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封鎖

堅尼地在任期間，解決了清政府「封鎖」香港的問題。

事件始末

早在 1865 年，清政府已經在廣東、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區設立海關，負責管理對外貿易和徵收關稅等事務。適逢香港開埠後逐漸發展成為一個自由貿易港，外國商船川流不息地經維多利亞港前往中國各通商口岸，華人船隻亦可享有不受限制的活動自由，很多商人於是乘機以「走私漏稅」的方式運載鴉片、泰國和越南的大米至中國，嚴重損害清政府的財政收入。有見及此，清政府規定，凡是由香港駛出、前往非通商口岸的中國載貨帆船，一律需要被截留檢查，且按規定繳稅。

清政府當時面對著沉重的經濟負擔，嚴厲打擊「走私漏稅」可說是無可厚非。然而，對於香港的商人來說，此一做法無疑帶來極大的不便。麥當奴上任後，旋即向清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倫敦政府也表態支持麥督，卻始終未能造成任何改變。

清政府後來更變本加厲，派出一艘快速巡洋艦拖著一列海關躉船，停泊在香港外海，專門作檢查之用。其又於急水門、東龍洲設立稅關，晝夜巡查。香港的航運業因此遭受重大影響，歐籍商人稱呼清政府的做法為「封鎖」(Blockade) 香港。

堅尼地於 1872 年接任港督。12 月 15 日，他委任香港商會主席賴星、港務處長湯式、總登記官湯隆基組成三人委員會，調查清政府的安排如何令本地商人深感不滿。1874 年 9 月 14 日，公開會議正式召開，不少商人 (除了怡和洋行的域陶) 在會上批評清政府的做法猶如「有組織地侵犯此一港口的自由」(an organized invasion of the freedom of the port)。儘管英國外交部傾向恪守《煙台條約》(The Chefoo Convention) 以下一條：

......現在議定，即由英國選派領事官一員，由中國選派平等官一員，由香港選派英官一員，會同查明核議、定章遵辦。總期於中國課餉有益，於香港地方事宜無損。

殖民地大臣卡納豐 (Lord Carnarvon) 不同意香港商人的看法：

中國政府在公海或其領海上搜查本國船隻的權利不容置疑......所申訴的中國政府行使這一搜查權利......並未影響該港口的自由，不構成提出外交抗議的有效理由。

堅尼地一直站在香港商人那邊，替他們發聲，認為香港屬於外國港口、是一個自由港，貿易管制應該盡量減至最少。

終於，隨著「八瑤灣事件」(發生在 1871 年，指琉球漁民因誤闖排灣族領地而遭台灣原住民出草身亡)、「牡丹社事件」(發生在 1874 年，指日本出兵攻打台灣南部原住民部落) 相繼發生，清政府急需列強出面為之斡旋，堅尼地乘機向清政府施壓，要求解除對香港的「封鎖」，撤走停泊在香港外海的檢查船。長達七年的「封鎖」至此告一段落。

若干評議

清政府嚴查香港船隻，純粹為了確保自身的財政收益，卻引起香港歐籍商人的困擾，航運業遭受重大打擊。又堅尼地能夠成功協助香港解除「封鎖」，主要依賴清政府面臨「外憂」(日本進攻台灣)。由此印證一個事實：「中國越強大，香港越衰頹，反之亦然」(司徒華說：「百餘年來，香港是殖民地，因而遠離很多源自中國的災難；然而，我未能與祖國同胞一起經歷，心中有愧」。他似乎忽略了：香港過去之所以成功，全靠百餘年來中國的積弱、墮落。一旦中國走向強大，香港將距離死亡不遠。思慮不周，以致政治立場有誤，變相出賣、葬送香港，這是「民主回歸派」的致命傷)。

另外，商人們以捍衛「此一港口的自由」不滿清政府的「封鎖」，獲得堅尼地大力支持，這反映香港珍視自由的傳統乃奠基於歷代歐籍商人、港督的努力堅持上。高馬可在《帝國的邊緣》(Edge of Empires) 中指出，殖民統治並不只是有壓迫，它同時體現著一種解放。末代港督彭定康甚至在 97 主權移交前夕說：「北京那班老頭子真正了解香港如何成功嗎？」，凡此種種，俱不是出於刻意扭曲、夜郎自大之心，而是立足在對歷史事實的客觀理解上。

至於堅尼地拒絕附和英國外交部、殖民地大臣的意見，與香港商人站在同一陣線，何機為香港爭取最大的利益，此一方面體現著「專職總督」的特色 (從香港的角度思考問題，集中關注香港市民的福祉，並非傾向捍衛英國政府的利益)，一方面亦令香港的自主性得以保持。

結語

今天的香港人對堅尼地尚且缺乏認知，更遑論清楚掌握「解除封鎖」一事的細節和背後所隱含的歷史意義。香港史日後必須獨立成科，旨在令香港人對自身的歷史有真切認識。

唐太宗言：「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仁人志士要導引當下荒謬的香港重返正軌，虛心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是第一步。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3. 葉國華，《維港故事：獨掌難鳴》。

4. 徐承恩，＜中港矛盾：《香港簡史》未算敏感＞。

5. 蘇賡哲，＜民主回歸派的幻滅＞。

6. 英國廣播公司 (BBC)，《末代港督彭定康》(紀錄片)。

軟弱的大國

美國乘中共召開「十八屆五中全會」，派出導彈驅逐艦「拉森號」首次進入南沙群島渚碧礁與美濟礁附近 12 海里水域航行，這是公然挑戰中共「對南海地區擁有主權」的宣稱 (渚碧礁、美濟礁乃中共在南海的人工造地)！

不過，中共的反應卻異常軟弱。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說：「如果有關方面一再在本地區製造緊張，無事生非，最終也許會使中方不得不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就是可能我們確實有必要加強、加快自己的相關能力建設，我奉勸美方不要弄巧成拙」，間接暗示中共現時軍力未臻完備，「紙老虎」的形象表露無遺。

其實，早於 10 月 17 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已經在一個演講中表示：「即使在涉及領土主權的問題上，中方亦決不輕言訴諸武力」。大陸網民群起而攻之，嘲笑范長龍為「范長蟲」，背後已隱然透露出「中共軍力薄弱」此一不爭的事實。

實力欠奉，對外譴責自然只能停留在口頭上。強硬而具體的行動，更多表現在國內維穩，原因是：國內人民手無寸鐵。

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中共一直企圖用「以力假人」的手段來達致強大，對於這番道理，只怕不曾知曉。

689，請向齊昕討教

面書從來不只是一個社交平台，它同時是人們塑造不同形象的工具。透過發出不同的 status、share 不同的照片和影像，平常毫無自信的獨男可以變成大情聖，奸狡蠱惑的人可以扮作正氣凜然。故此，不少政客、影視界明星皆會在面書上開設專頁、戶口，目的在於建立適切的形象以爭取最大多數人的支持。

689 自上任以來，聲望每下愈況，形象「插水」。謊話連篇、好鬥成勝、迫害親女......俱為民間對他的套版印象，揮之不去。要改變普羅大眾長久以來的觀感，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是必要的。689 近日在面書上開設帳戶，似乎是為「洗底」而鋪路 (這可能和備戰下屆特首選舉有關)。

然而，689 首先發放種花照片，再而追蹤女兒梁齊昕、說：「曾鈺成主席和我閒聊，我建議他去馬代，剛過去的暑假，他去了，還住了我住過，向他推薦的酒店。鈺成主席回來說，相當滿意」，不是失於枯燥乏味，就是流於矯情造作。對比梁齊昕以「我愛死你，太有趣了」來回應網民「真心問：你老豆幾時死？」，誰更擅用面書，大家一目了然。689，虛心點向女兒學習吧！

