。蔣唯有將滿腔鬱結化成「反攻跳棋」,聊以自遣,臨終則留下手書「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

李雲漢談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

在《從容共到清黨》中,李雲漢對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有極為透闢的見解。

李氏指出,孫之所以答應和蘇俄合作,源於:

(1) 1921 年 12 月第三國際代表馬林前赴桂林告知蘇俄已放棄共產主義幻想,改行「新經濟政策」。孫相信「此種 (新) 經濟政策,其精神與余所主張之民生主義,不謀而合」。

(2) 蘇俄革命後六年的奮鬥全是民族主義的奮鬥,跟中國國民革命同其目的。

(3) 「聯俄」能夠避免外蒙古受俄人扶植脫離中國獨立,保持領土完整。

故此,「聯俄」有兩重目的:防患與求援,不惟無害,抑且有利。又「聯俄」非中國走俄國革命的路,而是俄國要走中國革命的路,所謂「非吾黨學俄國,實俄國學吾黨」。

基於這一立場,孫明白表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奉系張作霖覆函云:「另紙見示與越飛談話情形,提要鈎元,全局在握, 老謀深算,佩仰至深......今得公燭照機先,預為防制,不特東省免憂後顧,即國家邊局,亦利賴無窮。」可證「聯俄」所以防俄。

中共把「聯俄」和毛澤東「一面倒親蘇」相提並論,李氏覺得此乃污衊孫。事實上,孫亦有與德國、英國、日本、美國等友好,非專視蘇俄為老大哥。

至於容納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有兩個目的:

(1) 溶解共產黨的組織,使其不能與軍閥勢力合流,藉以消弭共禍於無形;

(2) 導共產黨員於革命正途,以謀革命陣營的擴大及革命勢力的統一。

孫認為,那種「一知半解系統不清的社會共產主義」「確是一種危險」。對於張西曼「以社會主義的內容改進中國革命的政黨」的建議,他不以為然。同時不欣賞陳炯明在漳州實驗社會主義,反覆強調救國非「三民主義」不可,必須提防共黨煽動階級鬥爭妨礙國民革命進行。

另外,孫堅決拒絕共黨組織兩黨聯盟式的「統一戰線」的提議,不承認共產黨有與國民黨以平等地位實行「合作」的資格 (即孫是「容共」不是「聯共」)。他進而批評共黨「自以為是」「崇拜俄國革命過當」,容許黨員入國民黨僅因「彼等亦多覺悟」。

李氏說:「中山先生之容共,是一種防禍措施,也是一種消化作用。」其運作原理如下:有人驅逐共產黨,共產黨便想法獨立存在,把共產黨轉變為國民黨,即共產黨自然不存在 (吳敬恆轉述于右任答覆張作霖一席話)

可惜孫過份自信,肯定共黨不敢為害國民黨,「有我在,共黨必不敢跋扈」。孫死後,共黨積極利用國民革命招牌行赤化中國的共產革命。蔣介石不得已「清黨」,竊以為契合孫「容共」初衷 -「共」至不能容時 (叛跡顯露,非黨紀所能糾正),即予以驅除與制裁。

習近平稱「中國共產黨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忠實的繼承者」,認真厚顏無恥!

「容共」還是「聯共」?

1924 年孫中山究竟「容共」還是「聯共」?一字之差,卻值得細心玩味。

「容共」一詞由吳稚暉 1927 年 (當時孫已逝世) 開始使用,他是國民黨西山會議派成員,反共立場相當堅決。

至於「聯共」,見廖仲愷夫人、國民黨左派何香凝以下一段話:「越飛到滬,彼此共談革命 (孫越宣言),總理與廖仲愷遂於那時決定聯俄、聯共、聯農工的三大政策。」毛澤東 1940 年進一步闡述:「孫中山於 1924 年 1 月的廣州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區分了三民主義的兩個歷史時代,新時期革命的三民主義,就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

「容共」也者,國共兩黨並非平起平坐,僅因現實政治利益考慮,國民黨包容共產黨。觀乎蘇共在 1921 年中共成立後仍派人和孫中山傾談合作、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乃為了擴大共黨規模,可見國共兩黨政治能量和地位俱有霄壤之別。又孫需借助蘇共替自己改組國民黨、創建黃埔軍校而批准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此更屬「容共」無疑。

復次,孫中山思想雖左傾,但其畢竟不同共產主義。他說:「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和無產專制便用不着」、「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反對「用馬克思之法」,僅「師馬克思之意」。批評馬克思是一位「社會病理家」,非「社會生理家」。「聯共」前提是大家政見相同 (至少相近),「容共」則不然。這樣看來,「容共」比「聯共」合理。

加上文獻證據《孫越宣言》沒有提到「聯共」,「聯共」為國民黨左派及中共所杜撰,可以斷言。

何解國民黨左派及中共要篡改歷史?前者源自對孫中山思想了解不透徹,同情中共。後者旨在 (1) 隱瞞初建黨時之弱勢及困窘;(2) 爭取正當性,損害國民政府管治權威。

事隔數十年,中共未有改易舊說,冥頑不靈,死不悔改,令人憤慨!

孫中山思想左傾,國民黨內部分裂

孫中山同意「聯俄容共」,與其思想有左傾成分緊密相連。他曾說:

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主張民生主義的人,應該要細心去研究的。(《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一講>)

孫解釋「民生主義」:

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重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適逢「共產主義」堅持實現土地公有,消弭地主與農民之間貧富差距,「民生主義」遂和「共產主義」一拍即合。

不過,馬克思強調「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孫對此不以為然。他說:

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和無產專制便用不着。(《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二講>)

孫進一步解釋:

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此原則行之於人類當已數十萬年矣......然而人類自入文明之後,則天性所趨,已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向於互助之原則,以求達人類進化之目的矣。人類進化之目的為何?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耶穌所謂「爾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類所希望,化現在之痛苦世界而為極樂之天堂者是也。(《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第四章)

時機、人性皆無法提供適切土壤,孫因此反對「用馬克思之法」,僅「師馬克思之意」。他又批評馬克思極其量是一位「社會病理家」,非「社會生理家」。換句話說,「共產主義」只韃伐社會變態、不正常現象,「民生主義」才能替社會正常發展尋找出路。

孫中山思想左傾,令他容得下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毛澤東、周恩來先後擔任要職。他的長期戰友 (如汪兆銘、廖仲愷及其夫人何香凝)、伴侶 (宋慶齡) 緊跟「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形成所謂「國民黨左派」,積極策動工運。1925 - 26 發生的「省港大罷工」,據聞便是「國民黨左派」負責穿針引線。

唯獨蔣介石,由始至終不接受「共產主義」。孫派蔣赴蘇聯考察,蔣回國後得出下列結論:

(1) 蘇聯在政治上獨裁,在文化上不尊重傳統,與中國文化格格不入,且行使霸權主義;

(2) 蘇聯將對中國構成威脅;

(3) 蘇聯會敗亡收場。

反共之心益堅,使蔣與汪、廖等不合,傾向「西山會議派」(國民黨內同意反共者,代表人物有戴季陶、林森)。加上革命年資短,徒靠黃埔軍校新建武裝維持自身於黨內的地位。孫中山死後,蔣派人暗殺廖,再以胡漢民嫌疑最大,把胡趕出中央權力核心。「國民黨左派」元氣大傷,北伐卻勢如破竹,卒之蔣成為國民政府最高領導,宋慶齡前往蘇聯,汪兆銘鬱鬱不得志。

蔣介石雖然獲勝,但孫中山思想明明能夠包容「共產主義」,蔣如何顧全孫體面之餘證成反共?尊孫為「國父」,把孫左傾思想略去不提......經過塗脂抹粉,蔣以孫繼承人自居。宋、汪等看到,固然側目,但畢竟無可奈何。

有趣的是,毛澤東 1940 年竟將孫左傾思想重提,名曰「新三民主義」。1949 年 10 月 1 日建國大典,宋慶齡現身天安門城樓。十年「文革」,孫中山歷史評價依舊正面,未嘗絲毫動搖。

今天研究孫中山,這些地方都值得特別注意。

「陳炯明叛變」新解

粵系軍閥陳炯明曾經是孫中山戰友。「第一次粵桂戰爭」(1920 年) 爆發,陳派兵支持孫討伐陸榮廷,致使舊桂系大敗,無法支配廣東。次年 (1921 年),舊桂系東山再起,陳擔任粵軍總司令迎戰,僅僅一個多月便攻入廣西。舊桂系土崩瓦解,從此在政壇上銷聲匿跡。代之而起的,是以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新桂系。

陳既和孫友好,何解後來他會發動「六一六事變」(即所謂「陳炯明叛變」)?這主要和他政見迥異於孫有關。

陳炯明贊成「聯省自治」,此一理念最先由梁啟超提出:「......確信國家之組織,全以地方為基礎,故主張中央權限,當減到對外維持統一之必要點為止......確信地方自治,當由自動,故主張各省乃至各縣各市,皆宜自動地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國家須加以承認」,經湖南督軍譚延闓發表「還政於民」、「湘人自治」響應,浙江軍閥盧永祥相繼表示支持。知名學者如章太炎、胡適、張東蓀撰文鼓吹,陳不久深受影響。

孫中山則認為「聯省自治」不可行,堅持先締造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再令中央政府下放權力,實現地方自治。他因此視武力統一為必須,1922 年更在韶關建立大本營,準備北伐。

適值廣東省 1921 年初已開始起草省憲 (陳炯明原本打算先定省憲,以確立民治基礎;再議國憲,循序漸進地達致和平統一),加上 (a) 支持孫中山北伐的鄧鏗疑似被陳炯明派人暗殺 (b) 兩次粵桂戰爭及主政廣東為陳贏得不少名聲,孫、陳矛盾日趨尖銳。

終於,1922 年 6 月 15 日深夜,陳炯明部下葉舉等召開會議,決定發動軍事行動,迫孫下台。16 日 3 時,粵軍包圍總統府,期間發炮三響以示恫嚇,且拘捕廖仲愷。孫中山登上永豐艦暫避,形勢卻持續惡化,直至蔣介石收到「事緊急,盼速來」電報前來襄助,孫才順利脫離險境,離粵赴上海。

「六一六事變」使蔣介石獲得孫中山信任。孫也開始明白到建立自身革命武裝的重要。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全球出現第一個共產政權。蘇共有意對外輸出革命,成立「第三國際」,1922 年 8 月派越飛來華。越飛謀求與吳佩孚合作,遭拒絕,在上海會見孫,二人一拍即合,促成「聯俄容共」政策出台,國民黨改組,黃埔軍校創建。

在國民黨史觀下,陳炯明永遠是「叛逆者」、「土皇帝」,「聯省自治」只是其一心盤踞廣東之說辭。

陳雲說得好:

華夏在清朝覆亡之後......沒有照顧地域及語言族群差異,更無暇照顧非漢族地區,結果就是天下分裂,軍閥割據。本來可以化成聯省自治,但也被孫中山的北伐破壞了。(2015 年 3 月 29 日面書帖文)

孫中山那群傻瓜,最笨蛋的是沒有學美國的邦聯制度,而採取歐洲那種民族共和國的小國狹窄制度,自尋死路,摧毀了初生期的聯省自治,害死了中國......中國本部要恢復以前王朝郡縣的自治傳統,使地方發揮各自的傳統和特色,進而走向聯邦中國。(2015 年 5 月 23 日面書帖文)

按照上述分析,我們或許真的誤會了陳炯明,孫中山亦不配享有「國父」稱譽。

少年毛澤東與「湖南省獨立運動」

毛澤東 1920 年 (27 歲) 曾受「聯省自治」理想啟發,推動「湖南省獨立運動」(簡稱「湘獨」),主張建立「湖南共和國」。

早於 1918 年,湖南督軍張敬堯在湖南燒殺搶掠,遭人民痛罵為「張毒」。張同時收緊言論自由,致使由毛澤東擔任主編的《湘江評論》無以為繼。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毛乘機號召教育界和新聞界「驅張」,惹起張不滿,調派軍隊鎮壓。毛出走他方。未幾,譚延闓擊敗張敬堯,出任湖南督軍。

毛澤東奔赴北京和上海。期間,他與好友彭瑛著力研討湖南省自治的可行性。1920 年 7 月,毛發表了<湖南改做促進會對於『湖南改做』之主張>,其中提到:

以現狀觀察,中國二十年內無望民治之總建設。在此期內,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劃湖南為桃源......自辦教育,自興產業......造一種湖南文明於湖南領域以內......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也。

同月 22 日,譚延闓通電全國,宣佈「湘人自治」、「還政於民」,實行「民治」:

......鄙見以為吾人苟有根本救國決心,當以各省人民確立地方政府,方為民治切實辦法。近年海內明達之士,對於國家之組織,尤主張聯邦合眾制度,或主張地方分權制度......湘人此次用兵,純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一致決心......採用民選省長及參事制,分別制定暫時條例,公佈實行......

有關做法旋即獲得熊希齡支持,梁啓超甚至替譚撰寫了《湖南省自治大綱》和《湖南自治根本法》。一時間,「聯省自治」、「聯邦國」備受熱議,胡適、杜威等人都連聲讚好。

毛澤東 9 月 3 日又發表<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 - 湖南共和國>,立場更加清楚:

中國呢?也醒覺了 (除開政客官僚軍閥)。二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湖南呢?至於我們湖南,尤其三千萬人個個應該醒覺了!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設一個『湖南共和國』。我曾着實想過,救湖南,救中國,圖與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攜手,均非這樣不行。湖南人沒有把湖南自建為國的決心和勇氣,湖南終究是沒辦法。

用今天的話說,毛當年正是在「分裂國家」、搞「獨立」!

彭璜 9 月 23 至 26 日發表<怎麼要立湖南『國』>,指出:

……湖南有湖南人的特性,湖南有湖南人的風俗,湖南有湖南人的感情與本能。移言之,湖南地方的人民,是有一種獨立的「民族性」。這個「民族性」很不與各省同胞相類,所以認定湖南人與各省同胞是同一民族,原來是個解釋民族的莫大錯誤!