田二少的反智口號

新民黨田北辰以「只做實事，唔玩政治」作為本屆區選口號，這是異常反智的。既然田二少過去一直「只做實事」，今天何需刻意提及？難道彼不相信選民眼睛是雪亮的？至於「唔玩政治」，孫中山先生有云：「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便是政治」，除非田二少打算當選後「潛水」，否則區議員處理地區上的事務就是「玩政治」。當然，田二少可以回應：「『玩政治』是指運用權謀詐術，煽動群眾，窒礙政府的施政，拖慢香港的發展」，但現在的港府為 689 及其垃圾官僚所把持，凡事不以香港人的利益為依歸，「窒礙政府的施政」必定「拖慢香港的發展」？不然。如是，在今天的香港「玩政治」有什麼問題？反而「唔玩政治」才更值得被人唾棄！

田北辰不知羞愧提出反智的口號亦有原因。愉景選區多中產人士，中產人士普遍關注經濟實利，對議會拉布、街頭抗爭深感厭惡，視之為「搞亂香港」。他們再而將發起議會拉布、街頭抗爭誤解成「玩政治」，田北辰「唔玩政治」於是能夠產生吸引力。又中產人士日常工作忙碌，根本不會留意區議員做過什麼。對他們來說，要判斷一個區議員是否在做實事，主要取決於：

(1) 他 / 她有沒有經常跟區內市民打招呼、說早晨；

(2) 他 / 她有沒有白紙黑字寫明「只做實事」。

孟德斯鳩說：「有這樣的人民，就有這樣的政府」。田北辰能夠明目張膽高舉反智大旗，選民的愚昧無知實在需要負上很大的責任。

青年新政等「傘兵」不一定值得信賴，但與建制派相比，至少他們像樣得多 (只可惜愉景選區沒有「傘兵」)。

「財爺」地已離

在 689 倒行逆施、林鄭受政改一役拖累之下，「財爺」曾俊華本來是下屆特首的大熱人選。不過，「離地」言論一再發表，似乎令他無法取得香港市民 (特別是基層) 的支持。

曾俊華在網誌中以 (a) 打入香港的威士忌品牌和種類愈來愈多 (b) 新開業的威士忌吧如雨後春筍，成為新的蒲點 (c) 愛好威士忌的人品酒越來越講究，來證明「香港人的生活水平改善」。敢問「財爺」，威士忌品牌、種類多是否必然代表多數香港人有足夠財力購買威士忌？又威士忌吧有否遭受生意黯淡、客源狹窄等問題？愛好威士忌的人佔整體香港人口百分之幾？將局部的風光看成是社會的全部，此乃「離地」人士的通病。

曾俊華又說：「在今年的 6 月至 8 月，最低收入的三個十等份的全職僱員，收入較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七到八，扣除通脹後，實質增幅有百分之三至四。基層市民收入提升，生活壓力相信亦能夠得到一定紓緩」。彼似乎未有正視失業多年的年青人、需要供書教學的單親家庭、僅靠生果金和積蓄過活的獨居長者。退後一步，在出外用膳動輒需要花費四十元、交通工具不斷增加收費的情況下，「扣除通脹後，實質增幅有百分之三至四」未嘗不值得懷疑。曾俊華不問實況，只知盲信數據，又是另一「離地」的表現。

「離地」不可怕，「離地」而不自知才最可怕，尤其是高官。曾俊華經歷「粟米班塊飯」事件而不知自省，繼續依然故我，對民間疾苦視而不見，這變相為自己的政治前途增添障礙，可謂愚不可及！

謹慎守業

除了整頓警隊，堅尼地還善待本地華人，興建「堅尼地城」，推動若干改革。

重視本地華人

過往管治其他殖民地的經驗令堅尼地深深服膺於「間接管治」原則。適逢華商的財富和社會地位逐漸上升、華人社群日益鞏固，堅尼地於是盡量減少政府直接的干預，改為攏絡華人領袖，尊重華人社群的意見。

其中一種堅尼地用以爭取華人領袖支持的方法是：邀請華人領袖出席港督府舉行的各項慶典、社交活動。此外，他又要求督府官員增進對華人社會的了解，拉近歐籍人士與華人的距離。

鑒於華人向來有歸鄉安葬、不願客死異鄉的傳統，堅尼地於 1875 年批准東華醫院在新建城市 (即「堅尼地城」) 裡設立義莊 (最初設於牛房附近，後來因市區發展需要，於 1899 年遷往大口環現址)，收容客死者的靈柩，並助其返回家鄉安葬。中央書院持續培養能夠繼承中國傳統的現代化人才，堅尼地對此亦表示贊同，視中央書院「為帶動中國的一粒原子 (An atom to leaven the whole mass of China sooner or later)」。

比觀開埠初期「本土人和歐人幾乎完全隔絕」(第四任港督寶靈語)，華洋隔閡於堅尼地任內明顯得到緩和。儘管「地方分治」(即歐籍人士住在港島的中央部分和半山區，華人則在東西兩端搭建木屋生活) 仍然貫徹執行著，華人慢慢與歐籍人士進行良性互動，這對港府維持有效管治是極為有利的。

建造「堅尼地城」

堅尼地在任期間，積極進行填海工程，開闢了西區岸邊土地。這片新土地後來稱為「堅尼地城」。

「堅尼地城」是「維多利亞城」(City of Victoria) 的一部份。「維多利亞城」始建於 1841 年英軍佔領香港島後，開埠以來，一直被外界視作香港的首都，中心為香港聖公會的聖約翰座堂。1857 年，香港政府將「維多利亞城」的範圍劃分成「四環」，即西環、上環、中環、下環。「四環」又再細分為「九約」，包括了東角、跑馬地等地。「堅尼地城」正是屬於「四環」中的第一環 (即西環)、「九約」中的第一約。

「堅尼地城」位處港島最西陲，南面背靠摩星嶺，北面遠望卑路乍灣 (海灣的名稱是紀念在 1841 年測量維多利亞港的英國海軍愛德華‧卑路乍軍官)，西面與大小青洲隔着硫磺海峽，東面與石塘咀相連，是香港最早被開發的地區之一。它的名字曾經歷過多次改易，初名「堅利德城」，後改稱「堅彌地城」，再簡化成「堅尼地城」。又因它是西環的盡頭，故被稱為「西環尾」。

實施若干改革

堅尼地執政期間，開始容許立法局議員提動議案，在議會中討論各種事宜，立法會權力得以擴大。另外，他正式以港元作為香港全境的單一貨幣單位 (unitary monetary unit for the entire territory)。

結語

香港經過堅尼地管治，「一個由華洋資產階級和殖民官僚所組成的統治階層開始形成」(轉引自張連興)。到了軒尼詩 (Sir John Pope Hennessy) 出任港督，立法局終於出現第一位華人非官守議員 - 伍廷芳。

「堅尼地城」於日據時期曾被改名為「山王台」。香港重光後，該地的發展較中上環、灣仔、銅鑼灣和北角緩慢。加上區內有不少擾民的社區和工業建設 (如焚化爐、水泥廠、屠房、殮房、廢物轉運站等)，交通有欠便利 (主要依靠巴士、小巴、電車，出入耗時)，「堅尼地城」自此風光不再。直至 97 主權移交後，港共政府將部份擾民設施遷移 (關閉兩個焚化爐和屠場)，配合高級住宅的發展、港鐵「堅尼地城站」正式啟用，「堅尼地城」才恢復生氣。

[主要參考資料]

1. 徐承恩，＜十九世紀之香港自治＞。

2. 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3.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4.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5.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可堪玩味的答問大會

689 曾經矢口否認自己是中共的地下黨員。然而，昨天的答問大會上，好一句「牢騷太盛防腸斷」出賣了他。試問一個普通香港人怎會選擇毛澤東的詩句來引用，而不去選擇唐詩、宋詞？知名作家雲海說得好：「Over 咗！Over 咗！而家連中共本身都唔引用老毛詩啦！」。689 刻意顯露自己對毛澤東詩句的銘記，剛好印證梁慕嫻、李鵬飛當年的說法無誤，689 過去是「講大話」。

又中共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於今年 5 月將香港的民主派分成兩大類：一類是「死硬派」、「頑固派」，一類是「希望多溝通的泛民朋友」。對待前者，北京的立場是「堅決鬥爭，決不含糊」；對待後者，北京則主張多作良性的互動。黃毓民向來拒絕和中共、港共妥協，屬於「死硬派」、「頑固派」的一分子。689 現在借毛澤東詩句諷刺黃議員「如此火爆激憤，小心無法得享高壽」，變相是共黨當權者與民選「死硬派」、「頑固派」鬥爭的一個縮影。

至於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要求 689 回答「你幾時死？」和不接受工聯會黃國健的質疑，此反映新、舊左派鬥爭異常激烈。曾鈺成是「老左派」 (又稱「傳統左派」) 的人。 近年，由於青黃不接，「老左派」勢孤力弱，「新左派」迅速冒起 (有關新、老左派的劃分，可參考練乙錚＜鬥倒曾氏當權派三分，要了人頭梁振英勢危＞)。加上 689 為求連任，反覆玩弄「敵我矛盾」，欲將之鬥倒而後快。故此，當黃毓民高呼「你細路都俾人搞啦」後，曾鈺成神情錯愕，繼而放棄一貫的護航，作出公正的裁決，甚至在事後批評黃國健。

只是短短數分鐘，香港的主要政治問題、矛盾卻已全幅曝露，令人不禁懷疑：這是電視劇裡的情節嗎？

以義治國，何必言利

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在歡迎習近平的晚宴中提到香港，說：「由於鄧小平先生『一國兩制』的遠見卓識，為在《中英聯合聲明》下的香港回歸中國主權開闢了道路」。之所以要重提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中英聯合聲明》，目的是要藉著中共已故領導人的餘威、《聲明》作為一份具有國際法約束力的雙邊外交文件，以抑制習近平近年對香港實行「一國一制」的狂想。

然而，習近平卻報之以「中、英兩國日後保持著良好的溝通和合作，利在兩國，惠及世界」。只講未來的利益，不談過去的承諾，一副「我身上滿是錢，你奈何得我麼？」的土豪姿態。同是發表講話，女王陛下贏得香港人大力支持，習近平卻落得被人指罵的下場，中、英兩國領導人水準的差異，高下立見。

前港督彭定康於去年 9 月曾發表文章，指出英國有持續的「道德和政治義務」(moral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 為香港發聲，確保中國尊重當初的承諾，貫徹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如今女王舊事重提，正是仗義執言，如彭督所願。反觀習近平，言必稱孔孟，到頭來卻只知「誘之以利」，對「正其誼不謀其利」(漢儒董仲舒語)、「小人喻於利」(出自《論語》) 視而不見，「中國夢」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不是十分清楚嗎？

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王韜說得好：「(英國) 不獨長於治兵，亦長於治民，其政治之美，駸駸乎可與中國上古比隆焉」。比較女王陛下與習近平的言論，前者明顯更具三代遺風，是「君子」的典範。香港人至今不忘「事頭婆」和米字旗，這並非「戀殖」兩個字所能夠解釋的。

討好中國，另有所圖

英國高規格接待習近平，惹起不少香港人反感，以為前宗主國唯錢是尚，連國家尊嚴也不顧。有趣的是，習近平抵步當日，較為持平的英國《獨立報》竟然在頭版以大篇幅刊登「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的訪問，題為＜黃之鋒：香港少年示威領袖促請英國就前殖民地人權問題向中國施壓＞。與此同時，工黨新任黨魁柯賓 (Jeremy Corbyn) 在與習近平會面時，主動提出對中國「人權問題」的關注，以及中國廉價鋼鐵進口對英國鋼鐵工業的衝擊。英國內部呈現如此迥然不同的兩極，令人懷疑現屆政府是否與民意脫節。

其實，一時討好不代表真心支持。英女皇選擇與習近平同車而坐、「習主席您好」被容許高舉、五星紅旗在道路兩旁飄揚，更多只是顧全兩國邦交、賺取當下實利的矯揉造作，非投共、親中的宣示，亦不是違逆民意。況且，中國近年經濟發展放緩，國家統計局公佈，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 (GDP) 按年增長只有 6.9 %，英國政府不可能對此一無所知。

倘若要進一步評價英國對習近平的禮遇，這似乎是「捧殺」手段的一種。試想中國人民族情緒高漲，繼續胡作非為，盲目追求經濟增長，製造領土主權爭議，受害最大的是哪個國家？黃之鋒說：「我要對 (英國首相) 卡梅倫說的是，中國沒有履行讓香港落實普選的承諾，你又怎能相信習近平主席，會遵守本週內簽署的貿易協定中的諾言？你不能相信他。中國政府不論在人權還是貿易方面都將失信於人」，未免有點入世未深了。

無恥至極：習近平談「民本」、「法治」

習近平在英國國會發表講話，特別強調中國的民本和法治傳統，令人失笑。

所謂「民本」，其實是「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出自《尚書》) 的簡稱，主要針對統治者而言。然而，統治者大權在握，何必事事顧及人民的利益與感受？一念之轉，即生暴政。不幸的是，民本思想無法提供任何制度上的安排以限制統治者的權力、褫奪統治者的管治正當性，民變 / 起義成為人民擺脫暴政的唯一手段。結果，歷代民本的實現，同時就是暴力打壓、血腥反抗的交纏。在現代文明的照察下，這顯然是極不人道，也極不光彩的。

至於「法治」，由習近平援引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的話：「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加上「中國特色」四個大字，我們不難推測「法管」才是習總心中所想。儘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視作長遠目標，一個前設卻隱藏起來：統治者及其黨羽例外。如此模樣的法治，有什麼值得稱道？

《禮記》有云：「知恥近乎勇」，羞恥之心，習近平只怕不曾曉得。

整頓警隊

堅尼地其中一項主要的政績是：改善了警隊的質素。

貪污腐敗，急待革新

自從警隊成立以來，一直以維持社會治安作為首要任務。只可惜歷經二十多年的發展，警隊質素每下愈況，對外形象低落。麥當奴在任期間，曾經對警隊作出如下的評價：

(差不多每名警察) 都渴望收受賄賂，甘願為金錢與違法分子同流合污，參與違法勾當，特別是有關賭博的罪行。

加上辦事效率低，犯罪分子於是乘機組織各式各樣的社團 (即黑社會)，從事偷竊、搶掠等不法活動，致使香港人心惶惶。

1866 年由何亞錫、譚亞財成立的華人更練團 (後來改稱「團防局」)，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香港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對警隊的流弊起著補救的作用。然而，這更多是民間自保的表現，不代表港府已然盡其管治的責任。倘若港府需要盡責，「對警隊進行全面的、徹底的改革」必須進行。堅尼地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之下走馬上任。

厲行改革，消除積弊

堅尼地先後推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以提高警隊的質素，其中包括：

(1) 增加警察的薪金，解決他們生活上的困難；

(2) 改善警察的工作環境；

(3) 擴大華人警隊。

(1) 背後的理念是「高薪養廉」。因貪污之所以頻生，源於警察工作所得的薪酬追不上日常生活的各種開支 (這與清中葉官員被迫貪污的原因相類似)。透過增加警察的薪金，使之可應付日常所需，此變相減低他們貪污的意欲，令警隊整體的服務質素得以重新恢復。