語調與目前主張「民族自決,獨立建國」者極之相似。

惜乎孫中山決意北伐,派周震麟及其部屬討伐譚延闓。譚戰敗收場,「湖南省獨立運動」失敗告終。

中國近現代史一大特色為:思想刺激個別歷史事件發生,從而推動整體歷史演進,所謂「鼓動風潮,造成時勢」。「湖南省獨立運動」充分體現此點。

既然祖師爺靠「分離主義」起家,不久於江西瑞金創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共政權可謂最沒有資格祭出「統一」的大旗!

還北洋軍閥一個公道

研究民國史,北洋軍閥其實也有強烈的民族情感、高尚的文化修養。今嘗試以吳佩孚、段祺瑞、張作霖為例說明。

吳佩孚棄文從武,投身軍旅,源於親眼目睹清廷在甲午戰爭中戰敗。民國初建,內亂不止,吳呼籲「文官不貪污賣國,武官不爭搶地盤」,力主和平統一。「五四事件」爆發,學生運動波瀾壯闊,吳通電表示支持:「當此外交失敗之秋,顧忌者懾於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捨,銅駝荊棘,坐視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誰無義憤。彼莘莘學子激於愛國熱忱,而奔走呼號,前赴後繼其心可憫,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

他更對青年軍人發豪情壯語:「我要把你們培養出一百個將軍來,把中國失去的土地都收回來!」且用「中國事中國人自了,盛意恕不敢承!」拒絕日本軍事經濟援助。賣國媚外?史實剛好相反。

吳佩孚屬直系,段祺瑞則是皖系首領。

段留學德國,曾致電要求清帝退位、抵制袁世凱稱帝、討伐張勳復辟,三造共和。1926 年 3 月 18 日發生「三一八慘案」(國、共兩黨在北京發起學生運動,要求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群眾在段祺瑞執政府門前廣場請願,要求衞隊長開門。衞隊長下令開槍,被擊斃學生和市民達 47 人,傷者 150 餘人,死者中包括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劉和珍),時任「臨時執政」的他,隨即趕赴現場,對死者長跪不起。其甚至為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

段又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佔,人稱「六不 (內閣) 總理」。為人嚴肅刻板,不苟言笑,生活樸素,清廉如水,無積蓄、無房產。晚年潛心修佛,留下「八勿」,作為臨終遺言。「八勿」即「勿因我見而輕起政爭,勿尚空談而不顧實踐,勿興不急之務而浪用民財,勿信過激言行之說而自搖邦本。講外交者,勿忘鞏固國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國粹;治家者,勿棄國有之禮教;求學者,勿鶩時尚之紛華。」

余杰《1927:民國之死》說:「北洋時代的『舊軍閥』......比起國民黨時代的『新軍閥』,離文明世界更近。」此番話至少在段祺瑞身上是成立的。

奉系張作霖始終「反共」,多次嘗試收回蘇俄掌握的中東鐵路的權益,並嚴厲打擊蘇俄特務在東北的活動。控制北京政府後,他命令軍警衝入蘇俄駐北京使館,逮捕並處決躲藏在內的李大釗等中共要員,查獲並公佈蘇俄利用共產國際等組織顛覆北京政府的文件。

1928 年初,張更與日本人簽訂《滿洲獨立密約》。史太林視「該密約已經威脅到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必須對變本加厲反蘇反共的張作霖實施清除計劃。」(戈爾巴基迪、普羅霍羅夫《克格勃下達暗殺令》) 皇姑屯爆炸事件,疑似蘇俄部署而非日本關東軍。

軍閥連年征戰,自私賣國,野蠻無知,欺壓百姓,強姦婦女?不過是國民黨史觀將其「妖魔化」而已!

「張大帥」再認識

「大帥」張作霖的事蹟,實在值得我們重新認識。

張作霖字雨亭,奉天省海城縣 (今屬遼寧) 人,1875 年出生貧農家庭,1901 年被盛京將軍增祺收編,任游擊馬隊管帶,不久擢升奉天巡防營前路統領。辛亥革命爆發,張獲東北三省總督趙爾巽重用,任奉天國民保安會軍事部副部長。次年被袁世凱任命為陸軍第二十七師師長,負責鎮壓南方革命黨人。洪憲稱帝,張表態支持,受封為二等子爵、盛武將軍督理奉天軍務兼奉天巡按使。袁世凱逝世,張控制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割據東北,成為「奉系」首領。

1920 年 7 月,「直系」曹錕、吳佩孚打算倒「皖」,要求「奉系」助戰,張作霖答應。「皖系」最終大敗,張乘機擴展勢力到山海關內。惜乎「第一次直奉戰爭」(1922 年) 輸了令張無奈撤出關外 (吳佩孚逼徐世昌下野,黎元洪復任大總統。1923 年 10 月,曹錕以賄選手段當上大總統,遭譏為「豬仔總統」)。張痛定思痛,苦心經營海、空軍。1924 年 9 月,張趁「江浙戰爭」爆發,派兵 15 萬攻打「直系」地盤。適值馮玉祥與吳佩孚不和,策動「北京政變」,軟禁曹錕 (同時要求孫中山北上,商討議和)。張未幾擊敗馮,進駐北京。

張作霖雖仗賴日本扶植,但他始終具備民族氣節,沒有賣國求榮。多次拒絕日本提出的要求 / 拖延履行對日本的承諾以避免日本在東北享有特權,致使關東軍秘密在皇姑屯火車站埋下炸藥,把張殺害。張死時僅 53 歲。

張又重視傳統文化教育,尊敬孔子。籌建東北大學 (1923 年),有助培育優秀人才。對蘇聯保持高度警惕,則順利防止「共產主義」滲透東北。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三省盡數落入日本手中。時人悲嘆曰:「大帥在,必不至此!」張作霖並非人見人憎、大奸大惡之徒,於這裡可見一斑。

孤蹤獨往的熊十力

熊十力,原名熊繼智,新儒家開山祖師之一。他是湖北黃岡人,年少時受維新派影響,讀孟子、王船山、顧亭林書,萌生革命之志。1905 年,熊考入湖北新軍特別學堂。在軍學界圖謀舉事,令他被鄂軍首領張彪通緝。「辛亥革命」後,熊曾任湖北都督府參謀。

孫中山發起護法運動,熊十力參與其中。運動失敗了,熊眼見「黨人競權爭利,革命終無善果」,遂慨然棄政從學,以增進國民道德修養為己任。

宋代儒者自王安石變法失敗後,紛紛轉向鉆研心性之學。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指出,「轉向『內聖』主要是為『外王』的實現作準備的......『外王』首先必須建立在『內聖』的基礎之上。」熊十力放下政治,投身學問,頗有宋儒遺風。

35 歲的熊跟隨「支那內學院」歐陽竟無大師研習印度唯識學。歷經十年苦思力索,熊於 1932 年發表震驚學界的鉅著 -《新唯識論》。

書中指出,世上萬物生生不息,本身即是一大化流行,而此大化流行乃真真實實存在,為乾坤之元 (即天道) 自身之呈顯展現。這和傳統唯識學視世上萬物皆不真實,乃妄心 (未明佛理,有種種認知分別、拘束執著的心靈) 產生之現象截然不同,針鋒相對。歐陽竟無因此批斥道:「滅棄聖言,唯子真 (熊十力號子真) 為尤」。「內學院」眾人甚至群起而攻之,指責他「於唯識學幾乎全無知曉」。熊卻一於少理,寫成《破〈破新唯識論〉》一書,駁斥「內學院」謬見。「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換來的結果是,歐陽竟無 1942 年病重,同門竟不讓熊進門探望。

王汝華《尋繹當代儒哲熊十力:以「一聖二王」為鑰》說:「王船山 (別號薑齋) 是他 (指熊十力) 超越時空、突破藩籬的真正千古知音」。船山屬「明末清初三大儒」,曾替北宋張橫渠撰《正蒙注》。換言之,熊寫作《新唯識論》,實際已經脫離佛家牢籠,皈依儒門 (「內學院」不滿他,這是癥結所在)。

撰寫《新唯識論》期間,熊同時應北大校長蔡元培邀請,赴哲學系講授唯識學。「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的狂狷性格,使他在和友人論學時常常堅持己見,更試過大打出手。

又牟宗三《五十自述》有以下一段:「有一次,馮友蘭往訪熊先生於二道橋。那時馮氏《中國哲學史》已出版。熊先生和他談這談那,並隨時指點說:『這當然是你所不贊同的。』最後又提到:『你說良知是個假定。這怎麼可以說是假定。良知是真真實實的,而且是個呈現,這須要直下自覺,直下肯定。』馮氏木然,不置可否。」

道德良知的存在,並非透過邏輯思考、經驗觀察肯定,而是在實踐道德行為時被體驗。有此番認識,難怪熊說「當今之世,講晚周諸子,只有我熊某能講,其餘都是混扯。」

中共竊據大陸,唐君毅、徐復觀等「熊門弟子」紛紛逃往香港、台灣,獨熊十力一人留在赤地。儘管晚年著作《原儒》有為中共政權辯解的嫌疑,其最終目的仍是要復興中華文化。「文革」展開,熊遭受紅衛兵批判等大變故,悲憤不已。據傳他經常獨自一人在街上和公園裡自言自語:「中國文化亡了!」「中國文化亡了!」1968 年 5 月 23 日,熊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病逝,享年 84 歲。

熊十力「亡國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欲救中國,必須先救學術」的觀點,對「熊門弟子」乃至新儒家影響甚大。另外,「人謂我孤冷,吾以為人不孤冷到極度,不堪與世諧和」、「凡有志於根本學術者,當有孤往精神」,也深深啟迪著後人處世治學的態度。

畢生為釋迦孔子抱不平

梁漱溟未曾接受過大學教育,僅憑一篇《究元決疑論》(其早年研究佛學的成果),獲北大校長蔡元培賞識,聘請至哲學系教授印度哲學。

據傳梁一度拒絕:「我何曾懂得什麼印度哲學呢?印度宗派那麼多,我只領會一點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沒的教呀!」怎知蔡元培竟回答:「你不是喜好哲學嗎?我自己喜好哲學,我們還有一些喜好哲學的朋友,我此番執掌北大,就想把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來一起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是要當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共同學習好了。」蔡「不拘一格降人才」,成就梁躋身學林。

1917 - 24 年,梁漱溟在北大任教。適逢「新文化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時而「打倒孔家店」,時而「全盤西化」。梁到校第一天,即問蔡對孔子持什麼態度。蔡表示:「我們也不反對孔子。」梁遂明確申明自己立場:「不僅是不反對而已,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去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為釋迦孔子抱打不平,直到梁晚年始終未改。

1921 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出版,從意欲的不同,闡述西方、中國、印度三種迥異的文化形態 (又稱「世界文化的三條路向」)。梁指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中國需要現代化,必先走完西方走過的路,再以自身文化為最後歸宿。這時的他,早已由佛轉儒,注重社會人生。1928 年更發表《鄉治十講》,積極從事農村改革。

中國自清末以來,社會結構出現大變動。科舉路絕,年青人要麼出洋留學,要麼投身軍伍,離鄉別井。士紳階層不再,冰冷僵硬的法律取代傳統禮教,城市工商業興起。儒學失去載體,只能「托之空言」,淪為「游魂」(見余英時《現代儒學論》)。

梁漱溟從事鄉村建設,某程度上是要替儒學補回「下層建築」,身體力行挽救它於不墮,貢獻遠非象牙塔學者可比 (這亦是唐、牟不如梁的地方)。在韓復榘 (馮玉祥部將,後歸順蔣介石,出任山東省政府主席) 支持下,梁在山東鄒平縣創辦「鄉村建設研究院」,開展大規模鄉村建設運動,且出版《鄉村建設》,作為指導綱領。奈何抗戰未幾爆發,建設被迫中斷。

梁漱溟於北大認識擔任圖書館管理員的毛澤東。1938 年,他第一次訪問延安,重見故友。1941 年,梁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國民主同盟」前身),主張在政治上走第三條路線 (國、共以外的出路)。

中共建政,梁未有離開大陸,獲委任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

可惜四年後,他開罪了毛。毛在懷仁堂當眾指斥梁:「梁先生自稱是『有骨氣的人』,香港的反動報紙也說梁先生是大陸上『最有骨氣的人』,台灣的廣播也對你大捧......他們都是你的親密朋友......他們那樣高興你,罵我是『土匪』,稱你是先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裡?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而你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還美。」(轉引自艾愷《最後的儒家 - 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 二人正式決裂。

「文革」爆發,批林批孔,梁漱溟堅持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並解釋:「我認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是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輕易去相信別的甚麼。別的人可能對我有啟發,但也還只是啟發我的理性。歸根究柢,我還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動。......『匹夫』就是獨人一個,無權無勢。他的最後一著只是堅信自己的『志』。甚麼都可以奪掉他,但這個『志』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

汪東林<「批林批孔」運動中的梁漱溟>有以下一段描述:「1974 年 2 月 22 日,梁漱溟先生登台開講。他衣冠整潔,神采照人,大皮包裝得鼓鼓的。他站起來發言,先從皮包裡把講稿、參考書、筆記本一件件取出,擺在會議室的茶几上。由於梁已是 81 歲高齡,主持者再次請他坐下講,他有禮貌地擺擺手,就像半個多世紀以前在北京大學課堂裡正式開課一樣,慢條斯理、有聲有色地講了起來。第二天,消息傳開,其他學習組就有人悄悄說:『梁漱溟開講了,半天沒講完。』2 月 25 日,梁漱溟又講了一個半天。」

態度之認真、擇善固執,「四大不要臉」郭沫若、馮友蘭之流可謂望塵莫及。

1987 年,年逾九旬的梁出席「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儀式,其發言曰:「我是一個佛教徒,從來沒有向人說過,怕人家笑話。一個人有今生,有前生,有來生。我前生是一個和尚,一個禪宗和尚!」次年,梁病逝於北京,終年 94 歲。

《人心與人生》乃梁漱溟晚年力作。和馮友蘭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仍擺脫不掉馬克思主義迥異,《人心與人生》極力消化西方心理學、社會學理論,提出自己一套見解。梁有較佳學術名聲,是非常合理的。

「新文化運動」與文化保守主義

談到「新文化運動」,文化保守主義者向來傾向批判多於讚賞。

他們認為,「新文化運動」揭穿中華民族的醜態,主張「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變相令當時中國出現「文化真空」,助長共產主義成為思想主流,致使中共得以竊國。他們甚至覺得,毛澤東於 1966 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提出「破四舊,立四新」,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遺毒。故此,他們主張對中國固有傳統文化帶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見錢穆《國史大綱》)。至於胡適、陳獨秀、魯迅一類人物,則從未被給予高度的肯定和評價。

然而,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批評果真沒有絲毫偏差?揭穿中華民族的醜態、「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真的完全不可取?