(2) 旨在增加警察的歸屬感，令他們更認真、熱心工作。

至於 (3)，它主要針對當時警力不足、華人勢力抬頭而被提出。

由於香港是一個容許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士自由進出的貿易港口，龍蛇混雜的情況經常出現，罪案不時發生。警察多數為在港居住的歐籍、印巴籍人士所擔任，人手短缺的情況可想而知，卻不能代之以本地華人，理由是：華人普遍被認為是犯罪分子 / 和犯罪分子有密切關係。結果，以有限的警力處理繁多的案件，出現錯失、疏漏自是不能避免。

又隨著廣東富商南來，本地華人社群日趨團結，儼然形成一股勢力，迫使港府不得不正視他們，與他們展開溝通、對話。加上華人更練團的成功經驗，堅尼地遂決定藉著 (3) 以彌補警隊的不足，並促進港府與華人社群之間的良好關係。

儘管 (3) 一度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張連興說：

反對最為強烈的是警方和軍方。香港政府的一位英國警務官員明確表示，他不同意擴大華人員警隊。他認為，華人幹不好員警，駐港英軍司令也公開表示：華人加入員警隊起不到作用，他主張到西印度群島招募員警。

在他們看來，香港的社會問題主要是內地來的華人的問題，如果讓華人充當員警，勢必會造成警匪相互勾結的局面，那樣會更加難以收拾。

在堅尼地力排眾議下，有關政策仍然如期實施。自此以後，香港的社會治安得以有效地維持。

不法分子，遞解出境

早在 1854 年，港府已經公佈《遞解出境條例》，規定：凡被捕獲的不法分子，如不是本港土生土長者，一律不准留在香港，必須遞解出境。

堅尼地上任後，不理各界反對 (包括倫敦政府的施壓)，貫徹執行此一條例。這一方面阻遏了犯罪活動的猖獗，一方面亦樹立了自己特立獨行的政治形象。

結語

經過堅尼地的整頓，警隊不復像以前那般腐敗、墮落，華人的社會地位亦得到進一步提升。

和歷屆港督一樣，堅尼地不對倫敦政府言聽計從，有助實行對香港市民最有利的政策，並確立香港的自治傳統。另外，「高薪養廉」的理念後來更體現在高級公務員的薪酬待遇上，延續至今。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曾銳生，《管治香港：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

3.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社區自治，逼迫政府

「城邦建國」需要中共主動給予香港真正的自治權。「直接獨立」、「歸英自治」則需要等待中共倒台才有機會成事。可是，當中共氣數未盡，殖民態度依舊，香港人處身其中，是否只能任人宰割，無力招架？不然！方志恒認為，港人仍可透過「以社區為中心」的「在地抗爭」，對政府施加壓力，從而爭取更大的自治空間。

平情而論，方氏主編的《香港革新論》傾向探討「如何在『後政改時代』繼續爭取民主自治？」，對大陸新移民來港搶奪社會資源、自由行旅客不斷在香港進行走私活動、中國劣質文化滲入香港等議題充耳不聞，不免予人「離地」的感覺。然而，書中提出「利用社區來包圍政府」的抗爭方式，這未嘗沒有半點可取之處。適值區議會選舉臨近，在建制派的蛇齋餅糉下，「傘兵」、「本土派」參選人勝出的機會可謂微乎其微。不過，未能勝出選舉不代表知名度無法因此而提高，更不代表政治理念無法因此而廣泛傳播。「傘兵」、「本土派」參選人一旦利用是次區選所贏得的知名度及支持來推動該區實行「自治」(自行料理自己的事務)，此其實變相架空港共對各個社區的管治實權，方氏稱之為「在地抗爭」。

具體言之，推動社區走向「自治」又不外乎以下一些途徑：

(1) 鼓勵當地居民光顧小本經營的商戶，減少前往大型連鎖店，甚至予以抵制；

(2) 居民間的糾紛盡量不經由「差佬」處理，嘗試自行建立仲裁、調解的機制。另外，社區秩序由民間自發的組織維持，架空「差佬」；

(3) 強化鄰舍之間守望相助的精神。

細心閱讀香港歷史，上述種種無不是麥當奴 (Sir 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 年代本地華人用以對付英治香港政府的抗爭手段 (當時，本地華人先後透過「文武廟」、更練團的成立迫使港府聽取他們的意見，甚至對他們進行「行政吸納」)。

當各個社區逐漸邁向「自治」，港共權力被架空，他朝 689 及其垃圾官僚落區，當地居民大可以不屑一顧。適逢中共崩潰的話，按照中共內部權鬥不斷，解放軍不一定支持北方匪國，而可能隨時變成效忠香港。689 因失去靠山而黯然下台，但臨時政府很大機會仍是承襲自今天的特區政府，只是上層官員可能出現若干的變動。至於其他制度、《基本法》，則暫時維持不變。如斯情況之下，港府不復仰中共的鼻息，美國又來不及出手干預，港府要維持有效管治，就不得不聽從香港人的意見，甚至要重新進行若干的「行政吸納」。這個時候，倘若各個社區越能「自治」(最好發展至港府想插手料理也無從展開)，港府就越需要開出優厚的條件以進行吸納 (如修改《基本法》、《公安條例》)。屆時，香港人即可以從政府手上爭取到最多的權益。方氏稱之為「利用社區來包圍政府」。

在各種救港方案尚無實現的可能之下，與其高談闊論、遊行集會、唱歌拍手掌，不如藉著區選以進行「在地抗爭」，這是比較務實、可行的一個行動選項。

哲人墮落，淪為小丑

前言

1949 年神州淪陷，擅長邏輯分析的馮友蘭曾經去信毛澤東，表達投誠意向。真想不到六十多年後，同樣擅長邏分析的李天命竟然在《明報》網上論壇發表「敬共」言論，重蹈歷史的覆轍！

筆者過去曾撰＜對李天命言論的一番疏解＞，從語理、邏輯分析的角度力證李氏的言論沒有問題。然而，語理、邏輯分析無誤是一回事，道德良知有否被埋沒又是另一回事。今天李氏大放厥辭，公開嘲笑「港獨」支持者，正面評價中共的施政，凡此種種，俱為「放失本心」(孟子語) 的鐵證！本文現在嘗試對李氏發表的言論逐一予以批駁，以彰顯李氏為人如何墮落。

對李氏言論的批駁

(1)

李天命：

我不親共，但頗敬共，同時敬而遠之。

筆者按：

敢問中共歷屆領導人有什麼值得「敬重」、「敬仰」或「敬畏」？彼不見老毛的淫亂放蕩、老鄧的殺人如麻、老江的視財如命、老習的剷除異己乎？又「敬而遠之」乃孔子針對鬼神的不可知而言，中共之種種醜態，彰彰明甚，李氏「敬而遠之」不是有點自欺欺人麼？

(2)

李天命：

拙目所見，此地的政客有的蠢有的不一定算蠢，全都或近乎全都自私自利各懹鬼胎，無一有政治智慧。

筆者按：

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試觀黃毓民始終如一批判泛民主派出賣香港人的權益、鞭撻媚共賣港的官員，其何嘗「自私自利各懹鬼胎」？又「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切中時弊而具體可行，李氏「此地的政客......無一有政治智慧」怎能成立？

(3)