綜觀整個「新文化運動」,中國最後之所以出現「文化真空」、共產主義一支獨秀,更多是因為西方「自由主義」(liberalism) 未能在中國的土壤上全面植根。

林毓生教授在<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主義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一文中指出,五四知識分子以「自由主義」作為救國的工具、手段,本身已曲解了「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 (即在政治社群中,個人應被當作目的,不可當作手段,個人的自主和獨立,源自個人本身價值的體認)。加上它純粹透過擺脫傳統中國社會、文化的壓抑而產生,不少「自由主義」背後的預設並未被五四知識分子深入了解,「自由主義」因此無法成為思想文化上的主流,讓共產主義有可乘之機。

這何嘗是揭穿中華民族的醜態、「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的總體方向出了錯?

況且,正因為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喜歡「聖君賢相」、欣賞有道德的人,毛澤東才可以藉著矯情偽善騙得一眾農民的擁戴 (即使新儒家第一代祖師梁漱溟,亦曾為毛澤東的故作友好所欺,見牟宗三《五十自述》),繼而竊國。

我們不妨說,中共竊國,十年文革,乃源於:(1) 中國民族文化的流弊積重難返; (2) 西方自由主義無法於中國徹底樹立。

這與「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精神是完全無干的。

徐志摩的坎坷情路

徐志摩吸引人的地方不在其詩歌,而在其錯綜複雜的感情生活。他先娶張幼儀,後娶陸小曼,但捫心自問,誰是他心中所愛?徐必定會說:林徽因。別人的妻子。

徐志摩是浙江海寧人,新月詩派的代表人物,出生於富裕家庭。1915 年 12 月 5 日,經父母安排,與張君勱之妹張幼儀結婚。當時徐 18 歲,張 15 歲。一對璧人,卻因張容貌性格學識與徐不契合,逐漸變得生疏。最明顯是 1920 年冬張赴英國與徐團聚,徐接船時竟一臉不耐煩。張獨自感到不是味兒,徐已經和生命中最重要的女子邂逅了,且瘋狂地迷戀起來。

林徽因 (原名林徽音) 是林長民的長女,林長民則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覺民的哥哥。清麗脫俗的外表,加上才華出眾,令不少男士願拜倒在其石榴裙下,包括著名哲學家金岳霖 (金甚至為林終身不娶)。

1920 年,林徽因與父親赴英國倫敦生活,適值徐志摩於此留學,縱使二人各有妻室和未婚夫 (林 1918 年認識梁啟超之子梁思成),他們畢竟初遇了。

是次相識影響徐至深,曾經滄海難為水,他再也愛不上張幼儀,決定把所有感情投放到林身上。林呢?愛過徐嗎?從她後來對兒女說:「徐志摩當初愛的並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詩人的浪漫情緒想像出來的林徽因,而事實上我並不是那樣的人。」可見答案是否定的 (退一步講,假設林曾有過一分半秒悸動,相信冷靜理性的認知很快已將悸動消除)。她既未有被徐澎湃激情打動,1928 年跟梁思成結婚就來得順理成章。

徐志摩失去了林徽因,未有替張幼儀帶來任何機會,張遭拋棄了,時為 1922 年 3 月。由離婚後張仍繼續照料徐父母,可見張確實愛徐。她說:「如果照顧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可以稱為『愛』的話,那我大概愛他吧。在他一生當中遇到的幾個女人裏面,說不定我最愛他。」所言非虛。

奈何徐一生鍾情林。儘管回國後搭上有夫之婦陸小曼 (1926 年),徐未幾不滿陸奢侈揮霍,大發脾氣,離上海往南京。陸亦私底下與翁瑞午暗通款曲,醜聞不斷。1931 年 11 月 19 日,徐聞林徽因在北平協和禮堂為外國使節演講「中國建築藝術」,早上 8 時乘搭中國航空公司「郵政號」司汀遜式九缸七座飛機由南京北上,不料飛機在大霧中誤觸濟南開山墜毀,徐罹難,死時僅 34 歲。埋藏心底已久的愛意,卒之無從吐露,此恨綿綿無絕期。

陸小曼於徐死後依舊和翁瑞午半同居,還振振有詞:「我的所作所為,志摩都看到了。志摩會了解我,不會怪罪我。」她愛不愛徐,後人有目共睹。

民國是一個重視男女個性解放、崇尚自由戀愛的時代。不過,觀乎徐志摩情路之坎坷,或許張幼儀說得更對:「他所追求的西式愛情最後並沒有救他一命。」

魯迅對民主自由的鄙視

魯迅對民主並不感興趣,視其為「多數人的暴政」。在<文化偏至論>,他說:

「一梭格拉第也,而眾希臘人鴆之,一耶穌基督也,而眾猶太人磔之,後世論者,孰不云謬?顧其時則從眾志耳。」

「必借眾以凌寡,托言眾治,壓制乃尤烈於暴君。」

「嗚呼,古之臨民者,一獨夫也;由今之道,且頓變而為千萬無賴之尤,民不堪命矣,於興國究何與焉。」

自由主義學說,魯迅更不了解。他認為:

「自由和平等不能並求,也不能並得的話,更有見地,所以人們只得先取其一。」(<題記>)

觀乎後來成立「左聯」、篤信共產主義,魯迅似乎選擇了平等。

他甚至以叔本華、祈克果、易卜生、尼采等人的哲學為楷模,謂之「二十世紀之新精神」,帶有知識精英主義傾向。

李敖這樣批評魯迅:

「魯迅當時在新文化運動的時候,五四時代,提倡所謂德先生和賽先生,賽先生是科學,德先生是民主,可是魯迅反對 (西方式的) 議會政治,請問反對議會政治的人,怎麼能夠提倡民主呢?如果民主沒有議會,這叫什麼民主呢?這表示說,你基本的社會科學的常識,基本的政治學的常識都不及格,而這種人怎麼能夠像毛澤東所說的,他是思想家呢?是思想家嗎?他跟不上,他不是思想家。」(<魯迅不是英雄>)

徐復觀則批評魯迅:

1) 尖刻而缺乏人情味;

2) 對問題的處理,使用徹底的二分法,好的便是徹底的好,壞的便是徹底的壞……是一個缺乏反省能力的人;

3) 常把他所見到的部分現象,當作全般現象來處理。他感到自己家庭,及與自己家庭相關的腐敗與黑暗,遂把這個觀念擴及全中國,擴及全歷史……真正說,他是一個虛無主義者。(見<漫談魯迅 - 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文學會的講演稿>)

魯迅雖在接受西方式的議會民主上和胡適有分歧,但胡適仍十分敬重他,說過:「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

中共建國,毛澤東鬥胡適,也容不下魯迅,「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思想淺薄無知造就出怪魔,終難免被反噬的厄運,誠堪可惜!

魯迅棄醫從文考及其思想簡評

魯迅是「新文化運動」其中一位領軍人物,原名周樹人,祖先為北宋理學家周濂溪。早年因父親病故對中醫起疑,往日本學習現代醫學,後來棄醫從文,從事小說、散文寫作。

在《吶喊》自序中,魯迅交代過自己棄醫從文的原因:

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裡了。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不過,徐復觀對此一說法有懷疑,他於<漫談魯迅 - 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文學會的講演稿>中指出:

因為:(一) 日俄戰爭發生於一九零三年,結束於一九零四年,即魯迅赴仙台學醫之年。就常情說,日本以戰爭材料作宣傳最烈的時候,應當在戰爭正在進行之時。魯迅不在一九零四至零五年受刺激退學,卻在一九零七年春才下此決心,這種說服力不夠強。(二) 他退學回到東京後,除了因聽章太炎先生講《說文解字》,因而加入了光復會外,他不是一個熱心救國運動的人。我的推測,刺激成分一定是有的。留學日本而不受到刺激,便不是中國人。但退學的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來自他的個性、興趣。

適逢周作人 (魯迅弟弟)《魯迅的青年時代》、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曾引用小林茂雄 (魯迅同班同學) 公佈的魯迅學年成績:

解剖學 59.3 分

組織學 73.7 分

生理學 63.3 分

倫理學 83 分

德語 60 分

物理 60 分

化學 60 分

平均 65.6 分,全班第 68 名 (班上同學 142 人)

魯迅根本不擅長理科而強於人文,徐氏判斷「退學的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來自他的個性、興趣」可以成立矣!

1912 年,魯迅受蔡元培邀請,到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工作,同時兼職北大講師。1918 年,他在《新青年》雜誌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開展寫作生涯。隨著<孔乙己>、<一件小事>、<阿 Q 正傳>陸續發表,魯迅聲名大噪。他亦動筆寫雜文,著有《熱風》、《華蓋集》等。

<狂人日記>中心思想在批判「禮教吃人」。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吃人」的社會。兄弟姊妹之間,用各種方式互吃,無半點親情可言。「禮教吃人」觀點未幾獲得吳虞 (字又陵) 發揮,撰寫文章<吃人與禮教>。「打倒孔家店」浪潮席捲全國,魯迅出力不少。

<藥>諷刺中國人愚昧無知,迷信血饅頭可以治病,以及民智未開,不了解革命真義。<阿 Q 正傳>譏笑中國人喜歡自欺欺人,不敢正視殘酷現實。<祝福>透過祥林嫂突顯出受封建傳統制度壓迫的婦女的悲劇命運。

徐復觀讚揚魯迅是「新時代向封建勢力宣戰中的一位勇士,一位急先鋒」,說:

他出身於一個黑暗墮落的家庭,他能意識到這一點而反省過來,終其一生總是向黑暗、腐敗進攻,奮鬥於黑暗墮落中,決不妥協。並且他所掌握到的黑暗、腐敗的一面,沒有脫離現實的立場,就這一點說是了不起的。

然而,徐氏批評魯迅:

1) 尖刻而缺乏人情味;

2) 對問題的處理,使用徹底的二分法,好的便是徹底的好,壞的便是徹底的壞......是一個缺乏反省能力的人;

3) 常把他所見到的部分現象,當作全般現象來處理。他感到自己家庭,及與自己家庭相關的腐敗與黑暗,遂把這個觀念擴及全中國,擴及全歷史......真正說,他是一個虛無主義者。

視之為其限制所在。

《吶喊》收錄了魯迅 1918 - 1922 年間所寫的 14 篇小說。時值「新文化運動」思想改革熾烈,《吶喊》書如其名,旨在喚醒幾個較為清醒的人,增加毀壞鐵屋 (指中國傳統舊文化)、解救全屋昏睡者於水火之可能。

《彷徨》則收錄了魯迅 1924 - 1925 年間所寫的短篇小說 11 篇。「新文化運動」廓清有餘,建立不足,以致無處依傍,遂生「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徬徨」(題《彷徨》) 之感慨 (即徐氏所謂「他對中國看不出一點光明,所以有彷徨之感」)。

三十年代,魯迅加入「左翼作家聯盟」(由中共成立,與國民黨爭奪宣傳陣地,簡稱「左聯」)。徐復觀道:「他晚年的靠攏到共產黨,和法國實存主義者薩特的歸入到共產黨,有相同之處」,評論允當 (薩特不信上帝存在,認為「人被命定是自由的」。魯迅視所有禮教為桎梏,欲除之而後快。二人同是失去依傍,而以共產理想為依傍)。

1936 年 10 月 19 日,魯迅在上海因肺結核病逝,終年 55 歲。

魯迅留下頗多名言,包括:「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甚麽『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裡: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今天讀來,依舊令人受益匪淺。

見證時代變遷的飲冰室主人

梁啟超 (1873 - 1929,字卓如,號任公) 的學術造詣並非最上乘,但他絕對是中國近代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

梁出生於廣東新會,自幼受《四書》《五經》薰陶。「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可見其天資聰敏,堪稱神童。16 歲在廣州參加鄉試,獲內閣學士李端棻賞識,將堂妹李蕙仙許配給他。1890 年,梁拜著名學者康有為為師。康未幾創立「萬木草堂」,梁有份充任學長。

憑藉和李端棻的關係,梁啟超認識到戶部尚書翁同龢、散館授編修徐致靖、翰林院編修文廷式、刑部主事楊深秀等人。1894 年,清廷特設會試恩科。準備參加考試的康、梁,於北京得知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李鴻章赴日簽訂《馬關條約》,義憤填膺,發動「公車上書」,企圖阻止簽約,失敗而回。沒多久,康有為創辦《萬國公報》,主張用西方模式改革中國政治、經濟及教育。梁擔任編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亦參與其中。《萬國公報》後來改名《中外紀聞》。

與此同時,「強學會」成立,開議論時政之風。隨著保守派官員徐桐、褚成博、楊崇伊等以「私人堂會,將開處士橫議之風」上奏慈禧太后,「強學會」遭查禁,《中外紀聞》被迫停刊。幸得汪康年、黃遵憲邀請至上海籌辦《時務報》,梁啟超才有用武之地。創刊號上發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清楚說明報刊功能,乃中國新聞史經典之作。《時務報》外,梁又和康廣仁籌辦《知新報》,鼓吹「廢科舉、興學校、育人才、重科學」。

梁啟超利用報章宣揚君主立憲,揭露社會醜態,使張之洞感到不滿,向汪康年施壓。梁被調職到湖南,不久在長沙出任時務學堂 (由湖南巡撫陳寶箴牽頭,湘紳熊希齡等支持創立的新式學堂。近代史學家陳寅恪為寶箴之孫) 中文總教習。

光緒讀康有為《日本變政考》和《俄大彼得變政記》,毅然有變法之志。自《明定國是詔》頒佈,梁一直協助康,獲授六品頂戴。「禮部六堂官事件」加劇慈禧、光緒之間的矛盾,光緒欲借助袁世凱的新軍先發制人,怎知給袁出賣,被慈禧幽禁,維新夭折。「六君子」(譚嗣同、林旭、楊銳、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 就義,康、梁分別逃入英國及日本使館尋求庇護。梁在日本期間創辦《清議報》,刊載《戊戌政變記》、《戊戌六君子傳》,專門號召國人排滿,提倡民權自由。名聲一時無倆。

1902 年 2 月 8 日 (「八國聯軍之役」1900 年發生),梁創辦《新民叢報》,以筆名「飲冰子」持續發表評論文章,影響了一代年輕知識份子 (包括胡適、毛澤東、郭沫若)。「中國革命同盟會」1905 年成立,機關報《民報》一創刊,即批駁梁啟超的君主立憲論,梁在《新民叢報》上回應,雙方展開論戰。論戰過程中,不少原本支持革命者轉而傾向擁護君主立憲,間接推動晚清改革。

無奈「武昌起義」1911 年爆發,清室傾覆,民國初成。梁啟超唯有放下舊見,說:「共和之局,則既定矣,雖有俊傑,又安能於共和制之外別得活國之途?若徒痛恨於共和制之不適,袖手觀其陸沉,以幸吾之言中......夫為政在人,無論何種政體,皆以國民意力構造之而已。我國果適於共和與否,此非天之所能限我,而唯在我之自求。」他甚至身體力行,回國積極參加國會選舉,成立政黨 (此已跟康有為分道揚鑣)。

袁世凱稱帝失敗,黎元洪出任總統一段時間,是梁啟超及其黨派 (進步黨) 在北京政壇最活躍之時,掌管財政、內務等部門。

張勳復辟,段祺瑞率「討逆軍」平亂。孫中山在廣州組建軍政府「護法」,段則秣馬厲兵,決心武力統一。眼見共和憲政再沒希望,梁遂退而潛心著述。他對《申報》記者表示:「心思才力,不能兩用,涉足政治,勢必荒於著述。吾自覺欲效忠於國家社會,毋寧以全力盡瘁於著述。為能盡吾天職,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

晚年的梁啟超,受聘為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 (其餘三人是王國維、趙元任、陳寅恪) 之一,講授「中國文化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等課。

平情而論,他很多學術見解皆略嫌膚淺。談儒家哲學未能直探心性本源,講清代考據僅從外緣一路解釋其何以興起。至於將乾嘉樸學比附歐洲文藝復興,更覺牽強。

不過,他的文章多在火車上、輪船上、馬車裡倉促寫就,加上專心鑽研學問的時日短,體力也不及年輕士子,浮泛激越之見未嘗不可被諒解。

戈公振《新聞學撮要》指出:「我國報館之崛起,一切思想的發達,皆由先生啟其端」。而其獨創「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的「新民體」(又稱「新文體」或「報章體」),文人競相仿傚,儼然成為一股潮流。

和胡適一樣,梁未必稱得上是一個嚴格的專家學者 (他屬博通的、相對保守的自由主義者)。可是,他對政治現代化、新聞學奠基、文體革新作出過重大貢獻,這是必須予以肯定的。

1926 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梁啟超深知,若北伐軍佔領北京,恐對己不利,「朋友多勸我早為避地之計,因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過不去,是顯而易見的」。有人勸梁前往日本靜觀其變,為梁所拒絕,「國勢如此,見外人極難為情也」。

三年後 (1929 年),梁於北京協和醫院去世,終年 56 歲。其平生作品總集《飲冰室合集》,計 148 卷,1,000 餘萬字。

從胡適、陳獨秀的言論看「五四」的自由、民主精神

誠如周策縱教授在《五四運動史》一書中指出,「五四運動」不單純是指 1919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發生的大型愛國學生運動,它更指涉 1917 – 1921 年間中國知識分子 (以北京大學的師生為首,著名者有胡適、陳獨秀) 企圖利用思想變革、社會改革來建設一個新中國的種種嘗試 (即「新文化運動」)。

我們今天要認真紀念「五四」,除了深刻銘記「火燒趙家樓」、「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八個大字外,更重要是藉著仔細研讀五四知識分子所留下的言論,細味一下他們所推許的理想。

胡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旗手之一。他曾撰寫<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批判文言文學,倡導白話文學。不過,要數到他最重要的貢獻,莫過於將「自由主義」(Liberalism)、「實證主義」引入中國。

胡適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有以下一段文字:

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此處「個人自由」明顯被置於「國家自由」之上,具有第一優先性 (first priority),不容被侵犯。這正是「自由主義」的精髓所在。

胡適在<自由主義>又說:

但是東方自由主義運動始終沒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義絕大貢獻正在這一點,他們覺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夠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義的政治意義是強調的擁護民主,一個國家的統治權必須放在多數人民手裡,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安格羅撒克遜民族的貢獻居多,代議制度是英國人的貢獻,成文而可以修改的憲法是英美人的創製,無記名投票是澳洲人的發明,這就是政治的自由主義應該包含的意義。我們古代也曾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為邦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主思想。我們也曾在二千年前就廢除了封建制度,做到了大一統的國家,在這個大一統的帝國裡,我們也曾建立一種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試制度,使全國才智之士有參加政府的平等制度。但,我們始終沒有法可以解決君主專制的問題,始終沒有建立一個制度來限制君主的專制大權,世界只有安格羅撒克遜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漸發展出好幾種民主政治的方式與制度,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國,也可以用在大國。

按照胡適的見解,要實現民主政治,必須先保障每個公民享有一系列的基本政治自由 (包括: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結社集會自由等),同時限制統治者的專制大權。而此處則需要安格羅-撒克遜 (Anglo-Saxon) 民族所發展出的一套民主制衡制度和生活方式。據此推想,胡適似乎主張中國的下一代向英國學習,他倒反對「抱殘守缺」。

胡適的老師是「實證主義」大師杜威,胡適嘗言:

所以我常說: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一分證據,只可說一分話。有七分證據,只可說七分話,不可說八分話,更不可說十分話。

又言: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胡適將杜威的「實證主義」引介至中國,多少有助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研究日趨踏實。

至於胡適寄語年輕人「人生應該有夢」,又自謙說他只是要教人不受人惑,這對功利社會、洗腦教育仍起著一定的鞭撻作用。

除了胡適,陳獨秀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軍人物。他雖一度與李大釗創立「中國共產黨」,晚年的他卻恍然大悟,重投自由、民主的懷抱。

《陳獨秀的最後見解》有<給連根的信>,其中陳氏說:

你們錯誤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真實價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當著只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是偽善,是欺騙,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是: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徵稅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這都是大眾所需要的,也是十三世紀以來大眾以鮮血鬥爭七百餘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謂「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和資產階級的民主只是實施的範圍廣狹不同,並不是在內容上另有一套無級的民主。

陳獨秀由始至終都認為,「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和「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並無內容上的不同。他因此反對「一人 / 黨專政」而主張「大眾民主」:

我認為:以大眾民主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是進步的;以德俄的獨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給西流的信>)

尤有進者,他高度重視「反對黨派之自由」:

「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與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我的根本意見>)

且反對高唱「東方文化」如何優越:

我們應該盡力反抗帝國主義危及我們民族生存的侵略,而不應該拒絕它的文化。拒絕外來文化的保守傾向,每每使自己民族的文化由停滯而走向衰落......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已經害了我們半個世紀沒有長進,我們不要高唱「本位文化」「東方文化」再來害後人吧!(<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

在<給陳其昌等的信>中,他甚至說:

我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在此所發表的言論,已向人廣泛的聲明過,只是我一個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對不怕孤立。

好一句「自作主張,自負責任」!陳獨秀和胡適雖然一左一右,但二人對自由、民主的堅信與嚮往,竟如出一轍。此正是「五四運動」的核心精神!

淺談「五四」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學生因不滿歐美列強在「巴黎和會」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發動大規模示威遊行。

學生得到廣大市民和工商人士支持。儘管學生不久「火燒趙家樓」、毆打章宗祥,全國團結利用罷工、罷市、罷課迫使北洋政府讓步,釋放被捕者。

北大校長蔡元培更聯同多名高校校長發表聲明:「學生的行動,為團體之行動,即學校之行動,決定只可歸罪校長,不得罪及學生一人」,未有強烈譴責學生行為。

山東權益卒之未有落入日本手中,這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首次在外交上不受列強擺佈,堅持獨立自主,意義重大。

可惜「五四事件」後,中國知識分子對英美各國深惡痛絕,連帶拋棄「自由主義」,投奔蘇共懷抱。兩年後 (即 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陳獨秀為總書記。陳氏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倡導者、《新青年》雜誌創辦人。

香港方面,雖然處於英國殖民統治,但港府沒有順應「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掀起的反傳統浪潮,還特意創辦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聘請前清太史賴際熙和區大典出任漢文講師。中華文化之精粹得以保存,港府對五四思潮採取防範態度,至關緊要。

南北對峙

段祺瑞擊敗張勳後,黎元洪辭去總統一職,由馮國璋接任。

段廢止《臨時約法》,另組「安福國會」(中華民國第二屆國會,選舉過程遭「安福俱樂部」操控,「安福俱樂部」為段親信心腹徐樹錚所籌組),強行通過對德宣戰,令孫中山非常不滿。1917 年 7 月 17 日,孫從上海抵達廣州,正式展開「護法運動」。海軍總長程璧光表態擁護,率第一艦隊永豐艦等九艘戰艦支持孫。伍廷芳、王正廷、唐紹儀、孫洪伊等舊國會議員應孫號召,亦南下廣州。8 月 25 日,「國會非常會議」於廣州召開,成立護法軍政府,孫獲選為軍政府大元帥,與北京政權分庭抗禮。

當時,孫主要依賴一些地方實力派給予軍事支持,例如「滇系」唐繼堯 (控制雲南)、「舊桂系」陸榮廷 (控制廣西)、「粵系」陳炯明 (控制廣東) 等,卻沒有屬於自己的革命武裝力量。

段祺瑞打算用武力統一,馮國璋反對,堅持採取和談方式,「府院之爭」再起。8 月 12 日,「安福國會」開幕。9 月 4 日,國會選舉徐世昌為總統,取代馮國璋。段祺瑞同時辭去國務院總理職務,改為幕後操控。1919 年 12 月,馮國璋病逝。和馮同屬「直系」的曹錕、吳佩孚,開始策劃倒「皖」。1920 年 7 月,曹、吳聯合「奉系」張作霖發動「直皖戰爭」,「皖系」大敗,「安福國會」解散,北京政府受其控制。兩年後,曹、吳打敗張 (「第一次直奉戰爭」),「直系」全面控制北京政府。

陸榮廷和「直系」軍閥有聯絡,後者建議前者在廣東驅逐孫中山勢力,結束「護法運動」,好讓南北議和。孫藉陳炯明之粵軍討伐陸,爆發「第一次粵桂戰爭」(又稱「兩廣戰爭」)。「舊桂系」失敗收場,退回廣西。陸無法支配廣東,「護法運動」仍然繼續。1921 年 4 月,「國會非常會議」再次召開,宣佈取消護法軍政府,成立中華民國政府,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至於北京政府,則被視作非法政權。南北分裂持續。

黎、段相爭,張勳復辟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接任大總統。

黎投身革命,純粹出於偶然。1911 年「武昌起義」爆發,革命黨人因找不到德高望重者作為臨時領袖,遂以性格仁厚的黎出任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後來獲選為中央軍政府大都督、假定副元帥、大元帥,事業一帆風順。1912 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於南京成立,黎被推選為臨時副總統,地位僅次於袁世凱。

黎元洪控制總統府,國務院則由出身北洋陸軍系統的段祺瑞把持。

段乃皖系 (袁死後,北洋軍分成多個派系,皖系屬其中之一) 首領,一直受日本勢力扶植。他任職國務院總理,掌握軍政大權,時常與黎元洪對著幹,造成「(總統) 府 (國務) 院之爭」。

黎、段相鬥最激烈的一次,見於「是否對德宣戰?」上。

事緣「協約國」(英、法、俄) 在 1914 年對「同盟國」(德國、奧匈帝國為首) 宣戰,一戰展開,段祺瑞希望迫逼國會通過對德宣戰案,站在「協約國」一方,為中國取得平等外交地位,以及更多利益。黎元洪反對,拖延不辦,且下令撤銷段總理職務。段策動安徽、奉天等八省獨立,黎元洪召張勳領兵入京調解。不料引狼入室,張竟迫黎於 6 月 12 日解散國會,7 月 1 日另擁前清廢帝溥儀復辟。黎恨錯難返。12 日,段率「討逆軍」擊敗張勳。馮國璋代黎任總統,「府院之爭」正式結束。

談起張勳,他是少數進入民國後仍表態效忠清廷的軍人,頭留髮辮,人稱「辮帥」,其部隊則被稱為「辮子軍」。

曾參與「戊戌變法」的康有為,亦跟張合作,建立孔教,翊戴溥儀。昔日開創新風氣的前衛人物,晚年卻落伍於歷史潮流,委實令人惋惜 (不過,深入一層分析,康自「戊戌政變」後始終主張「保皇 (清帝)」,他與張合作搞復辟,雖違逆歷史潮流,但未嘗不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先有袁世凱父子發皇帝夢,再有張勳、康有為擁立溥儀復辟。「武昌起義」成功了,共和體制建立了,統治者、知識分子乃至平民依舊想念著皇帝,不懂民主自由可貴。孫中山期望「畢其功於一役」,卒之「心灰而意冷矣」,並非沒有原因。