李天命：

泛民和建制派比較的話，泛民的「蠢度」似乎低過建制派的，建制派的「怨度」肯定低過泛民的。

筆者按：

敢問曾鈺成主席的智力真的不及泛民麼？泛民事事與港共對著幹真是為了「私怨」，而不是為了下屆立法會的選票麼？

(4)

李天命：

遇到日寇侵華的時候，許多許多人都敢於壯烈犧牲。

東方之珠的「勇武」之士有沒有這種膽氣？

筆者按：

這是以猜想代替觀察！彼不見去年 928 示威者之視死如歸麼？旺角佔領區年青戰士之「打掉牙，和血吞」麼？況且，大型佔領結束還未滿一年，民氣仍有待恢復，「勇武」之士未有勇武表現，這是可以理解的。彼憑什麼一口咬定東方之珠的「勇武」之士沒有壯烈犧牲的胸懷？這只怕更多是老年人畏縮、保守、怕死心態的投射。

(5)

李天命：

縱使有(事實上沒有吧)，中央吃軟不吃硬，東珠能夠獨立的概率為 0。

只消截斷供水，能靠東珠「勇武」之士的口水來維持生命？

筆者按：

首先，按照陳雲「城邦建國」的進路，香港從來不需要全面爭取獨立。加上恢復香港的「實然主權」有利中共洗黑錢和將家眷轉移外地，中共何嘗不會接受？

其次，退一步，即使港人真的爭取全面獨立，李天命的質疑只是反證「先歸英，後獨立」更為合理，卻無法證明爭取獨立是不切實際的、不可行的。斷水斷糧即可令香港死亡？不然。倘若港人「歸英」信心堅決，手持米字旗、歷屆港督照片哭崩英國領事館，以香港持有 BNO 人數之多，英國必不能坐視不理，而需要作出適度的介入。屆時，英國作為一中間人，協助香港與英聯邦諸國建立臨時貿易合作關係，令英聯邦諸國向香港提供急需的糧水和物資，並派出海軍保護海上航道，確保糧食、物資安全抵港。問題即可被解決。李氏何需「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6)

李天命：

政治是很無情很現實的東東，贈送 8 個字給天真可愛的政治 BB 吧，那是我 (年前) 在本網站所貼的一句：【政治對決決於實力。】

筆者按：

政治 BB 雖然天真可愛，但更有理想、鬥志。

僅憑一句「政治對決決於實力」，足見彼分不清「政治的應然 / 實然」。政治現實可以很無情，但它不應該如此，它需要改變，這是政治道德的要求。我們的政治 BB 現在就是要「挽狂瀾於既倒」，這不是一個愚昧的老人可以明白的。

(7)

李天命：

現時那些排外的「政治青少年」則認為這顆東方之珠是他們的，由他們打造出來的。

筆者按：

首先，「政治青少年」真的如此認為嗎？其次，「政治青少年」更多是希望維持上一代辛苦建立的基業於不墮，這是竊奪上一代的果實嗎？抑或只是對上一代人的尊重？

(8)

李天命：

從開國初期跳到鄧以平民身份指導大方向兼定立大決策再到江、胡、尤其習…，是近代以來國家最興旺的時期。

筆者按：

原來李氏遺忘了 89 年的「六四慘案」，對內地鬼城處處、連環爆炸、以武力控制股票市場運作更是充耳不聞。難怪他會得出「近代以來國家最興旺的時期」的歪論！

(9)

李天命：

這個超過 13 億人口的大國，綜合國力世界排名第 2。

如果美中發生核戰，美國可以摧毀中國 n(n>1) 次，中國可以摧毀美國 1 次。結果同歸於盡。這個格局使得雙方無一膽敢發起核戰。在這樣的「小衝突有，大戰不敢有」的形勢中，美國不久將不再是世界第一強國。

筆者按：

李氏此言差矣！

早於 2011 年，美國已高調宣佈「重返亞太」戰略，透過加強與日本、台灣、菲律賓等國的合作，重建「第一島鏈」，以牽制軍力日益坐大的中共。美國後來雖因與中國有經貿合作關係而緩和了軍事上的劍拔弩張，但美國對中國的戒備、防範其實並未消除。

反觀中國，經濟頻臨崩潰，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楊中美於《中國即將開戰：中國新軍國主義崛起》中更援引 2012 年中共軍方的一篇戰略形勢報告。報告裡特別強調，「未來的南海一戰，將是中國作為大國崛起不可避免的一次戰爭洗禮。但是，這個戰略機遇只有三至五年，稍縱即逝，中共黨軍必須牢牢把握這個攸關中國崛起和命運的戰略機遇」(頁 17)。美中果真「無一膽敢發起核戰」？這是過分樂觀的孩童夢話吧！

結語

一代著名哲學家，落得如斯下場，不禁令人想起《詩經》一番告誡：「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李天命讀哲學而未能將哲學融入生命之中，相信牟宗三先生 (李天命的老師) 在天有靈，不禁會搖頭嘆息，繼而破口大罵。

補助風波

1873 年 (堅尼地已然出任港督)，香港發生了一場有關宗教教育的爭議，此一爭議主要源自「補助書館計劃」(Grant-in-Aid Scheme) 的實施。

補助計劃，引發爭議

史釗域 (Frederick Stewart) 於 1865 年 6 月 30 日正式出任「教育司署」首長。上任初期，由於人手、資源的缺乏 (這和港府當時並未將推動教育作為首要施政目標有關)，史釗域實際上負責了「教育司署」所有的事務。1868 年，他率先向港府提出資助本地私塾教師薪金的計劃，卻因私塾質素參差不齊 (一說文化差異)，計劃最終作罷。然而，史釗域並未為此氣餒，於 1873 年成功說服港府推出「補助書館計劃」。自此以後，所有符合政府條例的學校皆可獲得港府撥款資助。

不過，史釗域草撰的《補助則例》(以下簡稱《則例》) 替計劃添上了障礙。事緣港府當時主張宗教應從教育中分離 (此乃受到「世俗主義」的影響)，而史釗域亦是「一位非宗教教育的推動者，他認為權力不應用來干預人們的信仰，而政府的責任是提供教育，而非進行傳教工作。他認為基督教教育和非宗教教育應該成為香港的兩種不同教育模式」(夏其龍語)，《則例》遂出現一些不利教會透過學校教育傳道的條款，例如：受資助學校平均有不少於 20 名學生出席、每日提供不少於 4 小時的非宗教課程，結果惹起宗教界的強烈不滿。

奮力抗爭，挑戰政府

在眾多宗教團體之中，羅馬天主教教會的反對聲音可謂最為強烈。這從所有天主教學校俱在 1873 年退出「補助書館計劃」可見一斑。

至於非天主教的宗派人士，聖公會的柯爾福主教 (Bishop Charles Richard Alford) 早於 1869 年已經批評港府的教育系統「沒有上帝」(godless)。他又指出，當所有學校都教授《聖經》時，學生的人數自然會更多，暗示《則例》的要求根本自相矛盾，為難學校。

儘管史釗域多次重申「非宗教教育純粹是對宗教教育採取不干預的態度，但同時尊重所有人的宗教信念」，反對人士仍然認為「宗教應該滲透在每個人日常生活的所有行為中，宗教與教育不可分開」。雙方為此爭持不下。

見解迥異，爭議淵源

其實，史釗域 / 港府之所以與宗派人士發生嚴重衝突，主要由於彼此對「教育」、「個人選擇自由」的見解不同。

史釗域 / 港府將「教育」視為培養現代「國家公民」(citizen) 的事業。作為現代「國家公民」，文字的掌握、語言的運用、知識的累積遠比個人價值信仰的建立來得重要。故此，它規定所有受資助學校每日必須提供不少於 4 小時的非宗教課程。至於宗教教育，因價值信仰並不是每個「國家公民」所必然需要具備的，「國家公民」可以享有選擇「無神論」的自由，它自然被置於 4 小時非宗教課程之前或之後。