英明一世,毀於稱帝

袁世凱在「戊戌政變」中背叛光緒,令光緒的弟弟醇親王載灃極為痛恨。慈禧臨終前命人用砒霜毒殺光緒 (防止其復位),未幾病逝,相隔僅一天。三歲的溥儀入嗣大統,是為宣統帝。載灃乃溥儀生父,擔任攝政王,隆裕皇太后 (光緒皇后,慈禧太后之弟都統桂祥的女兒) 則負責垂簾聽政。袁世凱心知載灃亟欲為兄報仇,形勢對己不利,於是以退為進,稱疾返回河南隱居,韜光養晦。

不過,北洋陸軍將領如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等皆獲袁賞識,對袁忠心翊戴。名為隱居,實則靜待時機,圖謀復出。果然,「武昌起義」爆發,南方各省宣告獨立,清廷無計可施,惟有請袁世凱出山。袁世凱一方面派軍隊攻下漢口,一方面按兵不動,暗中派唐紹儀與革命黨人議和。礙於漢陽不久失陷,革命軍欠缺補給,彈盡糧絕,為了維持革命成果,革命黨人遂同意由袁世凱接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條件是:袁必須效忠革命,逼清帝遜位。

1912 年 2 月 12 日,隆裕皇太后接受《清室優待條款》,發佈《退位詔書》,宣佈宣統帝退位。清朝滅亡,同時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專制帝皇統治。

然而,帝制不復存在,袁世凱卻依舊有做皇帝的野心。

袁先安排部下曹錕在北京發動兵變,拒絕南下就職,仍然留守根據地北京。繼而派人於上海車站暗殺宋教仁,阻止國民黨 (由革命黨人組成) 利用國會牽制自己。孫中山不滿,夥同柏文蔚、胡漢民、陳其美組織「二次革命」(黃興反對用體制外革命,堅持用體制內憲法予以制衡,與孫出現意見分歧),為袁強大軍力擊潰,孫逃亡日本。

敵對陣營既被一掃而空,袁變本加厲,下令解散國會,廢除《臨時約法》,擴大總統職權,規定總統任期由五年遞增至十年,可以連任,並能夠成為下一任總統的當然候選人。

他又促使楊度組織「籌安會」、美籍憲法顧問古德諾撰寫《共和與君主論》,為君主立憲製造社會輿論。

適逢長子袁克定一心想當太子,特製一份《順天時報》,專門刊載擁護恢復帝制的文章,每天供袁世凱閱讀。袁誤以為時機已經成熟,1916 年改元「洪憲」,改國號為「中華帝國」,自即帝位,史稱「洪憲帝制」。

不料有一蔡鍔,陽奉陰違,秘密潛逃到雲南,與唐繼堯、李烈鈞起兵討袁,是為「護國軍」。北洋軍內部段祺瑞、馮國璋亦反對袁稱帝。袁眾叛親離,後來得了膀胱結石,引發尿毒症。皇帝夢只持續 83 天便破滅,死前不忘痛斥袁克定「欺父誤國」。一代梟雄,竟栽在自己親生兒子手上,不可謂不諷刺。

順帶一提,袁個子矮小,向來有「中國的拿破崙」稱號。

至於張勳 1917 年 7 月 1 日擁護溥儀復辟,更見帝制陰魂揮之不去。

湖北新軍與辛亥革命

1911 年爆發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的君主帝王統治,開啟了共和憲政的新時代。對於這次革命能夠成功進行,各方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人歸功於袁世凱,有人向孫中山致敬。然而,有一個重要關節卻經常為大家所忽略:「湖北新軍」的發難。

中國向來推崇「學而優則仕」,而確保「學而優則仕」的制度則是科舉考試。可惜自光緒親政後,採用康有為、梁啟超推行「戊戌變法」,廢科舉,辦「京師大學堂」。年青人讀書出仕之路絕,於是只好「另闢蹊徑」。適逢日本於 1894 - 95 年大敗清廷北洋水師、1905 年擊潰俄國,中國年青一代紛紛仰慕東洋的現代化軍事,在清廷銳意建立新式陸軍配合下,年青人得被保送至日本的軍校學習基本的軍事知識,以及進行軍事實習。「湖北新軍」的出現,很大程度上緊扣這個大背景。我們甚至可以說,「湖北新軍」是清末一系列變法措施的產物。

年青人留日期間,經常受到革命黨人的遊說,繼而認同革命理念,甚至加入革命黨。當時在日本從事這類「穿針引線」的工作者正是「中國革命同盟會」(以下簡稱「同盟會」) 諸君。

「同盟會」於 1905 年在東京成立,由興中會 (以孫中山為首,來自廣東)、華興會 (以黃興、宋教仁為首,來自湖南長沙)、光復會 (以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為代表,活躍於上海一帶) 等多個革命團體組合而成。著名的「七女湖起義」、「鎮南關起義」、「黃花崗起義」等,都是「同盟會」直接發動,卻無一成功,理由是:參與革命的人大多來自三合會,唯利是尚,且未曾接受正規的軍事訓練。革命黨人由此明白「要令革命成功,新軍支持實屬關鍵」的道理。

已受「同盟會」洗禮的年青軍士,後來獲清廷委派至各個地方,建立所謂「新軍」。其中一部份進入湖北,成為「湖北新軍」。「保路風潮」爆發,清廷急調湖北舊有軍隊入四川平亂,造成湖北地區防守空虛。「湖北新軍」於是乘機發難,決定在 10 月 16 日起義。不料漢口俄租界發生炸彈爆炸事件,革命黨人名冊被盡數搜出,致使湖廣總督瑞澂瘋狂逮捕革命黨人。「湖北新軍」遂提早在 10 月 10 日響起第一槍,為「辛亥革命」揭開序幕。

「辛亥革命」未幾演變成南方各省相繼獨立,這是清末立憲派的功勞。至於革命能順利推翻滿清統治,袁世凱的陣前倒戈亦出力不少。不過,話雖如此,欠缺「湖北新軍」的搶先發難,「辛亥革命」只怕沒有出現的可能,更遑論可激起千重波浪了。

廣州起義失敗

自從上書李鴻章不獲接見,孫遂投身體制外革命。1894 年 11 月 24 日,孫成立革命組織「興中會」,主張「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隨即密鑼緊鼓籌備武裝起義。

孫首先得到兄長孫眉、鄧蔭南等人的經濟資助,再而在業師康德黎博士 (James Cantlie,香港西醫書院創始人之一) 介紹下認識日本人梅屋莊吉。梅曾說:「君 (指孫) 若舉兵,我以財政相助」,加上主動派人往澳門、新加坡、廈門等地替孫購買武器,「興中會」很快具備足夠武裝力量。

不過,日本駐香港領事中川恆次郎,似乎對孫的行動有保留,他於一封信中提到:「孫文仍時時來館,提出務欲我國予以聲援......且不說內部事宜,亦不談黨員人數,又無勃興之準備......尊強盜為英雄豪傑等事,皆恰有閱讀《水滸傳》時的感覺。總之,孫文等所說的要在兩廣獨立成立共和國,只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

概言之,「興中會」透明度不足、綠林色彩濃厚、政治理念欠缺周詳落實計劃,乃日本不願支持孫的原因。

然而,孫並未就此放棄。1895 年 2 月,他聯絡鄭士良、陳少白等舊友於中環士丹頓街 13 號組建「興中會」總部 (外懸「乾亨行」商號招牌以掩人耳目),商討起義細節,同時積極拉攏外國勢力。3 月,「興中會」仝人一致決定先攻取廣州,且採用陸皓東設計之青天白日旗為起義軍旗。

當時,楊衢雲、謝纘泰成立的「輔仁文社」已和「興中會」合併。孫打算在廣州發難,楊則負責後方支援。

孫進入廣州,創「農學會」廣招同道,又定農曆九月初九重陽節 (10 月 26 日) 為起義之日,可惜一切準備就緒,事機竟然外洩,以陸皓東為首的多名「興中會」成員被捕處死,孫遭清廷通緝。

「興中會」成立

1894 年 11 月 24 日,孫中山先生成立革命組織「興中會」,以香港為總部。

早年經歷

孫中山先生 1866 年出生於廣東省廣州府香山縣翠亨村,名文,幼名帝象。他出生時,父親孫達成已經 53 歲,全靠長兄孫眉隻身赴美國檀香山謀生賺錢,孫家才得以擺脫窮困。

1872 年,孫入私塾接受童蒙教育,奠下堅實的國學基礎。期間,他認識了一位太平天國老兵馮爽觀。馮經常向孫講述太平天國事跡,提到太平天國不准婦女纏足、不准買賣奴婢等,竟與孫一直以來的想法相契,孫因而對太平天國產生好感。

1878 年 5 月,孫在長兄接濟下,與母親一同前赴檀香山。他於意奧蘭尼書院 (由英國聖公會主教韋禮士主持) 修讀英語、英國歷史、數學、化學、物理、聖經等科目,大力吸收西學,且開始認識基督教。

1883 年夏天,孫因極度渴望成為基督徒,以及經常勸說在夏威夷工作的華僑不要膜拜關聖帝君神像,被孫眉斷絕資助,返回翠亨村。

回到家鄉,孫的反叛氣息依舊。他聯同友人陸皓東破壞村內的北帝廟神像,卒之為鄉人所不容。是年秋天,這位「中華的反叛者」來到充滿自由的香港,從此如魚得水。

就學香港

孫中山先生先入讀拔萃書室 (今拔萃男書院),在美國公理會傳教士喜嘉理博士 (Charles Hager) 面前受洗。1884 年初,孫轉往中央書院 (今皇仁書院) 就讀。礙於長兄急召自己回檀香山 (孫眉獲知弟弟成為基督徒後,試圖切斷孫與教會之關係,遂將他召回檀香山),孫被迫中途輟學。幸得喜嘉理博士介紹,孫入廣州博濟醫院附設醫科學校習醫,在那裡他認識了三合會地方首領 - 鄭士良 (鄭也是基督徒)。

1887 年,孫入香港華人西醫書院 (今香港大學醫學院) 習醫。孫毅然作出此決定,與香港氣氛較自由有關,他說:「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方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

在學一段日子,孫每趁有閒暇,與陳少白、尢列、楊鶴齡三人在中環歌賦街二十四號的「楊耀記」(楊鶴齡祖傳商店) 會面,議論中國時政,大談太平天國遺事,人稱「四大寇」。

1892 年 7 月,孫以首屆成績第一名畢業於西醫書院,港督威廉‧羅便臣親自頒獎。孫未幾往澳門行醫,一度加入「少年中國」黨 (以改造中國為黨綱)。

投身革命

早於香港讀書時,孫中山先生已萌生反清排滿意識,立志推動革命,創建共和。不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毛澤東語),既然有利條件尚未出現,體制內改革始終比較可取,畢竟阻力相對地少。

適值中日爆發甲午戰爭,孫遂用 10 多天時間草擬《上李鴻章萬言書》,提出「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作為「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可惜李鴻章拒絕和孫會面,孫衡量形勢,知道體制內改革不再有希望,於是一心一意投身革命事業。

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誓詞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1895 年 2 月 21 日,孫在香港與陳少白、楊鶴齡、尢列、陸皓東、鄭士良等人成立「興中會」總部,楊衢雲的「輔仁文社」亦合併其中。

總結

孫中山先生雖然有國學根柢,但他天生就是「中華的反叛者」,對華人陋習如賭博、婦女纏足等恨之入骨。加上在美國受西學和基督教薰陶,養成嚮往自由、不拜偶像的習慣,他終於不為中國所容,離鄉別井來到香港。換個角度看,香港從來是掙脫中國枷鎖的自由人的樂土。

香港在英國管治下,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四大寇」聚首一堂,大談革命,無所顧忌,令孫心志益堅,思想益進。尤其甚者,英人用心經營香港,令孫眼界大開。他於 1923 年港大公開演講中強調:「革命思想,從香港得來」,並非一時興起,乃由衷之言。

1895 年 10 月,「興中會」策動乙未廣州起義失敗,孫中山先生遭港府驅逐出境 (清廷向港府施壓),為期五年。

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清廷在甲午戰爭戰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馬關條約》其中一條明言:「允許日本人在通商口岸設立工廠。」自此日本人挪用大陸廉價勞工及原材料,不斷生產,再將製成品傾銷大陸。不少手工業作坊因而破產。英法各國爭相援引最惠國條款享有相同待遇,中國民間經濟全面崩潰。

適值山東因黃河決堤而連年水災,復又久旱不雨,農民無以為生,遂加入「義和團」,尋覓出路。

「義和團」初名「大刀會」,乃白蓮教別支,高舉「反清復明」旗幟。及後改用「扶清滅洋」口號,盛行於山東一帶。「義和團」成員普遍未曾受過教育,心裡充滿對洋人的憤恨,欲除之而後快。在沒有精神及物質憑藉下,他們唯有雙拳緊握,手持大刀,口裡喃喃唸著咒語,祈求神祗附體,刀槍不入。

金鐘罩、鐵布衫誠然是幻術,卻給了飽受洋人欺壓者希望。故此,「義和團」在山東作亂,巡撫毓賢竟予以縱容,直到清廷改派袁世凱,「義和團」才流竄至天津、北京 (此處見袁世凱之精明)。

在載漪、剛毅推薦下,慈禧打算借「義和團」對付列強。「義和團」於東交民巷 (北京使館區) 大肆燒教堂、毀電線、拆鐵路,日本駐清使館書記杉山彬、德國公使克林德先後被殺,卒之惹起英、美、法、德、俄、日、意、奧八國聯軍入侵,慈禧、光緒出逃西安,時為 1900 年。

李鴻章 (兩廣總督)、劉坤一 (兩江總督)、張之洞 (湖廣總督) 等人坐鎮長江以南,知悉「義和團」不足恃,紛紛和列強簽訂《東南互保章程》,置身事外。袁世凱亦參與其中 (後來「武昌起義」南方各省相繼宣告獨立,「東南互保」起了很大作用)。