宗派人士卻將「教育」視為培養新一代完美人格的事業。完美人格的塑造，不能離開日常對《聖經》道理的聽講與踐行。文字的掌握、語言的運用、知識的累積，皆屬旁枝，並非主幹。他們因此反對特別設置非宗教課程。又在他們眼中，個人選擇並非至高無上，必須受到價值信仰的指導與規範，其於是反對將宗教教育置於 4 小時非宗教課程之前或之後，對政府寸步不讓。

結語

雙方爭持的局面直至 1877 年才出現轉機。新上任的港督軒尼斯 (Sir John Pope Hennessy) 是一名天主教徒，在天主教高主教 (Bishop Raimondi) 的游說下，《則例》要求受資助學校提供不少於 4 小時非宗教課程的條款被刪除。天主教會、聖公會創辦的學校未幾相繼加入資助計劃，爭議正式告一段落。

「補助書館計劃」無疑鼓勵了教會在香港辦學，造就了資助學校 (或稱津貼學校) 的發展。

今天香港一方面有無數虔誠的天主教、基督教徒，一方面仍有不少人重視傳統的風俗、民間的信仰，這與港府過去獨特的教育安排 (傾向「世俗主義」，但又不阻止宗教團體透過辦學傳道) 有密切關係。

[主要參考資料]

1. 夏其龍，《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 - 1894 (中文版)》。

2. 葉國華，《維港故事：獨掌難鳴》。

3. Anthony Sweeting.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Fact and Opinion.

士人抗爭，注定徒勞

面對校委會無理否決對陳文敏的任命，港大師生先後發起「黑衣遊行」、大型集會以表達內心的憤怒和不滿，卻無功而還，令人惋惜。

陳雲曾批評「黑衣遊行」中的港大師生有「妾婦之態」。至於大型集會，「學苑」前副總編輯陳雅明在面書上說：

臨近集會尾聲，台上有個校友發表激昂演說，人群又舉手又拍掌。

突然，站在我隔離的中年西裝男對友人說：「去食拉面定譚仔好？」

但，我沒有怪他。

大會的性質一目了然，與往年金鐘佔領區的集會無異，一貫的「和理非非」，然後唱歌離場。一年前血的歷練，彷彿從來沒有發生過。

不過，這也難怪。畢竟莘莘學子「過五關，斬六將」考入香港最著名學府，為的仍是一己未來之利祿。像馮敬恩一類的學生 (將公義凌駕於個人利益的學生) 在香港可謂碩果僅存，更遑論世上有僱主具備郭兆明博士的識見。學生有了「被趕出校」的顧慮，他們自然不敢和校方對著幹。即使對著幹，也只敢用廉價、無傷大雅的方式。穿著學士袍在校園內遊行，一不違反校規，二不觸犯法例，便宜之至，何樂而不為？

學生尚且如此，對於擁有家庭負擔、崇隆地位的專家學者而言，他們更不能承受因激烈抗爭而帶來的「被撤職」、「被解僱」。或許發起遊行、舉辦嘉年華式的集會已經是他們最忿怒的表現了。這是港大的悲哀！

港大師生的無能，勢必促使 689 變本加厲，「院校自主」蕩然無存。所謂「罷課罷教」以施壓，根本是雕蟲小技，不願參與的師生人數可想而知。

如此看來，要有效捍衛港大的自主，甚至香港的核心價值，真的需要「靠特異人士」(90 年代歌曲「皇后大道東」的歌詞)。何謂「特異人士」？懂得選擇及部署攻守陣地、不怕違法、擁有適切武備及勇武態度的行動者 (孫中山常用的黑道中人、湖北新軍、毛澤東喜歡巴結的地方土匪，俱為「特異人士」的典型例子)。

為求議席，放失本心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以「公投自決」作為日後社運抗爭的目標，卻刻意懸擱了對「香港民族」的肯定與闡述，只知重申其一貫秉持的「大中華」立場，這是一著「惡毒」而「巧妙」的選舉部署。

眾所周知，「公投自決」之所以要爭取，源於「香港民族」希望選擇一條最合適的出路 (如「城邦建國」、「直接獨立」、「歸英自治」) 以捍衛自己的生存空間、香港固有的政經制度和核心價值。而今時今日，大力摧毀港人 (特別是年青一代) 生存空間、香港固有的政經制度和核心價值者，正是手持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媚共賣港」之徒和大陸新「夷」民 (不願接受、鄙視香港歷史和文化的大陸新移民)。倘若港人依照黃之鋒所訂下的抗爭路線走，不先清楚界定「香港民族」，按現時「普教中」的雷厲風行、跨境學童滲雜各區小學，不出數年，香港人口即被換血，「香港民族」名存實亡，為「新香港人」所竊據。屆時，即使香港因中共倒台而有「公投自決」的機會，這只是為「新香港人」作嫁衣裳 (協助「新香港人」實現自治)，於原來的「香港民族」有何益處？他們早已被邊緣化、少數化了！從這一層面看，黃之鋒的部署顯然非常「惡毒」。

不過，話分兩頭，從安排「學民思潮」成員 (包括黃之鋒本人) 順利擠身議會、盤踞議會而言，這一著卻是異常的「巧妙」。首先，「香港民族」的懸而未決，容易吸引眾多自稱是「香港人」、擁有公投權利的大陸新移民支持 (這些新移民未必深受香港的歷史、文化薰陶，只是純粹為了爭取自己應得的權利而支持)。其次，「大中華」立場、「抗共」齊頭並進，可以招納香港原來中、老年人的選票。其三，寡頭的「公投自決」，與港大「學苑」《香港民族論》提倡的「命運自決」有形相上的類似，能夠騙取未認真了解「公民民族論」而又不喜歡中共的年青人的信賴。

由於黃之鋒有以上一番盤算，其遂可以大言不慚地說：「自信入到立法會，唔駛懶謙卑」。他卻似乎忘記了當初出來「反國教」是為了拯救香港，而不是為了個人一己之成敗得失。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這正是黃之鋒今日的寫照。

晚年失「智」，純屬誤解

李天命的言論，激起本土派如陳雅明、傲將軍等人的連番攻擊，泛民區諾軒近日亦加入戰團，齊聲指責李氏「變質」、「智力衰退」。然而，李氏之評果真有誤？倘若有誤，誤在何處？筆者現在冒天下之大不諱，略為指陳，還望各位認真思考。

疏解李氏對陳文敏的批評

(一)

陳文敏：

近日左派報章藉教資會的研究報告對港大法律學院和我自己作瘋狂式的攻擊。

李天命：

文章一開頭第一句便溢出了氣急敗壞之情。

個中要害，看來在於「對……我自己作瘋狂式的攻擊」。

其實這個「我自己」只消無懈可擊的話，便該智珠在握而氣定神閑的。

筆者案：

語言有兩類：客觀論理的語言、主觀抒情的語言。「瘋狂式的攻擊」中的「瘋狂式」其實既不可被化約成攻擊頻率上的「多」，亦不可被化約成狠毒言詞上的「多」。因攻擊頻率上的「多」、狠毒言詞上的「多」不一定就是「瘋狂」 (對被虐狂來說，「瘋狂」可能有另一種界定)。換言之，「瘋狂式的攻擊」如何「瘋狂」，第三者根本不能了解，只有陳文敏自己感受到。如是，「瘋狂式的攻擊」明顯是表達主觀感受的語言。加上「對……我自己」，這是一佐證，反映「瘋狂式的攻擊」確是表達主觀感受的語言。陳文敏的情感未必是「氣急敗壞」，但其文章一開頭第一句便溢出了情感，這是非常清楚的，因為他用的正是主觀抒情的語言。