清廷終於戰敗,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和約》(由慶親王奕劻和李鴻章代表,在 1901 年 9 月 7 日簽署),賠款四億五千萬兩,各國可以在北京駐軍。中國最基層老百姓絞盡腦汁對抗洋人,偏偏落得如斯悲慘下場,仇外心理向下直墮,轉為媚外。尤其甚者,三十多年後,「蘆溝橋事變」發生,日軍之所以有藉口入宛平城搜尋失蹤士兵,也是《辛丑和約》的後遺症。

慈禧、光緒與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僅經歷了 103 天 (1898 年 6 月 11 日 - 9 月 21 日) 便宣告結束,卻留下不少值得深究的地方。

光緒是變法領導者,但帝師翁同龢在五日後被慈禧免去協辦大學士及軍機大臣等職務。康有為獲器重,官位僅至六品。直隸總督榮祿掌控北京,屬慈禧心腹。袁世凱則因翁同龢不支持其新建陸軍主張而榮祿採納,自願成為榮祿門生。還有一大群滿洲親貴位居要職。光緒名義上親政搞變法,但力量單寡,實際主事者,仍是慈禧。

慈禧並非如後人所料,目光如豆,不知變通。經歷過英法聯軍、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她也知道現代化改革是必須的。然而,變革不能無底線地進行。它必須避免傷害既得利益者,光緒亦不應借它來培植黨羽以奪權。偏偏「戊戌變法」一路發展下來,底線遭到踐踏,慈禧自然無法不狠下心腸,中止變法。

有兩件事特別值得注意。第一件為廢科舉,辦京師大學堂。試想皓首窮經、盼能他朝高中的士人驟聞此安排,他們會有什麼反應?既得利益受損,怨恨之聲此起彼落,幾乎可以斷言。第二件為革去禮部六堂官 (懷塔布、許應騤、堃岫、徐會灃、溥頲、曾廣漢) 職務。六堂官之一懷塔布的妻子與慈禧有親戚關係,向慈禧哭訴。光緒做法變相打擊滿洲親貴,折損慈禧面子,慈禧遂作出反擊。

光緒倒算精明,見勢色不對,令譚嗣同 (維新派人物,父親是湖北巡撫譚繼洵) 於 9 月 18 日往法華寺夜訪袁世凱,要求袁率領新建陸軍勤王,誅殺榮祿,包圍頤和園。不料袁表面支持新法,內裡與榮祿一夥。袁連夜趕路至天津,將光緒部署向榮祿報告。三日後,慈禧臨朝,衛隊軟禁光緒於中南海涵元殿,新政被廢,六君子 (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 被捕 (後斬首於菜市口),康、梁出逃,史稱「戊戌政變」。

光緒有一紅顏知己 - 珍妃,乖巧伶俐,受文廷式 (翁同龢門下弟子) 教導,支持變法。「戊戌政變」後,光緒被幽禁於瀛臺,珍妃也被囚。八國聯軍入北京,慈禧帶同光緒逃亡前,命宦官崔玉貴把珍妃扔進井中溺死。一對璧人,從此永訣。

先摧毀親生兒子同治與阿魯特氏的恩愛 (同治因而終日流連八大胡同,尋花問柳,染上梅毒致死),再棒打光緒與珍妃這對鴛鴦,歹毒狠辣,都不足以形容慈禧的可怕!

甲午戰敗,鴻章有責

清廷在甲午戰爭中慘敗,與李鴻章汲汲於保存自己的政治資本有關。

李鴻章協助平定「太平天國」有功,備受重用。和曾國藩不同,李沒有解散「淮軍」。捻匪作亂,「淮軍」是鎮壓主力。1877 年 (光緒三年),「淮軍」更仿傚德國陸軍編制及訓練方式,搖身一變成為現代化軍隊。適逢李受命創建「北洋水師」,「淮軍」遂與「北洋水師」關係密切,二者同屬李的政治本錢。

1894 年 7 月,日本乘「東學黨之亂」,大幅增兵朝鮮 (清朝為其前宗主國)。消息傳至北京,光緒、翁同龢、李鴻藻皆主戰,獨李鴻章以為不可,堅持用外交方式解決紛爭。李先後要求英、俄等國介入調停,不果。日本早已準備充足,打算不宣而戰,清廷卻錯過了備戰時機,未有把威力最大的開花彈從威海衛海軍基地運往前線,前線只有穿甲彈。彼盈我竭,隨著「高昇號」(清廷租用的英國運兵船) 被日軍擊沉,黃海海戰、平壤陸戰次第展開,清廷最終全軍覆沒,「洋務運動」亦以失敗告終。

李鴻章為什麼遲遲不肯備戰?軍隊質素低劣固然是其中一個原因,唐德剛《晚清七十年》說:「一八九一年 (光緒十七年) 七月九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請,李鴻章特派丁汝昌率定遠、鎮遠等六艦駛往東京灣正式報聘。一時軍容之盛,國際側目......那時恭迎恭送,敬陪末座的日本海軍司令伊東祐亨和東京灣防衛司令東鄉平八郎,就顯得灰溜溜了。東鄉原為劉步蟾的留英同學,但是當東鄉應約上中國旗艦『定遠』號上參觀時,他便覺得中國艦隊軍容雖盛,卻不堪一擊 - 他發現中國水兵在兩尊主炮炮管上晾曬衣服。主力艦上的主炮是何等莊嚴神聖的武器,而中國水兵竟在炮上晾曬褲子,其藐視武裝若此;東鄉歸語同僚,謂中國海軍終不堪一擊也。」

不過,更根本的原因是:李不想失去得來不易的政治影響力,希望保存「淮軍」、「北洋水師」免遭摧毀。

李的心態其實不難理解。觀乎日後袁世凱藉北洋陸軍迫得清帝遜位,連革命黨人也要與其談判,可知手握現代化軍隊與政治影響力之維持相輔相成。

奈何「是禍躲不過」,李鴻章始終難逃失勢厄運。八國聯軍入侵,李在重病彌留之際復被起用,與列強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和約》。沒多久,李就含恨而終了。

洋務運動,先天不足

「洋務運動」以恭親王奕訢、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為骨幹推動,本身已經先天不足。

誠然,奕訢仰慕西方文化,有「鬼子六」之稱。英法聯軍入北京,奕訢奉命留守進行談判,簽訂《北京條約》,期間對聯軍嚴整陣容及船堅炮利留下深刻印象。

曾、左、李則在與常勝軍合作平定「太平天國」時,見識到西方先進科技,萌生器物改革念頭。

不過,奕訢得以加入中央權力核心,全賴與慈禧合作,鬥倒肅順、端華等八位顧命大臣 (史稱「辛酉政變」)。

慈禧不是善男信女,可以讓彼任領班軍機大臣、議政王,意味著日後能夠隨時收回。果然,奕訢越來越坐大,惹起慈禧猜疑。加上丁寶禎 (屬洋務派) 斬殺慈禧親信太監安德海、奕訢不贊成修治圓明園,慈禧卒之借中法戰爭軍機處進退失據,罷免奕訢一切職務,當時「洋務運動」只開展了二十多年。

值得注意的是,奕訢乃中央朝廷唯一洋務派。曾國藩自剿平太平軍後,恐防清廷疑忌,主動解散「湘軍」,臨終前任職兩江總督。左宗棠平陝甘回亂,收復新彊,長期征戰於外。李鴻章未幾亦被外調。

勢孤力弱,加上保守派如倭仁、徐桐大肆抨擊,民智未開,「洋務運動」焉能不失敗收場?

比觀日本,「明治維新」得到天皇全力支持,「維新三傑」木戶孝允、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俱擔任要職。又拒變阻力相對較少,改革自然事半功倍。

1894 - 95 年甲午戰爭,清廷慘敗而日本大獲全勝,並非純粹由軍事力量強弱所決定。

英法炮艦盡毀蒙古騎兵,以及海防、塞防爭議的意義

1860 年「英法聯軍之役」期間,僧格林沁所統率的蒙古騎兵在八里橋遭英法炮艦猛攻,全軍覆沒。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標誌,反映近現代中國有別於古代。

古代中國,敵人主要來自塞北。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機動性高。加上擅長射箭,且習慣馬背上生活,嚴耕望說:「騎兵在古代戰爭上猶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坦克機械化部隊」(《治史答問》),以農耕為基礎的中原王朝因此深感苦惱。戰國趙武靈王厲行「胡服騎射」,西漢武帝派兵攻打大宛奪汗血寶馬,算是罕有地主動出擊。然而,更多王朝採取保守策略 - 修築萬里長城,加強北邊防禦。這個狀況下迄清乾隆仍未有太大改變。

道光年間鴉片戰爭後,敵人開始從海路進來。和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不同,歐美列強既擁有深厚歷史文化,也具備船堅炮利優勢。在無情炮火中,過去勁敵被證明不堪一擊,全新應對之道必須思考,所以李鴻章謂中國當前正處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李鴻章提出「棄塞防,重海防」,左宗棠不認同,堅持「塞防」。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日本乃一東洋海島國家。「東方俾斯麥」確實具先見之明,於此可見。

「太平天國」始末

談「太平天國」,不能不先了解洪秀全和馮雲山。

洪、馮俱為廣東花縣人,粗通文墨,卻無緣晉身仕途,屬「邊緣知識份子」。洪因翻閱梁發《勸世良言》,略知基督教義,將其與傳統宗教迷信相結合,妖言惑眾。馮則才智過人,有軍事頭腦。二人創立「拜上帝會」傳教,適值廣西地處邊陲,中央鞭長莫及,加上當地連年災荒,迷信風氣盛行,信徒於是越來越多,包括:燒炭工人楊秀清、蕭朝貴,地主韋昌輝等。

滿清本來藉八旗兵奪取天下。入主中原後,八旗子弟紛紛圈佔田地,沉迷安逸生活。康熙遂另建由漢人組成的綠營兵,彌補八旗兵之不足。「三藩之亂」爆發,綠營兵乃清廷主要軍事力量。可惜乾嘉以後,綠營兵逐漸腐化,「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墜地」,又復受吸食鴉片影響,身體孱弱,戰鬥力盡失。滿清欠缺能戰的正規軍,卒之助成「金田起事」。

1850 年 7 月,「拜上帝會」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武裝起事。次年秋,太平軍攻克永安縣城,大舉分封東、南、西、北、翼諸王。這可說是「太平天國」全盛時期。

1852 年 4 月 5 日,太平軍在全州蓑衣渡遭清軍楚勇江忠源部攔截,南王馮雲山被炮火擊中,傷重不治。此對「太平天國」造成沉重打擊。馮除了計謀出眾,還扮演著調解洪、楊矛盾的中間人角色 (洪、楊矛盾始於 1848 年楊秀清假裝「天父下凡」安撫信眾)。馮雲山死去,意味洪、楊矛盾再無人可緩解,「天京事變」後來於 1856 年發生,「太平天國」元氣大傷,南王戰死是一個關鍵。

西王蕭朝貴在攻打長沙時陣亡。太平軍未幾轉攻武昌、漢陽,再沿長江東下。1853 年 3 月 19 日,攻陷江寧,改名「天京」,且以此為首都。

定都「天京」後,林鳳翔、李開芳曾奉命北伐,但孤軍深入,糧草不繼,終致功敗垂成。

「天京事變」揭開諸王內訌序幕。天王洪秀全先利用北王韋昌輝誅滅東王楊秀清,再而把韋殺死。翼王石達開回朝主政,洪忌憚石具聲望才能,重用親兄弟洪仁發、洪仁達,牽制石達開。石領兵出走,「太平天國」僅靠英王陳玉成、忠王李秀成支撐,威勢大不如前。

儘管長沙未被太平軍攻克,該地飽受戰火摧殘。在曾國藩牽頭下,湖南鄉紳斥資辦團練,組織「湘軍」。李鴻章在安徽亦依樣畫葫蘆,編練「淮軍」。清廷不信任漢人,但礙於形勢危急,不得不予以重用。

《北京條約》簽訂後,英法為了確保自身利益,協助清廷對付太平軍。

1864 年,湘軍攻破「天京」,洪秀全之子幼天王洪天貴福被虜。1872 年 5 月 12 日,翼王石達開餘部在貴州敗亡。歷時二十多年的亂事正式宣告結束。

有論者認為「太平天國」具「共產主義」雛型,觀乎《天朝田畝制度》所講,其看法未嘗沒有道理。

鴉片戰爭是一場商務戰爭

有論者謂「鴉片戰爭是一場商務戰爭」,這個說法極之準確。

英國自工業革命以來,生產力大幅提升。綿衣、農產品供應超過本土需求,促使帝國開發海外市場,經營殖民地。

中國人口眾多,潛力斐然。英商長途跋涉前來天朝貿易,盼能獲得巨大盈利,彌補沉重開支。不料中國向來自給自足,加上英商需經廣州十三行 (清廷不准英人進入廣州以外範圍,且以十三行專營對外貿易) 傾銷貨品,以致所得利潤甚少,出現嚴重對華貿易逆差。

英商要求改善貿易安排 (馬戛爾尼、阿美士德先後訪華),不果。為了扭轉逆差,其只好販賣必然確保豐厚利潤的貨品 - 可以令人上癮的鴉片。

鴉片最初的對象是官員及上流社會人士,後來發展至民間爭相吸食,實在超出英人所預期。

當然,從清廷的角度看,國民因購買鴉片,賣妻賣兒,體質下降令軍隊戰鬥力急跌,白銀大量外流造成稅收短缺 (物賤銀貴,人民無力負擔),英人可謂百死不能贖罪。

不過,追源溯始,英商初心純粹旨在牟取利潤,欺侮中國並非其所考慮。

加上林則徐銷煙令英商憂慮血本無歸,將英商逐出澳門亦無異於不給予大英帝國面子,英國國會通過對華用兵,更多是出於商業考慮,鴉片戰爭因此是一場商務戰爭。

「天朝上國」向下墮落

鴉片戰爭前,中國一直以「天朝上國」自居。

早在南宋時,海上絲路開通,沿海城市蕃坊臨立,專門接待到中國經商居住的外國人。市舶司的設置,負責對進口貨物徵收關稅,更令府庫充實。著名歷史經濟學家 Angus Maddison 估計,宋代 GDP 佔當時全球的六成。經濟實力旺盛,是外國人願意視中國為天朝的主因。

蒙古滅宋,有一威尼斯人馬可波羅 (Marco Polo),隨父親和叔叔經絲綢之路到達大都 (今北京),謁見元世祖忽必烈。親眼目睹繁華景象,馬可波羅回國後將種種見聞寫成《遊記》,稱頌中國的文明與富庶,歐洲人從此仰慕中國。福建泉州港甚至和埃及亞歷山大港齊名,號稱「東方第一大港」。

明太祖朱元璋驅除韃虜,以平民之資奪得帝位。惜乎目光狹隘,厲行鎖國政策。洪武七年 (公元 1374 年),撤銷泉州、明州 (今寧波)、廣州三處市舶司。唐宋以來外向、開放的姿態不再,一轉而為內向、保守,朝氣喪失。

儘管耶穌會教士利瑪竇來華引介了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知識,利在晚年回憶錄《利瑪竇中國札記》卻記載華人有嚴重「排外」心態:「中國人把所有的外國人都看做沒有知識的野蠻人,並且就用這樣的詞句來稱呼他們。他們甚至不屑從外國人的書裡學習任何東西,因為他們相信只有他們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學和知識。如果他們偶爾在他們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國人的地方,他們也會把他們當做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與原野里的野獸差不多。」

「天朝上國」一方面「排外」閉關,一方面禁止不住民間私底下與外國人通商。西班牙在墨西哥開發銀礦,經呂宋 (今菲律賓)、澳門 (1557 年開始被葡萄牙人租借) 和華人進行貿易,導致大量白銀流入中國。適逢「大明寶鈔」因通貨膨脹而幣值日貶,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時,一律徵銀,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民情,作出適應。中國自此成為使用銀本位的國家。

清室入主中原,朝廷徵稅,依舊收取白銀。農民往往需要把農作物轉換成白銀繳稅。英人輸入鴉片,致使白銀外流,物賤銀貴,百姓交不到稅。清政府遂有「禁煙」之舉。

又清聖祖康熙尚且不抗拒學習西學。歷雍正至乾隆,妄自尊大,自我中心,歧視外國人。終於,一場鴉片戰爭,迎來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語),「天朝上國」淪為「次殖民地」。

百年苦難

清中葉以後,中國飽受列強侵凌,主要出於國民的愚味無知、拒變守舊、天朝中心。

康有為、孫中山等人,雖為一代英傑,但《大同書》「經濟公有,人無私產;社會和諧,無家無國」、《三民主義》「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無疑為日後共黨竊國鋪平了道路,間接置中國於死地!

武昌首義成功,是可喜可賀的事。奈何其未能「畢其功於一役」,反而帶來袁氏稱帝、張勳復辟、軍閥混戰,人民自此遭受戰火摧殘者,不知凡幾。

二十年代以後,中國雖一度出現過「黃金十年」(主要指 1927 – 1937 年),但這是蔣介石獨力調和中西文化的功勞,與今天的中共無關。

日寇來犯,京津失守,四行倉庫,八百壯士,國軍負隅頑抗,終致元氣大傷。共黨卻乘機坐大,靜候竊國時機。毛澤東嘗言:「七分發展勢力,兩分對抗國民黨,一分抗日」,即為明證。

抗戰結束,共黨乘國府疲憊,揮軍南下,先破遼瀋、平津,再渡淮海。蔣介石無奈遷台,標誌著共黨竊國成功,共黨自此淪為「共匪」。

「共匪」建國後,旋即充公地主土地,實行「土改」。其又發起「反右」運動,迫害異見分子。接著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中國過去五千年的優良傳統,至此毀滅殆盡!

鄧小平上台,力推「改革開放」,這是大病初癒。然而,好景不常,89 年的「六四慘案」,無情的坦克再次輾死新生的中國。中國死矣,至於今日!

2016年5月17日 星期二

解構「文革」

欲深入了解「文革」,不能不從毛澤東說起。

毛澤東成長的年代,正值「新文化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打倒孔家店」呼聲此起彼落,令國學根柢不錯的毛未有再下一城,反而囫圇吞棗地閱覽西方政治及科學著作。礙於不懂外語,毛只能讀中文譯本,但中文譯本往往質素參差,部份有牽強比附之嫌。結果,所謂吸收西學,實際上仍是在傳統文化的園地內打轉。

尤有進者,毛澤東家境貧困,無法與蔡和森等人赴法國勤工儉學,被迫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擔任管理員,受大學教授們 (如胡適) 奚落。此番經歷,成就他對高等知識分子的痛恨,並促使他在路線上始終有別於劉少奇、鄧小平 (劉、鄧家境比較富裕)。

「五四運動」時,由於歐美各國強行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致使中國人民大失所望,包括毛在內。適逢俄國「十月革命」建立全球第一個共產政權,中俄類似的遭遇 (同樣面臨帝國主義壓迫),以及「一黨專政」、「資產國有化」與中國傳統「尊君」、「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之相契,卒之令毛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毛亦視馬列主義為救國良方。

1923 年,孫中山為了改組國民黨、建立革命武裝,實行「聯俄容共」政策。中共黨員獲准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毛首次有機會出任中央宣傳部長,並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期間他逐漸明白「筆桿子」(即思想文化宣傳) 的重要。

國府下令清黨後,中共先後發起「南昌暴動」、「秋收暴動」等,俱以失敗告終。全賴毛與井岡山土匪王佐、袁文才稱兄道弟 (毛是賀敏學的妹夫,袁文才乃賀敏學的同窗好友、王佐的結拜兄弟),紅軍才得以重整旗鼓,休養生息。1931 年更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江西瑞金為根據地。

蘇共不滿毛採取「游擊戰術」、「以農村包圍城市」,安排「國際派」(成員曾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 王明 (原名陳紹禹)、博古 (原名秦邦憲)、張聞天奪取其紅軍指揮權,卻招來第五次反圍剿慘敗 (紅軍放棄一貫的游擊戰,改用陣地戰、常規戰與國軍周旋,因而失利)。長征途中,遵義 (位於貴州) 會議召開,肯定毛澤東之功績。毛在志得意滿之際,躋身中共領導核心,且手握軍權,這慢慢養成他自以為是、排斥異己的個性。

1942 年是關鍵一年。延安整風成功,令「國際派」被肅清,「五四」以來的「自由」精神被摧毀,毛澤東及其思想在黨中央的最高地位則得以確立。最重要一點是,進行整風的手段 (如要求黨員幹部自我批評、批判文藝人士、鬥倒黨內高層) 成為日後文革的濫觴。

中共建政,毛澤東需面對一連串經濟建設方面的問題,此不是毛所擅長。又馬克思只談及生產關係追不上生產力的狀態,鮮有著墨討論刺激生產力的問題。無所依傍之下,毛唯有照搬蘇聯「史太林模式」。可惜好景不常,中蘇交惡,令蘇聯科學家盡數撤走。毛窮途末路,想起過去成功全賴參與者意志堅定、思想宣傳充足,於是鼓吹「大躍進」,嘗試靠人力扭轉物質匱乏。奈何「三年饑荒」未幾發生,證明毛出錯了。

以往成功所帶來的包袱,令毛不肯承認錯誤。劉少奇、鄧小平收拾爛攤子有功,毛甚至生起封建帝王的猜忌之心,對二人富裕的家世耿耿於懷,懷疑他們是「走資派」,要走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批判史太林的舊路。苦於官僚制度成形,毛無法伸張一己之意志,其遂藉著動員體制外的群眾 - 1949 年以後成長的年青人,加上和林彪結盟,向以劉、鄧為首之官僚系統發動進攻,揭開「文革」的序幕。

「文革」,顧名思義,是要來一次文化上的革新,以提高國家生產力。如此命名,目的只有一個:將「三年饑荒」的罪責推卸至傳統思想文化上。至於毛何故認為傳統文化必然窒礙生產?這或許和「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浪潮有關。弔詭是,「扣帽子」、「上綱上線」等,基本上無異於明清兩代的文字獄。

另外,「文革」爆發時,不少高等知識分子被抽出批鬥,如陳寅恪、翦伯贊、梁思成。年青一代血氣方剛,因未曾蒙受儒門庭訓,且不懂得獨立思考,淪為毛澤東的扯線玩偶、棋子,委實令人惋惜!

2016年5月16日 星期一

切勿忘記「文革」

今天是「五一六通知」發表 50 周年。對於十年浩劫,中共迄今仍未有公開道歉,反而刪去網上相關言論,禁止傳媒訪問舊日的紅衛兵。德國在二戰期間屠殺猶太人,前總理施密特尚且懂得於柏林猶太人的墓碑前跪下行禮,習近平卻堅持「不能用改革開放後 30 年否定前 30 年」,拒不認錯,這完全是不肯承擔歷史罪責的懦夫所為!

日前港台電視節目《中國故事 II》介紹「文革」初年在廣西發生的一連串變態慘況。殺人方式的多樣 (槍殺、用刀捅死、木棍打死、石頭砸死)、輪姦婦女等,與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沒有兩樣。毛澤東曾感謝日本侵華,觀乎此,中共與軍國日本可謂沆瀣一氣,同屬「文明」之對立面 -「野蠻」。

香港與中共一河之隔,「文革」理應無法蔓延。奈何左派分子自二戰結束後逐漸潛伏,加上澳門「一二‧三事件」刺激、廖承志 (指示「不要在香港發動文化大革命」) 被鬥倒,其卒之利用新蒲崗大有街人造花廠工潮,引爆與「文革」相呼應的「六七暴動」。期間商台主持林彬被左派分子縱火燒死,一對小姐弟則於北角清華街遭「土製菠蘿」炸死。今天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胞弟曾德成、曾接受港共頒授大紫荊勳章的楊光,以往俱為左派分子,有份參與暴動。

湯恩比 (Arnold Toynbee) 說:「人類從歷史上學到的唯一教訓,是人類從歷史上學不到任何教訓」。細看「五十六朵花」在人民大會堂上高唱紅歌,又再看地盤要停工四日遷就張德江「視察」,「文革」的教訓,只怕已被人遺忘。

2016年5月14日 星期六

法裔港督

1887 年 10 月 6 日,德輔爵士 (Sir George William Des Voeux,1834 - 1909) 抵港履新,成為香港第十任總督。

和歷屆港督不同,德輔在巴登 - 巴登 (Baden-Baden) 出生,巴登 - 巴登乃德國巴登 - 符騰堡邦的城市。他的祖先是法國人,十八世紀初由皮卡第地區 (Picardy,位於法國北部) 移居愛爾蘭的波塔靈頓 (Portarlington)。

血統、出生地迥異於一般英國人,令德輔無法進入主流,只能躋身邊緣。即使能夠在查特豪斯公學 (Charterhouse School) 及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 (Balliol College, Oxford) 就讀,他仍然於 1856 年決定中途輟學,隻身前往加拿大 (加拿大為英國殖民地)。1861 年,德輔在多倫多大學 (University of Toronto) 獲得學士與律師資格,旋即在上加拿大 (Upper Canada) 出任法律顧問 (barrister)。

德輔在 1863 年展開其殖民地公職生涯。首個擔當的職位是領薪治安法官 (stipendiary magistrate) 和河道、溪流總管 (superintendent of rivers and creeks,一說商務總監),工作地點為英屬圭亞那 (British Guiana)。

當時德輔「年齡還不滿 30 周歲,血氣方剛,躊躇滿志,是一個有理想的正直青年」(巴圖《香港紀實》)。有見於甘蔗種植園內勞工遭受不人道對待 (勞工主要是被販賣的華人和印度人),他二話不說支持勞工們提出合理訴求,且同情勞工們的處境 (這和他深受自由主義影響亦有關係)。他向加連威老伯爵 (2nd Earl Granville) 呈交長達 10,000 字的報告,痛陳種種不公平現象。這份報告後來有助改善勞工待遇。

奈何當地富商、莊園主感到既得利益受損,紛紛上書倫敦政府,要求撤換德輔。經過一番爭論,倫敦政府選擇妥協,將德輔調往聖盧西亞 (St. Lucia),時為 1869 年。

德輔在聖盧西亞任職輔政司,十一年後 (即 1880 年) 獲委任為斐濟總督兼西太平洋高級專員,1886 年轉任紐芬蘭 (Newfoundland) 總督。適值香港總督位置懸空,殖民地部遂安排德輔接手。

張連興批評德輔「有濃厚的種族歧視觀念,是一個種族歧視主義者」、「『黑暗時期』內第一個就任的港督」。對此,佘義並不苟同,說:「儘管不乏來自民間的批評聲音,他 (案:指德輔) 在 1889 年因病離港、1891 年離職前休假,卻得到廣大市民異常不捨的歡送,儼如向老朋友道別般。他未幾更被敬仰者設龕位供奉」。張氏的偏頗,或受其「愛國史觀」左右,殊非事實真相。

又德輔率先關注華人聚居地的擠迫情況,曾多次巡視有關地區,積極作出改善。

鑒於部份地主擔心改善衛生會傷及自身利益,德輔全力支持遮打爵士 (Sir Catchick Paul Chater,九龍倉大班) 提倡的「西環至中環海旁填海計劃」(Praya Reclamation Scheme)。這個計劃的前身是「寶靈填海計劃」,由第四任港督寶靈倡議,因英商反對、經費不足,1875 年前僅能完成寶靈海旁西。隨著計劃重新展開,中環得出 57 英畝土地。今天的德輔道西,即昔日寶靈海旁西之所在地,德輔道中則為新建成的街道之一。

[主要參考資料]

1.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2.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016年5月13日 星期五

中國算什麼大國

自翊有五千年文化的新型大國,對英倫三島大灑金錢,卻換來女皇陛下放狠話 "Oh bad luck"、"Extraordinary"、"They were very rude to the ambassador"。何解高貴大方的「事頭婆」會罕有地憤怒起來?我們或可從英媒中找到答案。

根據《每日郵報》(Daily Mail) 報導,習近平訪英團曾多次要求移除酒店房間內的鏡子和畫像,且提出將衣櫃髹上紅漆,以求吉利。其又對英式傳統食物如香腸、煙肉和雞蛋等抱持懷疑態度,選擇自行攜帶食物到白金漢宮。尤有進者,《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 指出,一名中國特工,竟假扮翻譯員,企圖強登女皇乘坐的馬車。入鄉不隨俗、妄自尊大已然罪大惡極,還要讓嘍囉胡作非為,不予阻止,「事頭婆」不生氣才怪。

其實,早在外相夏文達 (Philip Hammond) 於廁所門外和習近平對談,已流露出英國對中國的反感。合作做生意是一回事,由衷欣賞是另一回事。英國人雖然勢利,但思維異常清晰。唯獨習近平滿心以為可以用錢買來外交友誼、換取他人尊重,一廂情願,卒之鬧了個「賠了夫人又折兵」。

最好笑莫過於《環球時報》發表社評<英媒爆炒女王私話,八卦術折服全球>,說:「西方自近代以來走到了前面,創造了輝煌文明。但那裡媒體不管不顧的『八卦狂』們既張牙舞爪,又很自戀,似乎留了些『蠻夷』的不文雅。然而我們同樣相信,在與東方五千年文明的不斷接觸中,他們會進步的」。不敢正面得罪「事頭婆」,只好將矛頭指向英媒,抹黑他們是未開化的「蠻夷」。跌左落地都要揦返拃沙,算什麼大國!