(二)

陳文敏：

原因之一是傳聞我可能出任大學副校長一職。

李天命：

去回應對方批評的話，那就構成了訴諸動機的謬誤了。

設使在學術界，有愚奸者被批，因而升職受阻。其支持者於是策動人海戰術或卒海戰術，企圖迫使愚奸者的上頭 (有權議定愚奸者能否升職) 放生愚奸者。

筆者案：

區諾軒、傲將軍認為李氏「雙重標準」，這其實要先看清楚李氏話語的性質。

倘若李氏的話只是陳述一個「猜測」，不是論證的一部份，李氏的話並不宜被批評為犯了訴諸動機的謬誤。李氏的話要犯訴諸動機的謬誤，除非他進一步憑此「猜測」論證陳文敏的說法不合理。然而，我們不能確定李氏的話是在進行論證。

(三)

陳文敏：

大學任命副校長本是大學的內政，左派報章以這種批鬥的方法向大學施加壓力，已屬嚴重干預院校自主，影響的不只是港大而是所有大學的自主。

李天命：

(a) 所謂的『批鬥』，與『批判』有何分別？是否你對別人的批評就叫做『批判』，別人對你的批評則叫做『批鬥』？

(b) 此地多間大學均靠納稅人的稅款支撐的吧？報章不能評論大學任命副校長的事宜嗎？一提出評論就是「嚴重干預院校自主，影響的不只是港大而是所有大學的自主」？

(c) 你的說法 (指報章「嚴重干預院校自主」) 豈非嚴重得多？——那就是嚴重干預言論自由——須知院校自主主要只關乎院校小眾，言論自由則廣泛關乎社會大眾。

筆者案：

先回應 (a)。

「批鬥」、「批判」的分別在於：「批鬥」是率先預設有一被鬥的對象，再而羅織種種證據以鬥倒這一對象。「批判」則是先從各方面收集及審視一些證據，再而按照這些證據批評該被批評的人。

用於陳文敏的言論上，除非他有非常堅實的證據證明左派報章一早已將他視為鬥倒的對象，否則他不應用「批鬥」來形容左派報章的施壓，而只需說「左派報章連番向大學施加壓力」即可。

至於李氏「是否你對別人的批評就叫做『批判』，別人對你的批評則叫做『批鬥』？」，其用意只是提醒陳氏釐清「批鬥」、「批判」的確切意義，避免雙重標準。

再回應 (b)。

李氏的見解其實可被建構如下。

1. 大學的營運 (部份) 需要依賴納稅人的稅款。納稅人因此有權利知道大學內部的運作 / 主要大事。而報章的不同評論是納稅人知道大學內部運作 / 主要大事的其中一個渠道。故此，報章的不同評論應該談及大學內部運作 / 主要大事，而這些評論應該被允許。

2. 「嚴重干預院校自主」是需要涉及具體行動的 (如安插爪牙左右某人被選出)。基於左報的施壓不一定是「批鬥」，而左報主要利用文字言辭施壓，則左報的施壓並未體現為具體的行動。因此，陳氏批評左報的施壓「嚴重干預院校自主，影響的不只是港大而是所有大學的自主」是言過其實。

對於 1，我相信沒有人會有異議。即使一篇歪曲了的評論，一定程度上也能引領讀者進一步追尋事情的真相，間接推動他了解大學內部的運作 / 主要大事 (當然讀者懶於閱讀不同來源的資料除外)。

至於 2，可以批評李氏的地方在於：左報的施壓是否並未體現為具體的行動？或者準確些說，左報當然只是口誅筆伐，但共產黨呢？港共政府呢？事實上，港大校委會的人士多數和 689 有關，則共產黨 / 港共政府極有可能已用具體的行動摧毀港大的院校自主，但這只證明「共產黨 / 港共向大學施加壓力，已屬嚴重干預院校自主，影響的不只是港大而是所有大學的自主」合理，不表示陳氏「左派報章以這種批鬥的方法向大學施加壓力，已屬嚴重干預院校自主，影響的不只是港大而是所有大學的自主」能夠成立。

再回應 (c)。

倘若上述分析無誤，陳氏「左派報章以這種批鬥的方法向大學施加壓力，已屬嚴重干預院校自主，影響的不只是港大而是所有大學的自主」其實並不成立。然而，陳氏的說法卻引申出一個後果：凡用文字言辭議論大學內部的運作 / 主要大事，俱有被貫以「批鬥」封號的可能。而這必然引致部份傳媒卻步，避免報導大學事宜，以防「中招」，變相造成「自我審查」，影響「言論自由」。李氏云「院校自主主要只關乎院校小眾」未必準確，但「你的說法 (指報章「嚴重干預院校自主」) 豈非嚴重得多？——那就是嚴重干預言論自由」卻是有道理的。

(四)

陳文敏：

對敢言的學者的打壓，更是企圖壓制言論，侵害香港的核心價值。

李天命：

自命為「敢言的學者」不等於是敢言的學者。

批評某個學者不等於「打壓」那個學者。

批評港地某個學者不等於「企圖壓制港地的言論」。

從港地某個自命敢言的學者被批評一跳就跳到『企圖壓制言論，侵害香港的核心價值』，這樣子的遠距彈跳，恰恰犯了上綱作大的謬誤。

筆者案：

網民傲將軍認為「自命為『敢言的學者』不等於是敢言的學者」的句式簡直係「呀媽係女人，說了等於沒說，為批評而批評」。這批評不準確。須知世上有一種情況：某些人利用大眾「名必符實」的預期，大肆標榜自己如何有道德、有勇氣，藉此煽惑群眾，挪取利益。泛民、雙學正是此類人也。為了令大眾不受人惑，破除大眾「名必符實」的預期是必須的，「自命為『敢言的學者』不等於是敢言的學者」正是一種點撥的手段。不作此一點撥，大眾未必能夠覺悟「名」不一定合符「實」。

又如上所述，左報的施壓主要是來自文字評論，真正採取行動的很大可能是共產黨。陳氏「對敢言的學者的打壓，更是企圖壓制言論，侵害香港的核心價值」一語，順其文理而看，當是針對左報來說。「打壓」需要涉及具體行動，如迫令退職、萬人指罵、強逼認錯之類。「企圖壓制言論」則需要涉及對發言者的具體干預，包括：封鎖他發表文章的面書戶口、不許他上網絡各大平台等。左報似乎沒有如斯能耐可做出上述的事情，共產黨卻有。倘若陳氏「對敢言的學者的打壓，更是企圖壓制言論，侵害香港的核心價值」一語用在針對共產黨 / 港共政府，這絕對沒有問題，但用在左報上，就不太合適了 (傲將軍說「作為傳媒的報章，有所謂第四權，對機構 / 個人造成輿論壓力」，這其實並非必然成立，有些機構 / 個人不受傳媒左右，特立獨行，輿論未必會構成壓力，更遑論產生「打壓」)。

至於「從港地某個自命敢言的學者被批評一跳就跳到『企圖壓制言論，侵害香港的核心價值』，這樣子的遠距彈跳，恰恰犯了上綱作大的謬誤」，這是退一步的思考，不表示直斥陳文敏為「自命敢言的學者」。而邏輯上，即使一個學者被當權者嚴打，這亦不能作為一個充分的理據可推出「香港全體的言論自由已經喪失」，否則這是犯了「以偏蓋全」的謬誤 (當然，陳氏可以說這不是一個推論，只是「一葉知秋」的文學式抒發，此則另作別論)。

疏解李氏對馮敬恩的批評

(一)

馮敬恩：

若自己說謊，就不構成泄密，若指摘他泄密，則是肯定了他講的內容屬實。

李天命：

據說正常人從小孩子開始就會說謊。說謊的「高手」無不懂得真假夾雜的謊言比起全部都假的謊言往往更容易騙人。*大*話*精*馮*敬*恩*只消真假夾雜，就完全可以既說了謊又構成了泄密。

筆者案：

馮敬恩的講法成立，前設是「說謊的人一定說和事實不符的話」。李氏只是認為這一前設和我們的日常體驗不符，並非正面指責馮敬恩是大話精。

(二)

馮敬恩：

公開披露內容，最大的後果是退學，「校委手冊都無寫明如何懲罰違反保密原則，我唯有估計學校懲罰可能都由學籍入手」。

李天命：

評估過最大的後果是退學？不太輕佻乎？試想想諸如此類的順口溜吧：

馮敬恩，無句真。
大話精，說摘星。
人無信，不可信。
凡交往，必騙盡。

這類順口溜一出，今後還會有多少人放心與馮敬恩推心置腹交朋友呢？將來還會有多少人放心聘用他呢？

筆者案：

這是寓告誡於開玩笑中，非無意義也。從馮氏一人的眼光看，最大的後果誠然是退學。可是，在無數「港豬」的眼中，順口溜果真純屬無稽？還是道出了年青人不知曉的社會實相？據此，李氏苦口婆心，何錯之有？

結語

花了如此篇幅寫一長文，旨在讓各位 (特別是本土派) 了解清楚李氏的觀點和用心，避免不必要的謾罵 (儘管李氏應該毫不介意)。

誠然，李氏選擇於此時批評陳文敏和馮敬恩，道德人格上或有所缺失，但道德人格的缺失不代表理性思辯上的愚鈍，議者混為一談，譏笑李氏「年齡、智力成反比」、「晚年失『智』」，這是不能成立的。

又陳文鴻、文匯報先後引用李氏之說妖言惑眾，心腸歹毒者，不是另有其人麼？

堅尼地接任

1872 年 4 月 16 日，麥當奴期滿卸任，由堅尼地 (Sir Arthur Edward Kennedy，1809 - 1883) 接任「香港總督」。

「香港造幣廠」的設立

在簡單介紹堅尼地的生平之前，我們不妨回顧一下「香港造幣廠」的事跡。這也是麥當奴政績的一部份。

且說第五任港督羅便臣於 1863 年 4 月宣佈發行港幣。港幣初時主要在英國鑄造，運送頗為不便。立法局於是在 1864 年通過第二號條例，建議創辦「香港造幣廠」。歷經兩年多的籌備，廠址最後選在銅鑼灣京士頓街與加寧街交界，耗費高達 40 萬元。

1866 年 5 月 7 日上午 11 時，港督麥當奴主持「香港造幣廠」的揭幕禮。根據張連興引述，「廠裡的機器設備固然要向英國訂購，就連廠裡的職員也要由英國國內聘請，並用英鎊支付薪金，因而廠子的常年經費支付達七八萬元」。10 月 2 日，英國核准「香港造幣廠」鑄造一文、一仙、五仙、一毫、二毫、五毫及一元硬幣。次年 1 月 20 日，麥當奴公開有關消息，並全面執行。

開業初期，「香港造幣廠」一度為市民免費代鎔五千安士以上的舊銀元，鑄造新的通用銀幣。1866 年 6 月，第一批在香港鑄造的銀幣正式面世。

不過，礙於連年虧蝕，「香港造幣廠」於 1868 年 6 月停辦。廠房未幾被怡和洋行收購，改建成糖廠，主要生產白糖 (當日廠房的位置，即是今天的「糖街」)。至於造幣的機器，則一概轉售到日本。這些機器後來解決了日本人開設「大阪造幣廠」時需要機器的問題，間接推動日本的幣制改革。

「香港造幣廠」最終令港府累積虧蝕 34 萬港元。造幣廠結業後，港幣恢復在英國鑄造。

堅尼地傳略

和麥當奴一樣，堅尼地也是愛爾蘭人。他在 1809 年 4 月 5 日出生於唐郡 (County Down)。童蒙時期，堅尼地主要受教於私人導師 (private tutor)。1823 - 24 年，他有幸進入都柏林聖三一大學 (Trinity College, Dublin) 就讀。在此，他認識了麥當奴。

畢業後，堅尼地加入英國陸軍 (British Army)。他先在 1827 年 8 月 15 日晉升為步兵第 11 團 (11th Regiment of Foot) 少尉 (Ensign)，繼而於科孚島 (Corfu)、英屬北美 (British North America) 等地服務 (1837 年以前在科孚島；1838 - 1839 年、1841 - 1844 年在英屬北美)。1846 年，堅尼地結束軍旅生涯，返回愛爾蘭。

適逢愛爾蘭當時爆發「馬鈴薯飢荒」(Potato Famine)，堅尼地遂奉命協助克萊爾郡 (County Clare) 受影響的居民擺脫窮困的境況。期間，他一度為居民的慘狀所震撼，且與當地的地主意見不合。1851 年，大飢荒結束，堅尼地毅然投考殖民地官員的職位，獲得接納。

堅尼地首先被安排出任岡比亞 (The Gambia) 總督，再而成為塞拉利昂 (Sierra Leone) 總督。在任兩年，他推行了各項行政改革，以消弭官員貪污、政府無能等問題。1854 年，堅尼地轉往西澳大利亞 (Western Australia) 出任總督。專斷的處事作風 (與當地強烈的行政主導傳統有關) 引發當地居民不滿，紛紛對他貫以「暴君」的稱號。儘管西澳大利亞在他的管治下蓬勃發展 (西澳大利亞乃英國流放囚犯的地方，倫敦政府為此提供了大筆款項，間接促進西澳大利亞的繁盛)，這無助消解主流民意對他的攻擊。終於，堅尼地在 1862 年辭去總督一職，黯然下台 (弔詭的是，他竟被殖民地部視為「最佳總督」)。

直至 1863 年 7 月，堅尼地才重新被起用為溫哥華島 (Vancouver Island) 總督。然而，此時的溫哥華島，地位逐漸變得微不足道 (這是英屬哥倫比亞即將成立的副作用)。堅尼地被投閒置散，意興闌珊，加上當地立法會意圖挑戰其行政權力、經濟大蕭條的拖累，他卒之在 1866 年 10 月於一片責難聲音下離任。

不久，堅尼地前往西非 (West Africa) 出任總督。1872 年，他接替麥當奴，成為香港第七任總督。

香港政府面對的挑戰

麥當奴卸任港督後退休。自此以後，他與夫人遊遍意大利和法國，不復涉足政壇事務。1881 年 2 月 5 日，麥當奴逝世，未有子嗣。

麥當奴離港時，華人的社會、經濟實力已然抬頭，「如何有效地爭取華人的支持？」是香港政府必須面對的一大難題。另外，警隊質素每下愈況，貪污成風，「如何改善警隊質素？」亦是港府急需解決的一大問題。至於「開放賭禁」所帶來對香港商業的不良影響、嚴重的財政赤字，更是港府不得不著手處理的。

結語

堅尼地是一名失意的殖民地官員，此一際遇使得他以香港為家。又堅尼地擁有豐富的殖民地經驗，這亦令他有足夠條件解決港府所面對的問題。

97 主權移交後，行政長官只知北望神州，且缺乏具體的管治經驗。香港今天步向衰亡，並非無跡可尋。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鍾寶賢，《商城故事 - 銅鑼灣百年變遷》。