2016年5月12日 星期四

「毛記」台慶的致命傷

「毛記電視」台慶之所以值得非議,不是因為製作質素差、表演環節納悶,而是由於其意識形態逐漸遠離本土,且販賣糖衣毒藥。

台慶甫開始,竟是一群中年婦女用半咸淡廣東話唱「愛‧回媽」。劃一的服飾、單調的舞步,完全和大陸「大媽舞」沒有兩樣。唯一不同只是舞者為香港婦女。我明白「毛記電視」是想借「大媽舞」提醒天下子女愛惜自己的母親,但在客觀效果上,「大媽舞」卻因此「入屋」了、為更多人知悉了。「大媽舞都幾好丫,香港人跳咪冇問題囉,我地要包容啲」,這不是兜售大陸劣質文化是什麼?

全場第一個高潮要算是東方昇玩特異功能。稍為年長的都知道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一度流行迷信「特異功能」。當時胡耀邦曾下令「對特異功能不宣傳,不爭論,不批評」,以遏止歪風。羅大佑、蔣志光《皇后大道東》有「但是換季可能靠特異人士」,「特異人士」即是用來譏諷大陸。事隔數十年,「毛記電視」趁著年青一代對「特異功能」的過去感到陌生,偷龍轉鳳把西洋魔術等同於「特異功能」,令人對「特異功能」產生好感,覺得惹笑。此亦不是單純「搞下笑姐」可以說得通。

盤菜瑩子在「我是超級蒙面好聲音」的表現令人眼前一亮,演活了中國特色唱腔,卻不帶揶揄嘲笑之氣味。至於模仿警訊、說胡椒噴霧是用來調味云云,簡直是在前線抗爭者的傷口灑鹽,「香港大大台」稱號可以休矣!

製作質素差,可以花錢補救;表演環節納悶,可以用紅星魅力遮掩。最致命是意識形態出錯,一次不忠,百次不用。觀乎分獎典禮河國榮一首《香港地》深令廣大市民歡迎,台慶眾多表演卻難以叫好叫座,「毛記電視」能不慎思乎?

2016年5月11日 星期三

到港「視察」,來意不善

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即將到港,《人民日報》(並非海外版) 以頭版報導,且用上「視察」而不是「探訪」、「考察」。「視察」普遍用於領導人到訪各縣市。加上《人民日報》早已「姓黨」,足以代表習近平立場。香港被降格為「市」,從現時的資料看來,似乎不只是 689 個人的意思,更多是以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的一貫取態。

又黃毓民、梁國雄不獲邀出席晚宴,僅「泛民」收到請帖,此亦貫徹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拉一 (溝通) 派,打一 (頑固) 派」的做法。惟參與者必須呈交證件相、生日日期、身分證及電話號碼,且要穿著「正服」,不准離座祝酒、隨意調位,這根本是刻意侮辱 (溝通) 派。毛孟靜說:「赴這種約,簡直自辱!」,范國威說:「以免遭受懲教式的對待」,智力尚算正常。奈何劉慧卿、梁家傑貪圖數十分鐘會面時間,竟然自投羅網,可謂冥頑不靈,死性不改。

有關張德江此行的目的,表面上是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實際極有可能審視 689 的政績 (由其參觀創新科技機構及房屋可知),從而決定他日後應否連任 (同時物色其他特首候選人)。至於遏止港獨思潮蔓延,譚惠珠、劉兆佳已放話張不會多談,但一兩句強硬表態的話語估計少不了。

據聞港共出動逾 3,000 警力保護張德江,政總外磚路也被注入加固膠水,防範掟磚事件重演。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港人遭當權者視為仇敵,乃當下香港無法致治之關鍵。

2016年5月10日 星期二

毆打港人,勇武還擊

沙田港鐵站發生香港母女被大陸婦人毆打事件。大陸人之所以如此肆無忌憚,主要原因是:他們得到港共一面倒袒護。回想走私客被捕後旋即獲得釋放、「慈母」專車接送土共離開,痛毆香港人會犯法?犯法又如何,反正罰不到我。

或許,我們太過習慣文明理性的生活。2 歲兒子被大陸頑童拍打面部及頭部,當母親的只懂循循善誘:「要睇住個小朋友,唔可以無啦啦打人」,全不明白什麼叫做「以牙還牙」。大陸人向來欺善怕惡,如同虎狼。眼見綿羊在前,且有傀儡政權作後盾,焉能不起勁噬咬?連番追打、推跌老母,算是等閒事了,至少刀、槍尚未出動。

在赤化日亟之下,要保護自身及家人安全,勇武還擊實屬必須。不要再說「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另一邊也轉過來由他打」,也不要再說「冤冤相報何時了」,對不起,我們不是耶穌。唯有擺出不好欺負的架勢,對方才有機會知難而退,否則隨時毀身喪命,傷及無辜。

有網友將今次毆打事件與「林維喜案」相提並論,曾任「中大本土學社」召集人的劉穎匡則在面書上留言:「外族人在我族境內毆打我族人致重傷,實際意義是向我族宣戰。」既然戰端已啟,我們更無束手之理,好好鍛煉身體,準備應戰吧!

2016年5月8日 星期日

港督位置懸空

寶雲離港後,英國殖民地部安排喬治‧斯特拉恩 (George Strahan) 出任港督。然而,喬治‧斯特拉恩於 1887 年 2 月在伯恩茅斯 (Bournemouth) 突然離世,致使香港進入長達 22 個月的「港督位置懸空時期」(Interregnum)。

馬師爵士 (Sir William Henry Marsh)、金馬倫爵士 (Sir William Gordon Cameron) 先後在這段時間署任港督。

馬師治下的香港

早在寶雲抵港前,馬師曾經署任港督。重操故業的他,率先要面對以下一個爛攤子:社會各界對潔淨局 (Sanitary Board) 組成之批評。

事緣寶雲籌組潔淨局時,只委任 4 名官守議員 (包括:測量總監、首席醫官、總登記官、警隊首長),非官守議員 1 名也沒有。此舉激起英籍商人反感,寶雲卻已逃之夭夭。為了疏導民間不滿情緒,馬師宣佈委任 4 名非官守議員,且將局內所有辯論向公眾開放,提高透明度。

另外,有見查維克關注華人聚居地過份擁擠,馬師委派土地發展委員會 (Land Committee) 尋找更多建築用地,調查擴展人口的可能性,並按時呈交報告,嘗試予以補救。

1886 年,馬師又把寶雲遺留下來的一系列有關商業事務的法案提交定例局審議。

基礎建設方面,大潭水塘的工程進行得如火如荼,令供水系統得以完善。不過,港府亦為此首次承擔入不敷支的窘困。

16 個月後 (即 1887 年 4 月),馬師功成身退,由金馬倫接替。今天灣仔的馬師道和紅磡孖庶街,都是以他命名。

金馬倫對香港的貢獻

金馬倫是軍人出身,1884 年出任駐中國、香港及海峽殖民地英軍司令,曾協助寶雲平定因中法戰爭所引發的騷動。馬師去職,金馬倫署任港督。短短 6 個月內,他作出了多項貢獻,影響香港深遠。

首先,他重組潔淨局。局內有 4 名官守議員、6 名非官守議員。非官守議員中,4 名必須是華人,2 名由陪審員名單上需繳交差餉者選出,其餘則是港督委任。首屆潔淨局選舉於 1888 年 6 月 12 日舉行,堪富利士、法蘭些士分別以 71 票及 55 票當選。

其次,他用強硬手段通過法案,規定所有建築物的設計、施工、尺寸必須符合官方衛生標準。儘管房東們因擔心耗費過鉅而紛紛發起抗議、議會內非官守議員一致反對,金馬倫依然堅持己見,「雖千萬人吾往矣」。香港衛生狀況卒之獲得改善,金馬倫卻賠上了名聲。

其三,他完成了山頂警署 (the Gough Hill police station) 和堅尼地城警署 (the Kennedy Town police station) 的興建。前者是山頂越來越多人居住的標誌,後者則在 1894 年上環鼠疫期間改建為臨時醫院。

結語

香港未有在「港督位置懸空時期」出現嚴重管治危機,史家韋爾什 (Frank Welsh) 歸功於政務官。他認為,這些官員 (如助理輔政司駱克、警察司迪恩、財政司李斯特、首席裁判司羅素) 大多通過 20 年前設立的官學生計劃選拔出來,精通華語,善於與華人溝通。他們具備豐富知識、經驗,正好彌補港督位置懸空所造成的問題。曾銳生甚至坦言:「只要公務員能幹而投入工作,而且在行使管治權時願意接受約束並充分發揮團隊精神,便能發揮良好的管治作用」,言下之意,「大海航行靠舵手」並非香港致治之道。

「港督位置懸空時期」同時是香港出洋人數下跌、回流人數上升的時期。究其原因,可能和美國通過《排華法案》、英屬自治領限制入境人數有關。從此,「往新、舊金山 (新金山指澳洲墨爾本,舊金山指美國三藩市) 掘金」成為歷史。

[主要參考資料]

1.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2.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3. 曾銳生,《管治香港: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

2016年5月7日 星期六

人間煉獄,孰令致之

香港變得越來越陌生,除了持續不斷的大陸化,還由於人情味、社會責任逐漸被遺忘。

昨午在一間大型連鎖快餐店吃飯,看見一位年紀老邁的婆婆因乞討飯吃,被店長大罵:「你唔好再係度阻住我做生意!出去!」老婆婆緩緩步出店外,瑟縮一角。幸好有善心市民願意給予食物,否則老婆婆境況堪虞。

何以堂堂港式快餐集團之首,連一碗白飯都不肯施捨?只知做生意賺錢,對鳏寡孤獨者完全不予援手,甚至出言辱罵,這是冷血無情的吸血鬼!是資本主義霸權!

商業機構視財如命,政府部門亦不遑多讓,盲目做法律的奴隸,全然不懂「酌情處理」。

港鐵上水站外發生食環署職員追捕無牌熟食小販事件。小販「花姐」在混亂中跌倒在地,傷及腰骨。熟食車則被打翻,腸仔、魚蛋、湯汁散滿一地,血本無歸。

自力更生,於英治時代從來不成問題,現在港共竟挾「法」奪人家衣食,難怪「花姐」的兒子悲憤地說:「我哋只係為兩餐,唔明白點解政府要咁樣打壓?」

《禮記》<禮運篇>主張理想政治應該要「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觀乎目前種種,不少有子女的香港人選擇移民他方,實屬情有可原。

2016年5月6日 星期五

禿鷹的自白

近日禿鷹我非常開心,蔣小姐老爸竟然動用過百萬年薪聘請我做顧問。我知道,你們定然要翻舊帳:「你不是說過退休後不會從商,只考慮到慈善機構做義工嗎?」,但這又如何,「廢青」就是永遠看不起成功人士,尤其像我那樣出類拔萃的。況且,做顧問不等於從商,從商不等於做顧問,你們奈得我何?

蔣小姐對我擁有豐富管理經驗表示欣賞。此番讚美,坦白說,我受得起有餘。一支警隊的潛能得以全面發揮,將佔領暴徒打個頭破血流,李明逵做得到嗎?鄧竟成做得到嗎?只有我一句「你地冇做錯到」做得到。還有,「包圍政總」翌日清晨,看著佔領暴徒一批一批潰敗,你們知不知我有多亢奮?我最印象深刻是多位手足在橋上豎中指、扮鬼臉、拍掌恥笑佔領暴徒,以及那句「再嘈捉你返警署強姦」。真是多麼的好啊!反正你們只懂靜坐、叫口號、唱「今天我」,哈哈!

不服氣?不甘心?沒辦法,你們天生低等,注定被壓迫、被殖民。你們平時口口聲聲對得住天地良心,但對得住天地良心有誰知?我至少有梁特首頒授的金紫荊星章作證明,你們沒有,誰才是正義一方,大家一目了然。

我勸你們都是乖乖地就範,接受「中國人」身份吧!不要又「中箭」又「列陣」又「電子公投自決」,丟人現眼。我一生沒有欣賞什麼人,除了納粹德國的希姆莱和蘇聯的葉若夫。可惜兩人皆不得善終,我總算比他們幸運。

王永平那條老賊批評我玩語言「偽」術。是,我是玩語言「偽」術,跟梁特首學的。連葉太也說「蛇齋餅粽係禮貌,特事特辦乃禮遇,放催淚彈較善良」,你不玩這套把戲,是你落伍,我卻很能跟得上潮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